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进攻力量的关系
第—节
进攻力量
进攻力量是由国际法予以规定的。国际法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性的法律。
第二节
战争
国家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具有相同的含义。人类在进行自然的正当防卫时拥有杀人的权利；国家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也拥有进行战争的权利。
在进行自然的正当防卫时，我有权杀人，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就如同攻击我的人的生命属于他一样。同样，一个国家之所以进行战争，是因为它保卫自己国土的正义性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自卫权利完全一样。
在公民之间，其自然的正当自卫权没有任何必要诉诸武力。不必攻击，只需向法院申诉即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此时，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利。然而，在社会与社会之间，自卫的权利有时候是有必要采取攻击形式的。例如，当一个民族看到继续维持某种长久的和平会使另一个民族有可能消灭自己时，进行攻击是防止自己民族灭亡的惟一方式。
因此，小型社会往往比大型社会更多地拥有进行战争的权利，因为小型社会更为经常地处于担忧被别人毁灭的状态之中。
所以，战争的权利产生于必要性以及严格的正义性。如果那些支配君主们良知和决策权的人们不考虑到所有的原则和因素的话，那么，一切都会毁于一旦。如果他们的行动建立在以专横的荣耀、至尊、功利的基础之上，那么，大地上将会血流成河。
尤其不必谈论所谓君主的荣耀。君主的荣耀就是他的妄自尊大；是一种情欲，是一种不合法的权利。
诚然，君主依仗其权威固然能增强其国力；然而，君主若以其公正治天下则能振兴百业。
第三节
征服的权利
战争的权利产生征服的权利。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后者应该遵循前者的精神。
当某个民族被征服的时候，征服者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所拥有的权利将遵循四种法律形式：(一)自然法，它力求保存万物之种类；(二)自然理智[1]法，它要求人们“别人如何待我，我将如何待人”；(三)政治的社会构成法，大自然对政治的社会存在期限不加限制；(四)最后一种法律来源于事物本身，征服是一种获得，获得的精神寓于在维护和运用的精神之中，并非在于破坏的精神。
征服国对于被征服国采取以下四种方式之一：(一)依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方式治理其国家，征服国只对被征服国实行政治及民事范畴内的统治；(二)在被征服国建立新的政治及民事统治机构；(三)摧毁被征服国的原有社会结构，将其社会成员驱赶到其他社会中去；(四)消灭被征服国的全体公民。
第一种方式与我们如今遵循的国际法相吻合，第四种方式较为符合罗马人的国际法。我让人们以此来判断我们在哪些方面变得更为进步了。在此我们应当赞扬当代社会的人类，应当赞美今天的理性、宗教、哲学和风俗。
我们的某些公法著作家们，以古代历史为基础，不以严格的事例为立论根据，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谬误之中。他们十分武断地做出结论；他们假定征服者得拥有杀人的权利，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他们从这一原则之中引申出令人可怕的推断。并且建立某些准则。然而即使如此，稍有理智的征服者也不会遵循这些准则。显然，征服一旦完成，征服者就不再拥有杀人的权利，因为，此时征服者已不处于自我防卫和维护本国利益的状态之中了。
某些公法论者之所以持有这种论点，那是因为他们主张征服者拥有毁灭社会的权利。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即征服者有权毁灭构成社会的人，这是一个由错误的原则引申而出的荒谬结论。其推断过程是，既然社会可以被消灭，那么构成该社会的人也应该被消灭。然而，社会是由人群构成的，但它却不是人本身；公民可以被消灭，但是人类依然是永存的。
政治家们从征服者的杀人权利论点中引申出奴役的权利；然而，这一结论也如同那个错误的原则一样是毫无根据的。
只是在有必要维护其征服成果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奴役的权利。征服的目的在于维护；奴役绝不是征服的目的所在；但是奴役却不失为某种可能达到其维护目的的必要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永久性的奴役也是有违事物发展常规的。应该使被奴役的人民能够变为征服者的臣民。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奴役的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征服国的所有部分与被征服国的各个部分在习俗、婚姻、法律、彼此交流和精神上完全融为一体时，奴役则应该停止。因为征服者的奴役权力是建立在以上所述情况未形成的状态下，是建立在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厌恶感以及彼此的不信任感的基础之上。
