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馀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比革特，其东都也）〉。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仇。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乾隆初，印度上酋约佛兰西、荷兰二国，合拒英夷，连兵数载，始分东印度属英夷，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立市埠，此各国之形也。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此机之可乘者三；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反误伤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自携能汉语之一僧，请屏去通使，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必能折服，不致无厌之求。倘英夷不从，亦可借词与之交兵，乃自正月与大帅晤商，始则不许代奏，及奏又支离其词，反以叵测疑佛兰西，延至六月，闻浙江奏请款抚，始许其行。时英夷兵船，已深入长江犯江宁，于是佛兰西船驶至上海，请我舟导其入江，而上海官吏，又往返申请稽时。迨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事已定数日，尽饱溪壑，佛兰西怅然而返，此机之可乘者四。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问曰，既款之后如之何？曰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陈国朝前事：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考东中二印度，据于英夷，其南印度，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有荷兰埠，有吕宋埠，有葡萄亚埠，有佛兰西埠，有弥利坚埠，有英吉利埠。每一埠地，各广数百里，此疆彼界，各不相谋。各埠中皆有造船之厂，有造火器之局，并鬻船鬻炮于他国，亦时以兵船货船，出租于他国。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帆起舵，嗟咄立办。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造则争速，驶又争速，终年营造，光烛天，声殷地。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驳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英夷有军器之趸船，每艘值银二万馀员，大兵船三桅者每艘值银四万员，见澳门新闻纸。凡侈言每艘需十万金者皆妄也。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果仅费银万九千两）〉。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每艘配兵三百人，计百艘可配三万人〈（靖逆将军弈山，奏夷三桅大兵船三百人，二桅中号兵船二百馀人，火轮船八九十人，杉板船大者六七十人，小者二三十人）〉。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不增一饷一兵，而但裁并冗滥之兵饷，此其章程可推广者，尚有六焉：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如内地锺表，亦可以定时刻，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即可自行改造，一也〈（夷艘例二十五年一修）〉；有铸造之局，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不致以昂价赝物受欺，二也；沙角大角，既有船厂火器局，许其建洋楼，置炮台，如澳门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嘉庆中澳夷曾备兵船二，英夷备兵船四，愿助剿海盗，今更得佛、弥二夷效顺，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守在四夷，折冲万里，三也；鸦片趸船，敢于蔓延者，欺我水师之不敢攻剿，今水师整饬，鸦烟自不敢来，纹银自不透漏，以用财为节财，四也；官设水师米艇，每艘官价四千，已仅洋艘五分之一，层层扣蚀，到工又不及一半〈（靖逆将军弈山奏言，水师例修之船新造二只覆以藤棉，加以牛皮，外施鱼网七层，演试千斤之炮，打穿两面，不能适用）〉。今制海舰，不拘例价，若不善立章程，则将来修造之期，必然有名无实。考洋艘所以坚固，皆由驶犯风涛，遄行万里。令官艘终岁停泊，会哨徒有具文，自后即无事之期，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天津闽广则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江浙则各护苏、松、杭、嘉、湖之米，凡承造之人，即皆驾驶之人。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凡水师提镇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其副将参游以下，入京引见，或附海运之舟北上，总禁由陆，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惟不许承办船工，五也；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专以弓马技勇，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西洋则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昔李长庚剿海贼，皆身自持柁，虽老于操舟者不及，故知水师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六也。
