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如占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天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辟之，則不思之過耳。
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為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生養者也，有其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
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雲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為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為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為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有其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為後，時而虐我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又烏足以為知道者乎！
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騖其餘，所謂「代大匠，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易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百餘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
嗟夫！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驕，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六經且有不可用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為君。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