所以，将被征服的人民当做奴隶的征服者，应该经常运用某些使被征服民族能够摆脱奴役，恢复自由的统治方式(这些方法不胜枚举)。
我这样说并非没有事实根据，我们征服罗马帝国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战火熊熊、剧烈抗争、局势急遽变化以及在获胜的傲慢之中制定的法律，而后都变得温和了；他们的法律起初严酷无情，随后趋于公正宽和。勃艮第人、哥特人、伦巴底人总是视罗马人为被他们战败的民族；但是欧里克、贡德宝和罗塔利的法律却都将罗马人和蛮族人当做同胞一视同仁。
查理曼为了驯服撒克逊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公民身份和财产所有权。为人称道的“宽容路易”使他们恢复了自由：这是路易执政期间实施的最大仁政。在此之前，时间和奴役已经使撒克逊人的习俗趋于柔顺，他们始终效忠着路易。
第四节
被征服的民族获得的某些利益
如果排除那些从征服者的权利援引而出的可怕结论，政治家们只是论述这一权利有时可能给予被征服民族的某些利益的话，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的国际法能得到严格的遵守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的话，人们会对于这些利益有更深刻的感受。
被征服的国家通常其国力和政体都处于非正常状态。腐化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法律已停止实施；政府已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如果征服没有使这样一个国家遭到毁灭的话，谁会怀疑它正好能从被征服本身赢得和获取某种利益呢?一个政府已经到了无法自我实施变革的地步时，为何要失去被别人重新改造的机会呢?如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的富人们用千般伎俩，万般花招，在不知不觉之间掠夺着财富，穷人们在饥寒中呻吟叹息，当征服者在这个国家中看到他们认为的弊端在此竟然成为法律，甚至对压迫的感觉都会被认为是犯了错误时，我认为征服者就应该对该国的一切加以调整，那里黑暗的暴政应该首先经受暴力的整肃。
举例说，我们看到，某些国家中受债权国压迫的人们在征服者手下得到了债务的宽减对待，征服者既不会像前君主那样多事，也不会像前君主那样贪婪。于是，弊端甚至无需征服者加以革除，便已经自行消除了。
有时，征服国的俭朴治国方式可能将前君主统治时期剥夺的民生必需品归还给被征服者。
征服还可能消除有害的偏见，如果我斗胆这样说的话，征服还能将一个国家置于一个更好的明君统治之下。
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人做了些什么好事呢?他们本应该向墨西哥人传授一种慈悲为怀的宗教，然而他们却把狂热的迷信带给了墨西哥人。他们原本可以将奴隶变为自由的人，但是他们却把自由之人变为了奴隶。他们本来能够教化墨西哥人破除祭祀时供奉活人的陋习，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大肆屠杀了墨西哥人。如果我要历数他们所有没有实施的善行和推行的罪恶的话，那是罄竹难书的。
征服者对它的所作所为总是要付出部分代价的。所以，我给“征服的权利”下这样一个定义：征服的权利既是一种必要、合法的权利，又是一种充满不幸的权利，它总是留给征服者一笔巨额债务，要他偿还对于人性的摧残。
第五节
西拉库赛王——哲隆
我认为历史上谈及的最高尚的和平条约非哲隆与迦太基人之间签订的条约莫属。哲隆要求迦太基人废除杀死子女作祭祀的陋习。这是何等值得赞美的举动!在击败了三十万迦太基人之后，哲隆只向战败者提出了一个有益于他们自身的条件；确切地说，这是哲隆为人类提出的要求。
巴克特里亚人将他们年迈的父亲喂大狗，亚历山大禁止他们这样做。这是他破除迷信的一个胜利。
第六节
共和国所进行的政府征服
在联邦的政治体制之下，一个联邦成员国征服另一个联邦成员国，就像今天我们在瑞士联邦看到的情形那样，则是违背事物发展常规的。而混合型的联邦共和国是由一些小共和国和一些小君主国联合而成，所以，如果在那里发生这种情况，人们还不至于如此惊讶。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征服了某些城市，又把它们置于民主范畴之外，这也是有违事物发展常规的。被征服的人民应该享有主权范围内的特殊权益，如同罗马人最初规定的那样。被征服人民的数量应该受到限制，使其维持在实行民主政治所确定的公民数目之内。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征服一个民族是为了将其作为臣民予以统治的话，它便把自身的自由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那样做，它就必须赋予派往被征服国的使臣以过分巨大的权力。
如果汉尼拔攻占了罗马迦太基共和国会经受什么样的危险呢?当他胜利凯旋后会在城中为所欲为呢?还是在他战败后激起如此频繁的革命呢?
