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在民八游欧以前，勇于议政，为一对于政治生活极有兴趣之人，然其个人之从政历史则极短促。前清时，以举人随康有为后论事，得光绪帝之信任，仅获六品虚衔而止，尚不能如谭嗣同、杨锐等之晋为军机章京（彼时之军机章京，地位大约如今日之行政院参事）。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曾使人赴日本征梁氏返京，将以为学部副大臣（大臣为唐景崇），梁氏力辞。直至民国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龄组阁，梁始出为司法总长，包办熊阁之一切重要文告。且书生从政，结习未除，赶撰法规，一一公表，故熊阁一时有“条例内阁”之称，而事实上固无一事能办通也。熊阁倒，梁亦去。民国六年，乃以马厂起义功，参加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谓“西原借款”，经任公之手以签约者前后达二千余万元，时论颇不之谅。梁氏乃具状坚词请去，中有语曰“神明内疚，清议外惭”，盖深有悔心矣。
经此两度试验，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为非人生活，民八游欧归国后，遂绝口不谈政治。他人从政，多起自下吏，叙其官历必有一连串不同之官衔，而任公无之，其毕生之官僚历史，仅此两个总长及币制局总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