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2]，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3]；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4]。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5]，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6]。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7]，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8]，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9]，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10]。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11]；后所称贩鬻僦贷[12]，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13]；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14]。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15]，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16]。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17]；猗顿以下[18]，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19]，而前后措注[20]，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21]。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22]，及《贷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29]，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24]？
注释：
[1]货殖传：即《史记货殖列传》，记叙春秋末年至西汉初年的富商大贾范蠡、子贡等人的事迹以及当时各地的生产情况、经济特点。[2]“《春秋》”二句，意为孔子著《春秋》制定的作文“义法”，乃是司马迁首先指出来的。作者的这个见解，所据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该文指出，孔子著《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但实际上该文所谓“义法”，乃是“仪法”，是准则的意思，并无方苞所谓文义、文法之意。[3]“言有物”：《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意为君子说话，能言之有物；君子做事，能持之以恒。[4]“言有序”：《易艮》：“言有序，悔亡。”[5]凡：概况。[6]因而利道：即因势利导。“道”通“导”。[7]支凑：物资的出产合聚。[8]作业：生产。[9]徽：定明。[10]审：清楚。类：分别不同情况。[11]本：古代儒家认为农业是本，而商业则是末，这是一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念。[12]僦（jiù就）贷：租赁，借贷。[13]太公：即周初政治家吕尚。吕尚姜姓，名望，一说字子牙，俗称姜太公。整齐：统一布署。[14]朱公：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别号。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后，离开越国去齐国陶地，改名陶朱公，以经商成巨富。子赣：即子贡，孔子弟子，经商曹、鲁间，致巨富。白圭，战国时周人，以经商致富。[15]计然：春秋末期人，或以为即越国大夫文种，曾提出富国之策。《史记货殖列传》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16]侪：并列。[17]“能试所长”，《史记货殖列传》称赞白圭等人的话，原文为“能试有所长”。许：称赞，肯定。[18]猗（yī衣）顿：战国时大商人，经营食盐、珠宝致富，以能识宝玉著称。[19]《平准》，即《史记平准书》，记述汉初至武帝一百余年间财政经济发展情况，因着重说明货币制度的变化及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均输平准，故名《平准书》。[20]措注：安排布局。[21]赜（zé责）：幽奇，深奥。可恶：这里意为杂乱不通。[22]《礼》、《乐》、《封禅》三书：即《史记》之《礼书》、《乐书》、《封掸书》。[23]“则于其言”句：寓义法于杂乱无章之中，表面上看起来记事杂乱，头绪繁多，实际上详略繁简措置得当，经纬明晰，结构井然。[24]“岂所谓”二句：《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意思是说，孔子修《春秋》，记当代国君鲁定公、鲁哀公的事，多用微辞表示批评之意。这里引用此语意为司马迁写《封禅书》、《货殖列传》等，所记亦多当代之事，往往不便明说，不得不以微辞出之，故表面上显得有点“杂乱而无章”。
这是方苞阐明“义法”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首先提出“义”为“言有物”，“法”为“言有序”，“义”为经，“法”为纬，统一成文，这是方氏关于“义法”的基本观点。下文所论，虽言“义法”，但具体所指，则偏于“法”，即“言有序”的问题。作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看似记事繁杂，实则秩然有序，主要是因为司马迁能从材料的性质出发取材行文，故详略适宜，措注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