如果汉诺的演说完全出于嫉妒心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说服元老院不派援军给汉尼拔的。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元老院是贤明的(关于这一点，迦太基共和国的繁荣足以证明)。没有合乎情理的理由是不会作出决定的。如果看不到三百法里[2]之外的军队必要的减员和物资补充，那无疑是极其愚蠢的。
汉诺想把汉尼拔交给罗马人[3]，而当时他们并非惧怕罗马人，而是害怕汉尼拔。
有人说，迦太基人无法相信汉尼拔的成功。然而，迦太基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他们并非不知道，所以不愿意派援军给汉尼拔。
特雷比亚、特拉西末奴斯、坎奈等战役之后，汉诺变得更加保守了。这并非是他的不信任感的增长，而是他的恐惧在日益加深。
第七节
续前
对于进行征服的民主国家而言还存在一种不便。它的统治将永远受到被奴役的国家的憎恶。这种统治在假象中似乎属于君主政体的性质，然而实际上却比君主政体更为严酷，各国历代的经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被民主国家征服的人民是悲哀的，因为，他们既不能享有共和国的利益，也无法享有君主国的利益。
以上我就平民政治的国家的论断，亦可适用于贵族政治的国家。
第八节
续前
所以，当一个共和国将某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附庸时，应该竭力弥补由此而产生的有违事物发展常规的弊端，而为其附庸民族制定出优良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
意大利的一个共和国统治了一些岛民；但是这个共和国给岛民们制定的政治和民事法规却十分恶劣。人们还能记起大赦法中的规定：不再根据总督私下获得的情报向岛民施以刑罚[4]。我们经常看到众多的民族请求获得某些特殊的权利，然而，元首在此给予岛民的只是其他所有民族都享有的普遍权利。
第九节
君主国对邻邦的征服
如果一个君主国能够在由扩张引发的国力衰败之前维持长久的繁荣的话，它将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而它周围的君主国邻邦又会使这个君主国同样长时期地保持强大的国力。
因此，作为君主国应该在它的政体许可的自然界限内进行征服。一旦超越了这一界限，明智就会使它停止行动。
在进行这种征服时，对于被征服国的原有事物应予以保留，诸如原有的法院、法律、习惯和特权等。一切都不应改变，除了军队和元首的名称而外所有东西都应照旧。
当一个君主通过政府邻邦的某些省份而实现了其领土扩张时，应该给予这些省份极为宽容和优厚的待遇。
一个君主国如果长期推行征服，那么，它原有的疆域里的省份将会资财耗尽，不堪重负。这些省份还要忍受原有和新生苛政的双重痛苦。而且当一个能够并吞一切的大都市形成时，它们这样的省份便人疏业衰了。另则，如果君主国征服了原有疆域临近的民族后，像对待旧属一样对他们实施苛政的话，国家就会行将灭亡：这里是指被征服的省份进奉给首都的财物不再分发到原有省份时，边疆地区就会日益凋敝，其结果边防也会软弱而空虚；这些民族也会萌发反叛心理；那里的边防部队必要的存在和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受到动摇。
一个专事征服的君主国必然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它的首都极尽骇人听闻的奢华，而偏远的省份却在悲惨的景遇中苦苦挣扎，但是最边缘的地区却又富裕而丰足。这正像我们的地球一样：中心是疯狂的烈火，青草绿树在其表面，而干旱、寒冷和贫瘠的土地介乎两者之间。
第十节
一个君主国征服另一个君主国
有时一个君主国也去征服另一个君主国。此时，某个君主国越小，却越容易．建造堡垒加以保卫；某个君主国越大，则更适宜用殖民地的方式加以维护。
第十一节
战败民族的风俗
在被征服的地区中，只是允许战败民族保留其法律是不够的；也许允许他们保留其风俗更有必要，因为一个民族对自己的风俗总是要比自己的法律更为熟悉、更加喜爱、更加愿意维护。