天下有不可强者三：有其人，无其财，一难也；有其财，无其人，二难也；有其人，有其财，无其材〈（谓材料）〉，三难也。自用兵以来，所糜费数千万，计出其十之一二，以整武备有馀，则财非不足明矣。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与官吏所肥蠹，起家不赀，其费皆出自鸦片，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则财又非不足明矣。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馀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罗针始自中国，见《华事夷言》）〉。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是人才非不足明矣。船桅船舱，所需铁力之木，油木櫶木柿木，皆产自两广，蓬帆浸以晋石，火不能焚，出自山西。火药配以石油，得水愈炽，出自甘肃〈（关外玉门县赤金卫迤南之石油河，本年二月陕甘总督解至石油三千六百斤）〉。火箭参以江豚油，逆风更猛，出自四川。军符所下，旦夕可至。硝提数次而烟白，铁经百练而钢纯，皆与西洋无异，则材料又非不足明矣。飞炮火器，皆创自佛兰西，而英夷效之，以及船械相等之葡萄亚、荷兰、吕宋、弥利坚等国，皆仰我茶黄，贪我互市，欲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欲合各国以制一国，则如臂使指。诚欲整我戎行，但得一边才之两广总督，何事不可为哉？或曰：五十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一年而可集，百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二年而毕集，即其制造施用之法，以我兵匠学之，亦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是一二年后，已无铸造之事。尚远重修之期，更何局厂之设乎？曰：是何言也，夫西洋惟英吉利国兵船五百馀艘，佛兰西国兵船三百馀艘，盖为分守各国埠头而设。其馀各国战舰，亦各不过数十艘，而皆有船厂火器局，终年不息者，何哉？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西洋火轮舟之受数千石者，止为远越重洋，其在本国内河内港之火轮舟，皆不过受五百石至九百石而止。以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以驱王事，则北觐南旋，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员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员，下卒月饷银六员，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馀，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馀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与陆营相参，以万人分配战舰，可得三十馀艘。无事日，令出哨外洋，捕海盗，缉烟贩。有事寇在邻省，则连宗赴援，寇在本省，则分艘犄角，可以方行南海矣。或曰：粤洋绵长三千馀里，水师数万，尚虞不周。今裁汰大半，不弥形单寡乎？曰：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况水师外尚有本省绿营数万，何患其无兵分守。前年杨参赞有请水师改为陆兵之奏，吾谓不如并岸上之水师，为船上之水师，用力少而收效广。
问：西洋与西洋战，亦互有胜负，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亦何能保其必胜？曰：此为两客相攻言之，非为以客待主言之也。夫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以主待客，则主胜，攻劳守逸，请言其状。夫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即有战舰而使两客交哄于海中，则互争上风，尚有不能操券之势，若战舰战器相当，而又以主待客，则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舶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故历考西洋各国交兵，凡英吉利往攻弥利坚本国，则弥利坚胜；以英吉利往攻俄罗斯本国，则俄罗斯胜；若英吉利与各国互战于海中，无分主客，则舵师得上风者胜。
问曰：船厂火器局，设于粤东矣，其福建、上海、宁波、天津，亦将仿设乎，不仿设乎？战舰百艘，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造成之后，驶往各岸，无事纷设。盖专设一处，则技易精，纷设则不能尽精。专设则责成一手，纷设则不必皆得人。战舰既成以后，内地商艘仿造日广，则战艘不必增造。何者？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内地平时剿贼，尚动雇闽广商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舶，有事立雇，何难佐战舰之用。惟水师则必以闽广为主，而江浙为辅。何则？福建之役，夷船泊于南澳港，邓制军所募水勇，佯作商舟，乘无风攻之，夷艘甫觉，我水勇已逼其后艄，焚其帆索，伤其柁师水手，夷艘无风不能起碇，逼近不能开炮，且小舟外障湿幔，铳弹不能入。良久风起，夷船始遁。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粤东之役，官军方失利于城外，而我武举梁体群，夜以火舟三队，从穿鼻洋截攻其后，乘潮至虎门，横档夷船，甫开一炮，而我火舟已逼其后梢，火药舱轰发，两桅飞起空中，全艘俱毁。佛山义勇，又围截夷兵于龟冈炮台，绕出上风，纵毒烟以眯夷目，尽歼夷兵，并击破其应援之杉板舟，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靖逆将军奏言粤中水勇，以小舟八人荡桨，旋折如飞，将及夷炮所近之处，即覆舟入水，戴之而行，及至夷船，仍翻舟而上，以火球喷筒焚其帆索，得势即跃上夷船，不得势，即仍下水，覆舟而行，铳炮皆不能及，已募得二百馀人，此江浙所无也。