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称述之国家思想，果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虽然，以视前者，则其进化之迹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骤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故今略述其变迁异同之大体，使吾国民比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
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将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之变迁，举其特异之点，凡若干条，兹译录如下：
一、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国家之组织，皆由天意，受天命。 一、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其所组织，乃共同生活之体，生民自构成之，生民自处理之。 二、国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门之学说而来，王者代上帝君临国家，王国即神国也。天主教主持教令与国家之两大权，谓教界之权与欲世之权，皆上帝之所付，其一归于教皇，其一归于罗马帝。即耶稣新教，虽知教令干预政权之不可，然其论国家权，仍带宗教上之思想。 二、以哲学及史学，定国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学，全自国家与吾人之相关如何著想。或曰：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合意而结成者也。或曰：国家者，同一之国民，自然发生之团体也。要之，近世国家之理想，非全滞于宗教、亦非全离于宗教。至政治学之所务，则不在求合于天则，而在求合于人事。 三、中世国家之理想，虽非如东洋古国（指埃及、犹太等）直接之神权政体，而尚不免为间接之神权政体。盖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三、神权政体，与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国家，乃生民以宪法而构造之。其统治之权，以公法节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为之方法，以图国民之幸福。 四、国家由教徒之团体而成，故以教派之统一为最要。凡异教、无教之徒，不许有政权，且虐待之。 四、宗教无特权，无论公法、私法，皆与教派不相涉。国家有保护 五、耶稣教国，以教令为形而上者，故视之也尊；以国家为形而下者，故视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国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权，免常务。 五、国事自有精神（国民之元气），有形体（宪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谓自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同例。）对于教令令而有独立之地位，且能以权力临教会。旅行法律也，一切阶级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优之权。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会管之；各专门学，亦归宗教势力范围。 六、国家所委于教会者，仅宗教教育耳。若学校，则国家之学校也。一切专门学，皆脱宗教之羁绊，国家保护其自由。 七、无公法、私法之别，无属地所行之主权，殆如私管业之财产。君权者，一家族之权也。 七、公法与私法之区别极分明，公权与公务相倚。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国权破碎分离，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渐推移，法律之组织极散漫。 八、国家者，自国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存于国家。国家因国民的基础，其范围日趋广大。法律亦以国家统一之精神，施平等于全体。 九、代议选举之权，由身分而异，贵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势力，法律亦因阶级为区别。 九、选举之权，达于人民全体，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国而为一。 十、诸侯自保其家国，故盛行保护政略。国家主仅，偏于一方，细民不能享自由。 十、全体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权力。 十一、国家无意志，无精神，只由于天性与趋势而决行为，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习俗为根柢。 十一、国家自有知觉，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议别择为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举欧洲旧思想与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一比较，列表如下：
一、国家及君、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十九世纪下半纪之国家主义，亦颇言人民为国家而立，然与旧思想有绝异之点，另详。） 二、人民之一部分，与国家有关系。国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据为己有，而不能一人独有。 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 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 三、治人者为一级，被治于人者为一级，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之地位；即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无其级。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 四、帝王代天临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与神为一体。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 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 五、政治为宗教之附属物。 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 五、政治与宗教，各有其独立之位置，两不相属。 六、公众教育，权在教会。 六、无公众教育。 六、公众教育，权在国家。 七、立法权在少数之人（君主及贵族）其法以神意为标准。 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旧社会之习惯。） 七、立法之权在众人（全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 八、与中国旧思想略同。 八、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八、公法、私法，界阶极明。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当之权利义务。 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惟法律有种种阶级，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异之法律。 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外，其余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 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虽君主亦不能违公定之国宪。 十、政权分散，或在王，或在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无所统一。 十、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央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中央政权，谓之弱小也不可，谓之强大也亦不可。 十、政权统一，中央政府与团体自治，各有权限，不相侵越。
今考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之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复然；未来者未来，如说食之不能获饱；今暂置勿论，但取现在通行有力者而论之。
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
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
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
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
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
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以拿破仑旷世之才，气吞地球八九于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壮图，泡灭如梦，亦惟反抗此主义之故。拿破仑之既败也，此主义亦如皎日之被翳，风雷虽歇，残云未尽。于是比利时合并于荷兰，荷尔士达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领于丹麦，意大利之大部被轭于奥国，匈牙利及波希米亚亦皆被略于奥国，波兰为俄、普、奥所分，巴干半岛诸国见掩于土耳其。一时国民独立之原理，若将中绝焉。曾几何时，而希腊抗土以独立矣，比利时自荷兰而分离矣，荷尔士达因后还于德国矣，数百年憔翠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国称雄于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别自治之宪法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皆仰首伸眉矣，爱尔兰自治之案通过矣。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天地。以区区荒岛之菲律宾，一度与百年軏缚之西班牙抗，而脱其羁绊；再度与富源莫敌之美国抗，虽暂挫跌，而其气未衰焉。以崎岖山谷之杜兰斯哇儿，其人口曾不及伦敦负郭之一小区，致劳堂堂大英三十余万之雄兵，至今犹患苦之。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当如是也！国民哉，当如是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虽然，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之相交则然也；由后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之相交则然也。于是乎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
虽然，其所以自解也则亦有词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无智无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发达其天然力（如矿地、山林等）以供人类之用，徒令其废弃；而他处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无从挹注，故势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务令适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图事业之发达，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实之大端也。不宁惟是，彼等敢明目张胆，谓世界者有力人种世袭之财产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此等主义既盛行，于是种种无道之外交手段，随之而起。
故德国以杀两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国以旅民权利之故而兴大兵于波亚，其余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来于列强外交家之头脑者，盖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国向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一举而墟夏威夷，再举而刈菲律宾。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飙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国主义之既行，不惟对外之方略一变而已，即对内之思想，亦随之而大变。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于是前者以政府为调人、为赘疣者，一反响间，而政府万能之语，遂遍于大地。甚者，如俄罗期之专制政体，反得以机敏活泼，为万国之所歆羡，而人权、民约之旧论，几于萧条门巷无人问矣。回黄转绿，循环无端，其现状之奇有如此者。今试演孟子之言，以证明国家思想之变迁如下：
十八世纪以前 君为贵 社稷次之 民为轻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 社稷为贵 民次之 君为轻
虽然，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锢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