法兰西人曾九次被逐出意大利。据历史学家记载，那是由于他们对妇女的粗野无理所致。一个民族被迫忍受征服者的趾高气扬已是超乎寻常的痛苦了，再加上征服者的荒淫和粗野，那会激起怎样的义愤呀!这些劣行无不使人愤懑不已，因为淫逸会滋生无穷尽的凌辱和暴行。
第十二节
居鲁士的一项法律
我对居鲁士为吕底亚人制定的一项所谓优良法律不屑一顾。这项法律规定，吕底亚人只能从事卑贱和可耻的职业。他只把着眼点放在当务之急上，那就是防止内乱，却不去顾及外患。然而，外敌的入侵很快就来临了；因为联合在一起的波斯人和吕底亚人相互腐化。我更倾向于以法律保持被征服民族的质朴粗鲁，而不情愿用法律维持其软弱萎靡。
亚里斯托德穆斯是丘麦国的暴君，他竭力使年轻一代意志消沉。他要男孩子们像姑娘们一样留长发，要他们用花饰打扮自己；还要求他们身着长及脚踵的五颜六色的长袍；当他们接受音乐和舞蹈教师的指导时，让妇女们向他们提供阳伞、香水和扇子；在他们沐浴时，还要妇女们为其准备梳子和镜子。对他们的这种教育一直要延续到二十岁。这种教化只适用于一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置国家主权于脑后的小暴君。
第十三节
查理十二世
真是这个君主，只依靠独自的力量，制定了一个只有进行长期战争才能得以实施的计划，从而导致了他自己的最终灭亡；因为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他的王国无法支撑得了的。
他试图要推翻的并不是一个走向穷途末路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俄罗斯人正是利用了他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战争认真地学习了战争。每一次战败都使俄罗斯人更加接近胜利；他们在域外落败，却在国内学会了如何自我防卫。
查理来到波兰的荒芜的旷野，自以为他已是世界的主人：当他在那里漫步之时，他的劲敌瑞典已扩张至此，当他的对手将他的军队团团合围期间，也在波罗的海沿岸扎稳了根基，瑞典人已经破坏或者占领了里窝尼亚。
瑞典好似一条河流，当人们需要改变其河道时，切断了它的水源。
并不是波尔多瓦战役葬送了查理；他即使不在这个地方覆灭，也会在另一个地方灭亡。命运中的偶发事件也许容易得到补救，而从事物本质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事变则是难以抗拒的。
然而，如此无情地捉弄于他的，既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也并非命运，恰恰是他自己。
他并不以现实规律调整自我，而是以某种范例作为效仿的对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很好地效仿。他绝对不能成为像亚历山大式的人物；但是却可以成为亚历山大的一名最出色的士兵。
亚历山大的目标之所以能得以成功实现，正是在于其目标符合实际。波斯人侵略希腊时所遭受的失败、阿吉西老斯征战的胜利以及波斯一万军队败退的现实向世人证明，希腊人在战略方法和武器种类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而且人们也十分了解，波斯人在纠正自己错误时所持的过于高傲的态度。
他们不能再用肢解的方法削弱希腊，当-时的希腊正统一在一个首领的旗帜下。而这个首领掩盖其奴役状况的有效方式，就是以消灭希腊的宿敌和征服亚洲的企盼唤起人们对胜利的迷恋。
一个由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垦殖的帝国，这个民族又依据宗教的原则在土地上劳作，而且，这个帝国土地肥沃，百物丰硕，这就为敌人提供了维持生存各方面的便利。
这些君主总是因战败经受无端的内心折磨，然而又由于他们的骄横，使人们断定他们会在无休止的作战中加速自己的覆灭；人们还可以断定，佞臣的阿谀奉承从来不会使他们怀疑自己无所不及的权势。
亚历山大的宏图大略不但充满智慧，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散发着睿智之光。他在迅疾的行动之中，甚至在他激情似火的冲动之时，总有一种“理性的激情”驾驭着他，如果我援引这一说法的话，那些想把他的经历写成传奇故事，而思想境界不及他的人们，或许会将这种“理性激情”向我们掩去的。关于这一点，就让我们侃侃道来吧!