夷船犯乍浦时，馀艘留踞镇海招宝山，有委员雇闽勇三百馀，以火舟易使贼觉，献策用大油篓，各装火药二百斤，载以小竹筏，以铁索拴筏四角，套于项颈，手扶篓筏，贴水潜行，远望不见，及至夷船后，潜挂柁上，火发轰烈，全船立毁。既而有尼之者，飞檄中止，此亦江浙所无也。此皆在无战舰之时，可用若是，况配入战舰，用其所长，外夷尚且畏之，岂他省所及？故江浙舟师宜专护海运，而闽粤舟师宜专剿海寇〈（汉口、瓜洲、钱塘江，亦有没水之人，能伏行江底，然每处仅二三十人，不能多也）〉。问：子于议守篇，专守内河，守近岸，使夷船夷炮失其所长，已可收安南创敌之功，则又何艘械之足学，而厂局之足设耶？曰：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其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观其初至也，以结怨之广东而不攻，继以结怨之厦门而不力攻，及突陷舟山，徘徊半载，而不敢深入，是犹未测内地之虚实，尚有所畏也。自广东主款撤防，破虎门，围省会，而夷始肆然无忌矣。再破厦门定海，驶入宁波，而益无忌矣。再破乍浦、宝山、上海驶入长江，而益无忌矣。使夷知内河有备，练水勇，备火舟，如广东初年之事，其肯深入死地哉？故广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江浙近年，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且夷兵舶五十艘，货船二十馀艘，火轮舟十艘，其闯入珠江，入甬江，入黄埔江者，皆不过兵舰七八艘，火轮二三艘，杉板小舟十馀而已。其馀仍寄碇大洋，即使歼其内河诸艇，而奇功不可屡邀，狡夷亦不肯再误。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夷船全帮数十艘，驶入者惟长江，江面虽狭于外洋，而倍阔于他港，夷艘散泊各岸，不聚一处，即用兀术之火攻，而天时风色难必，亦不过歼其三分之一，究恐有窜出大半之舰，则亦非追剿不可矣。苟夷畏我内河，专肆惊扰，声东击西，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夷攻江，则又调各省之兵以守江。即一省中，而有今日攻乍浦，明日攻吴淞，后日又回扰镇海，我兵又将杂然四出，应接不暇，安能处处得人，时时设备。况战舰火器，乃武备必需之物，二三百万，乃军需十分之一，何惮不为，而见轻于四夷。况有洋舰洋炮之后，亦非漫然浪战也。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而我之沿海腹地，既有战舰为外卫，则内河近岸，高枕无虞。所至接济策应，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是数十艘可当数百艘之用。况夷兵以大艘为身，以杉板小舟为四足，但多募渔舟快艇，专毁其杉板小舟，小舟尽则大舟亦可为我有，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幸可无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何以处之？则曰：“但禁内地吸食。”试问持议之人，果严禁内地吸食乎？则又曰：“宜缓不宜急，急之恐触外侮而生内变。”嗟乎！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子弟，匮我基业，败我教化，一朝绝不与通，攻门索斗，弇可调停者曰：“姑听其仍开博场，一日赌博，一日无事，百年赌博，百年无事，我产之耗不耗，勿计也，我业之完不完，勿计也，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勿计也。”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
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有之。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鸦片之入中国，亦自康熙始。初准以药材上税，乾隆三十年以前，岁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千馀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奉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始趸船不过四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可用火攻，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船，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之后，巡船水师受月规，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师报功，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湖丝价银六百五十九万员，茶叶价银千有四百万员，白矾、串珠、樟脑、桂皮、磁器、大黄、麝香、赤布、白糖、冰糖、雨伞，百二十二万六千员，共计英吉利船所购出广东之货，二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员；其入口者，棉花八百二十二万员〈（六十七万七千石）〉，洋米二十三万八千员〈（二十一万石）〉，大呢百五十五万员，羽纱四十万员，哔叽八十万员，羽缎五万员，洋布七十万员，棉纱七十三万员〈（千有八百石）〉。水银二十三万员〈（二千石）〉，锡二十九万五千员〈（万五千石）〉，铅八万九千员〈（万四千石）〉，铁四万八千员〈（万六千石）〉，硝七万五千员〈（共万石）〉，檀香、乌木、象牙、珍珠、胡椒、沙藤、槟榔、鱼翅、鱼肚、花巾、洋巾、计七十一万员，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员，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馀万员。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馀万员，乃是岁鸦片价银反出口二千二百万员，计销鸦片四万箱，此数之确然可考者。