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虽高尚如宗教之理论，渊远如哲学之理论，其目的之结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无一非为实事计者；而自余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群学家言、生计家言，更无论矣。故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
虽然，理论亦有二种：曰理论之理论，曰实事之理论。理论之理论者，又实事之理论之母也。二者之范围，不能划然。
比较而论之，则宗教、哲学等，可谓理论之理论；政治学、法律学、群学、生计学等，可谓之实事之理论。虽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计学一部论之，有所谓生计学原理者，有所谓应用生计学者，有所谓生计政策者。以第一类与第二类比较，则前者为理论之理论，后者为实事之理论；以第一、第二类与第三类比较，则前二皆理论之理论，后一为实事之理论。推之他学，莫不皆然。
理论之理论，与实事之理论，两者亦有先后乎？曰：两者互为先后。民智程度尚低之时，其人无归纳综合之识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问题，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实事之理论先，而理论之理论后。虽然，此等理论，其谬误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进，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学学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种种之现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论之理论先，而实事之理论反在后。此各国学界所同经之阶级也。吾中国自今以前，皆为最狭隘、最混杂、最谬误的种种“实事理论”之时代；至于今日，而所谓理论之理论者，始萌芽焉；若正确的实事之理论，犹瞠乎远也。
两者亦有优劣乎？曰：无也。理论之理论，其范围广远，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实事之理论，则无以施诸用；实事之理论，其范围繁密，其目的切实，然非有理论之理论，则无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论易天下者，不可不于此两者焉并进之。
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实理论之理论中最粗浅、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国民今日未足以语于实事界也。虽然，为理论者，终不可不求其果于实事；而无实事之理论，则实事终不可得见。今徒痛恨于我国之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以鄙人之末学寡识，于中外各大哲高尚闳博之理论，未窥万一，加以中国地大物博，国民性质之复杂，历史遗传之繁远，外界感受之日日变异，而国中复无统计，无比例，今乃欲取一群中种种问题而研究之、论定之，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虽然，国民之责任，不可以不自勉；报馆之天职，不可以不自认。不揣檮味，欲更为实事之理论，以与爱群爱国之志士相商榷、相策厉，此《新民议》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我国数千年来，以锁国主义立于大地，其相与竞者，惟在本群，优劣之数，大略相等，虽其中甲胜乙败，乙胜甲败，而受其敝者，不过本群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进而足以相偿。故合一群而统计之，觉其仍循进化之公例，日征月迈，而有以稍善于畴昔，国人因相以安焉，谓此种群治之组织，不足为病也。一旦与他民族之优者相遇，形见势绌，著著失败，在在困衡，国人乃眙骇相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识者，谓是皆由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无状，为一国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而谓舍此一端以外，余者皆尽美尽善，可以无事改革，而能存立于五大洲竞争之场，吾见其太早计矣！我国以开化最古闻于天下，当三千年前欧西狉狉獉獉之顷，而我之声明文物，已足与彼中之中世史相埒。由于自满自情，墨守旧习，至今阅三千余年，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当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夫此等旧组织、旧现象，在前此进化初级时代，何尝不为群冶之大效？而乌知夫顺应于昔日者，不能顺应于今时，顺应于本群者，不能顺应于世界，驯至今日千疮百孔，为天行大圈所淘汰，无所往而不败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复杂而非一途，故所以为救治者，亦方药繁重而非一术。呜呼，此岂可以专责诸一二人，专求诸一二事云尔哉！吾故今就种种方面，普事观察，将其病根所在，爬罗剔抉，而参取今日文明国通行之事实，按诸我国历史之遗传与现今之情状，求其可行，蕲其渐进，作《新民议》。
言群者必托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迟。
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之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建，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一于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
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
（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之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废为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
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出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己。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则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接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
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
（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尫弱，而又因以传其尫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尫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尫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尫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尫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甚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于立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
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之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
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沈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以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
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谝，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
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
夫孰知早婚之祸之如是其剧而烈也！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年龄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最迟者为挪威，次为普鲁士，次为英吉利。
（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当一八八○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一八七四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廿二人。一八九○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一八九一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浅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等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一八八四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战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
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姙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借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故今为《新民议》，于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忧时之士，其或鉴之！不然，宁不见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犹未能变也。斯事之难如此，吾侪可以谋其豫矣。著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