第十四节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在巩固了马其顿，使马其顿能够抵御邻近的野蛮民族，而且制服了希腊人之后，才去远征的。他只是以制服希腊人的方略便实现了他的宏图；他使拉栖弟梦人的嫉妒乏力；他攻击沿海的省份，然后将自己的陆军部署在海岸线上，避免与自己的舰队分离；他非常巧妙地运用训练有素的军纪制服众多的敌军；他的军队从不缺乏给养；如果真的说胜利给予他一切的话，应该说他为胜利的取得竭尽了全力。
当他的宏图大略初试锋芒之时，也就是说，当某一个闪失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他从不凭运气行事；当命运促使他作出某些行动的抉择时，鲁莽冒进便成为他的手段之一。在他出征之前，他向特里巴利人和伊里利安人进军。你所看到的战争就像后来恺撒在高卢人的疆土上所进行的那场战争一样。当他回师希腊之时，尽管他要占领并且摧毁迪拜城；然而他却在迪拜城郊安营扎寨，等待着迪拜人前来讲和，然而迪拜人自己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在向波斯海军发起攻击时，与其说巴尔美尼欧显示出果敢，不如说是亚历山大尽显其智慧。亚历山大的机敏之处在于将波斯人与海岸隔开，迫使波斯人放弃自己的海军力量；而他们的海军力量是具有强大优势的。推罗城与波斯人原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失去了这个立足点，波斯人就无法进行贸易和航运；于是，亚历山大便摧毁这座城市。当大流士在另一个“世界”里集结重兵，而使埃及城中兵力空虚之时，亚历山大趁机夺取了埃及。
跨越格刺奈卡斯河，使亚历山大成为希腊殖民地的主人；伊索斯战役使他得到了推罗和埃及；阿尔贝拉战役使他占据了整个地球。
伊索斯战役之后，他对大流士欲擒故纵，有意放他逃窜，全力以赴地巩固和整顿他新征：服的领地。阿尔贝拉战役之后，他便紧迫大流士不放，不让他在帝国中有丝毫退路可寻。大流士每到一个城市和省份，立足未稳，就得立刻转移；亚历山大的军队行动如此神速，似乎这个世界性的帝国并不注重战场上胜利的价值，而更钟情于希腊竞技运动会的奖赏。
这就是他们实施征服的做法，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维持其征服的疆域的。
他反对那些主张将希腊人视为主人，而将波斯人当做奴隶的人们的做法；他只是考虑使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并消除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地位差别。征服完成之后，他抛弃了所有曾经用来进行征服的理由的判定。他采纳了波斯人的风俗，以避免波斯人因为要遵从希腊人的风俗而引起伤感。这正是他对大流士的妻子和母亲那样尊重，对自己的欲望非常克制的原因所在。当他逝世时，所有被他征服的人民都为他落泪，这是一个怎样的征服者?被他推翻的王室也为他的亡故洒泪致哀，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篡夺王位者呢?这是他生命中光彩夺目的一笔，以至于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述过还有哪些征服者能够有此义举引为自豪。
没有比以通婚的方式联结两个民族更能巩固其征服的成果了。亚历山大从被他征服的民族中选择嫔妃，并且要他的朝臣们也这样做；其他的马其顿人也以他为榜样与之效仿。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也允许了这种通婚方式；在西班牙西哥特人起先禁止这样做[5]，而后又予以准许；伦巴底人不仅对此予以许可，而且给予优惠。当罗马人要削弱马其顿的国力时，曾规定各领地之间的人民不得私自通婚。
试图将两个民族融为一体的亚历山大计划在波斯建立广大的殖民地。他建造了连绵不断的城镇，而且他将这个新帝国的每一个部分团结得极其密切，以至于当他死后，在混乱的状态下，在纷乱和可怕的国内战争中，甚至可以说在希腊人的自取灭亡之后，波斯竟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发生叛乱。
为了不使希腊和马其顿彻底衰败，他将一批犹太移民[6]送往亚历山大里亚。他并不在乎这些犹太人的风俗如何，只要他们效忠他便可。