弥利坚国，是岁出口之货，绸缎价七百五十万员，茶叶五百十九万八千员〈（十二万馀石）〉，丝棉、葛布、磁器、席糖、五十七万九千员，共计千有三百二十七万七千员，入口洋货三百六十七万员〈（内有洋米八十六万员，洋布四十五万员，白银四十二万员，价最银）〉，计少银九百六十万员。何以不闻补银，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英夷所运者，印度鸦片，弥夷所运者，都鲁机鸦片）〉，他西洋诸国，出口入口者，约计二百万员，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员，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员，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员，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综计英夷所购出之货，莫大于茶，而湖丝次之，所售入中国之货，莫大于鸦片，而棉花次之，至大黄则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岁出洋大黄，不过值五万馀员〈（即俄罗斯市大黄归，亦仅用以染色，非用以治病，见松筠《绥服纪略》）〉，茶叶虽西洋所盛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以其本国皆饮白酒，不甚饮茶，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然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饮而甘之，国人饮者，岁增一岁。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馀万斤。及英夷公司散后，各商自运，销茶愈广。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馀万石，共价银千有四百馀万员。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馀石）〉。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佛兰西茶，沿途售与各国，其到本国者无几）〉，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惟俄罗斯由蒙古运往茶叶，岁六百四十馀万斤。是西洋之饮茶，亦犹中国人之吸鸦片，虽损益悬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使非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何以至是。今但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至今益以养痈为得计，此边患宜溯其源者一。
西洋互市广东者十馀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散商者，各出已赀，自运自售，利害皆一人独当之，其势专而散。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船炮，修河渠，占埠头，筑廛舍，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故必众力易擎，甚至借国王赀本以图之，故非公司不为功，及通市日久，垄断他商之路，挥霍公家之帑，费愈重利愈微，国计与民生两不利，则又惩公司流弊，而听散商自为之。以中国比例，公司如广东十三家洋行，而散商则如各省赴粤之客货也；公司如淮南盐法之滚总之整轮，而散商则如票盐如散轮也。道光十三年以前，粤东贸易，一出公司，其局初立于印度，继立于广东，初议公司止设三十年，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不肯散局，复以助本国兵饷为词，请再展三十年，而糜费开支，浮冒干没，且运回之货，居奇踊贵，百物滞销，国人皆不服，屡控国王，请散公局，各自贸迁，皆为大班数人把持，与通国散商为怨敌。其公司资本银三千万员，主事二十四商，首领二人，专司机密，每商捐银二千五百员以赡之。道光十年，本国会计入公帑银万有五百万员，公使费银九千万员，公欠项银七千五百万员，公司贸易无利。道光十二年，载资出本国，出印度国者，置价共三千万员，而所售回之价，仅千有六百万员，公司不如散商者六倍。故道光十三年，遂散公司之局，国王尽收帑本，任商自运，而第征其税，此粤中公司合散之情形也。方广东公司未散时，各大班恃其势大多金，凡抗衡中国官吏，皆公司大班所为，公司散则势涣易制，而卢制军莅任未久，误听洋商言，以英夷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夷务之人，反飭令彼国派领事来粤，十四年始来者曰劳律卑，突入省河，罢市调兵而后退。十六年再至者，即义律也，祗便洋商一日之私图，岂期边疆今日之戎首？试问粤中互市，西洋十馀国，何尝有夷官驻粤？若谓英夷货多事赜，则弥利坚国每年货艘至粤之多，亦亚于英吉利，何以二百载从无桀骜？观禁烟新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而义律驶兵船阻其入口。苟当时无公司领事，则英夷各商，亦不过随同各国具结，惟恐卸货之不早，鹜利之不先，何暇抗文法，争体制？何至开兵炮，停贸易？又何至诉国王，请兵舰，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故驭边在先悉夷情，公司散局，此海疆一大机会，而中国边臣失之者二。