他不仅允许被征服的人民保留自己的风俗，而且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民事法规，往往甚至于保留他们原先的国王和总督。他让马其顿人担任统帅军队的首领，而让当地人充当政府的首长；他宁愿冒某些人不效忠他的危险(这种情形有时会发生)而不冒产生普遍叛乱的危险。他尊重各民族旧有的传统观念以及所有涉及荣誉或者民族自豪感的文物古迹和纪念物。波斯的国王们曾经毁坏过希腊人、巴比伦人以及埃及人的庙宇，正是亚历山大重建了这些古迹；向他俯首称臣的民族的祭坛中几乎都有他供奉的祭品。似乎他征服对方的目的只是为了每个民族特殊身份的君主，成为每座城市的第一公民而已。罗马人征服一切的目的是要毁灭一切，而他征服一切的目的在于保全一切；另则，每当他经过某一个国家，产生的最初意念，制定的首要蓝图便是如何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和强盛。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第一，由于他所具备的伟大天才；第二，取决于他的俭朴精神以及对个人奢华的节制；第三，在于对重大事情不惜工本的资财投入。他对私人开销手头锁紧，对公共事业的开支他却极为慷慨。就主持家政而言，他活像一个马其顿人；然而在分发军饷时，在与希腊人分享征服所获得的果实时，在使军队的每一个人都获取财富的时候，他依然是亚历山大。
他也做过两件坏事：他烧毁了百泄波里，杀戮了克里图斯。这两件事都由于他深切地忏悔而众所周知，并且使人们忘却了他的罪行，而怀念他对品德的推崇；人们认为这是两件不幸的事，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本意所为；后人们在他情感激昂和弱点的近旁发现了他的灵魂之美；人们感到应该给予他的是同情，而不是憎恨。
我要将亚历山大和恺撒作一番比较：当恺撒试图效仿亚洲的君王时，他纯粹的炫耀和卖弄使罗马人大失所望。而当亚历山大同样效仿亚洲的君王的时候，他却实施了一件符合他的征服宏图的事情。
第十五节
维持征服领地的新方法
当一个君主征服了一个大国的时候，有一种绝好的方式，既可以缓和专制主义倾向，又有利于维持征服的领地；中国的征服者们曾经使用过这一方法。
为了使被征服的人民不至于绝望，也不使胜利者过于傲慢，防止政府军国化，并且使两个民族恪守本分；目前统治中国的鞑靼皇室规定，每一支部队都应由各占半数的汉满两族组成，这样可以使两个民族相互的嫉妒心得以收敛。法院也由汉满人对半组成。由此产生了以下几种良好的结果：(一)两个民族相互制约；(二)两个民族各自拥有军事和民事权力，使一方不至于被另一方消灭；(三)征服者所属的民族可以到处扩展而不至于会被削弱和被击败；还能变得有能力抵御内外战争。这种制度是极为明智的。如果缺乏这种政治体制，几乎所有征服者最终都会因此归于失败。
第十六节
实行征服的专制主义国家
当征服涉及辽阔的幅员时，就会产生专制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扩展至各省的军队就显得不足。而国王身旁总有一支效忠于他的军队，便于随时可以派去平定帝国发生动乱的区域。这支军队必须制约其他的军队，并且能对那些在帝国中不得已被授予某些权力的人们具有震慑力。中国皇帝的身边有一支庞大的鞑靼族军队，随时准备用于紧急调遣。在莫卧尔、土耳其、日本，都有由君主豢养的军队；这些军队与那些依靠土地劳作的收入维持生存的军队相比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具有特殊性质的军队对于普通的军队构成威慑力。
第十七节
续前
我们曾经讲述过，专制君主应该将被征服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历史学家们曾对征服者们将王冠再度交还给被征服者原先君主的非凡的宽宏大量，竭尽全力地加以赞扬。所以，罗马人显示出慷慨大度的姿态，他们到处封王，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奴役工具，这种做法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由征服者直接治理被征服的国家，他委派的总督将不知道如何约束臣民，征服者自己也将无法有效地约束派出的总督们；征服者还不得不抽调原有疆域内的军队去保卫新征服的疆土。两个民族的所有艰难困苦都会盘根错节般地交织在一起；原本一个国家中的内战，会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反之，如果征服者让合法的前国王重新登基的话，他将获得了一个非常必需的同盟国，这个同盟国内在的力量将会增强他的实力。我们在不久前看到，波斯王那第尔征服了莫卧尔国，掠取他们的宝藏之后，便将印度斯坦留给了这个国家。
[1] “自然理智”在哲学上亦有译为“本能理智”或“直觉理智”的，指人性自然的认识能力。
[2] 这里指古法里，一古法里相当于四公里。
[3] 汉诺想把汉尼拔交给罗马人，就像卡托想把恺撒交给高卢人一样。
[4] 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让我们谕令我们驻该岛的总督，将来不得仅仅依据私下获得的情报对任何国民科以体刑。总督虽然将嫌疑者逮捕，投进监狱。但是在此之后要迅速将案情向上报告。”
[5] 此项法律废止了旧法。据该法称，旧法重视民族的区别，却不够重视社会地位的区别。
[6] 叙利亚的一些国王放弃了帝国缔造者们的计划，强迫犹太人仿效希腊人的风俗；这件事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