禁鸦片之议有二：一内禁，一外禁。自夷船犯顺，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果必不可行乎？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果由于缴烟乎？何以五月缴烟之后，旁徨半年而未动？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何以逐出老万山外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禀？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英夷国禁浓酒小带，有佛兰西使者至其国，英夷闻其携违禁货物，因监禁其使，令禁缴出禁物，始释之，与广东之勒缴烟土何异？又英夷国律例，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入境者，罚其货价三倍。是即科以彼国之法，亦无可辞，其非因缴烟而由停贸易又明矣。然则不停贸易，固可免用兵，亦可禁鸦片使不来乎？曰，奚不可之有？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英夷之说曰：“若要印度人不栽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要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可停止，而栽种别物，仍可得税饷贸易之利〈（《澳门月报》）〉。”又曰：“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别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华事夷言》）〉。”是外禁之事，英夷亦未尝不筹画及之，但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次者代筹生计，使彼即停鸦片，而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则亦何乐走私之名，而不趋自然之利？请得而详之：夷烟产自印度，而销于广东，其东印度种鸦片之地，皆官地，如中国盐场置官收税，不得私煎，除鸦片地税银四百馀万员外，加以栽种时、开花时、取汁时、出口时，四次收税，又凡五百馀万员。共计孟阿腊岁税九百六十八万四千馀员。又南印度之孟迈，鸦片税亦百馀万员，除印度兵饷支用外，岁解英吉利国都者，三百馀万员，此其国最大之利薮。考康熙、乾隆中，准商船运吕宋、暹罗米入口者，每米万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米五千石以上，免税十分之三，即不及五千石，亦免税十分之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议叙顶戴，此二国产米，不产鸦片，有利无弊。自后港脚夷船，援例岁运印度、新嘉坡、葛留巴米入口者，不下四十万石，多以鸦片寄趸船，而以米入口，由是粤海关裁抑之，但免入口米税，不免出口货税。今与夷约，果能铲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则夷喜于地利之不荒，其必乐从者一；粤东出口之货，是洋行会馆，每百两抽内商三分，而三分必增诸货价，其入口之货，则每一大洋艘至黄埔，官费及引水通事使费，约需银五千员，皆在正税之外，虽不明取于鸦片，而夷则失诸彼者偿诸此，我则收其实而避其名。今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举以前此贡使所屡求，大班所屡控者，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俾岁省数百，万夷必乐从者又一；彼国入口之货，莫大于湖丝茶叶，出口之费，莫大于棉花、洋米、呢羽，今中国既裁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夷必乐从者又一；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有不食桑葚而革鸮音者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而惟外夷操切是求，纵获所求，且不可久，矧乃河溃而鱼烂，鸟惊而兽骇，尚何暇议烟禁哉？张奂之服西羌，班超之告任尚，此机会可乘，反以过急失之者三。
此皆未变以前事也，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构兵连年，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而献城归地。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诏命达赖剌麻遣使往谕，而喀部来庭。缅甸不贡，闻暹罗受封而立贡；廓尔喀未降，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闲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夫命将出师，不过因夷之索烟价，索埠地，踞虎门，今三事皆不敢违命，是不战屈夷，亦足以征朝廷折冲千里之威，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
此四机者，谨其始机，则鸦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机，则公司不致桀骜；乘其三机，则不以罢市兴兵；乘其四机，则不致款议失体。一误再误，三误于事前，四误于事后，经此四误，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今日之事非内禁不可矣。内禁之不效有三：一曰，不许告发也；二曰，不速限期也；三曰，不先黥后僇也。不许告发之故，在防诬陷。夫吸烟有瘾，贩烟有土，告不实有反坐，何患其诬？且有告发之令，则雇工邻右，人怀戒心，大厦深堂，皆无固志，虽有贪欲贪利之徒，不敢再为尝试，其必效一；限期不速者，恐死刑太多也，不知期愈宽，犯愈众。昔宋臣宗泽守汴京，承兵燹之后，百物昂价倍蓰，泽念小民所急惟食，乃枭一饼师之首，下令平价，不三日而市价尽平。夫速则枭一人而万人肃，迟则刑千百而四海玩，果不果之异也。且烟瘾有限期，贩烟有何限期？但使沿海各郡县，每城立枭贩烟之首一二人，以令下之日为始，不俟限期，风行雷厉，其必效者二；吸烟未至限期，罪不至死奈何？曰有《大清律》刺面之法在，今再下令，三月不戒者黥，黥后再三月不戒者死，以下令为始，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专司有犯必黥之事，其缙绅富户，哀求免黥者，许以金赎，不黥面而仍黥手，黥手逾期不戒，毋得再赎。如此则法易行，法必行，且在前次限期之外，岂得更议其期迫乎？此必效者三。总之，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大刑之甲兵，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岂不深哉，岂不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