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交易市场
马克思曾经提到（这是许多证明他卓越的历史意识的旁白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人作为工具制造者的定义具有"Yankeedom"的特征，即现代的特征，正如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是针对古代而言的一样。国这种评论的真实性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中：即当今的时代企图将政治的人（即行动和说话的人）从公众领域驱逐出去，一如古代企图驱逐技艺者那样。这两个实例中的驱逐，与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19世纪解放之前的被排斥一样，都是木应当的。摩登时代当然完全认识到政治领域并非总是也不必成为纯粹的一种"社会"功能，注定要通过政府管理来保护人性中生产的社会的一面；然而，它把实施法律和秩序以外的每件事都当作了"闲谈"和"虚荣"。人的能力（摩登时代将其宣称的自然天生的社会生产力建立在这一人的能力之上），毫无疑问是技艺者的生产力。相反，古代则完全清楚在许多类型的人类共同体中，既不是城邦公民，也不是共和国本身在确立和决定公众领域的事务，但在这些领域，普通人的公共生活被局限于"为人民而工作"。换言之，局限于demiourgos，即为人民工作的人，它与oiketes不同，oiketes指家庭的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奴隶。题这些非政治共同体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公共场所不是公民聚会的场所，而是工匠们展示和交换其产品的集市。此外，在希腊，正是所有潜在不断受挫的野心才阻碍了公民关注公共事务，阻碍了公民在不生产的agoreuein和politeuesthai中消磨时间，并将公共场所变成如同东方专制国家中的集市那样的一群商店。这些集市以及稍后中世纪城市的贸易工艺区所具有的特征在于，在展示出售货物的同时，也展示货物的生产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改变Veblen的用语的话，正如"抢眼的生产"是生产者社会的特性一样，"枪眼的消费"是劳动者社会的特征。
动物化劳动者的社会生活是无界域的和游牧民式的，因此它们无法构建或者居住在一个公共的世间的领域内。然而，技艺者与动物化劳动者不同，他完全能够拥有一个属于其自身的公共领域，尽管严格地讲它可能不是一个政治领域。技艺者的公共领域是交易市场，他能够在此展示其手工产品并赢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展示技能的意愿，不但与"交换、易货和以物换物的倾向"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同样植根于这一倾向之中，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一倾向将人从动物中区别开来。而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的建造者和物品的生产者，技艺者只需通过将其产品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就能够找到他与别人之间的恰当关系，因为这些产品本身总是在隔绝的状态下生产的。在摩登时代早期，隐私被视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最高权利，它实际上是隔绝的保证，而没有这种隔绝，任何作品都无法产生。不是中世纪的集市（在此，相互隔绝的工匠向公众展露其产品）上的旁观者与观众，而是社会领域的出现才威胁了工人的"壮观的隔绝"，在这个社会领域里，其他人并不满足于注视、评判与钦佩，而是希望被允许加入工匠的行列，并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到工作过程之中，并且最终使"能力"与"优秀"的观念遭到损伤。对于每一个具有师傅身份的人来讲，这种与他人的隔绝是必要的生活条件，它指独自沉浸于"理念"，即关于事物的精神意象之中。这种师傅身份也与政治统治的形式不同，它主要统驭事物与材料而非人民。事实上，后者对于技艺活动是次要的，并且"工人"和"师傅"两词最初是被同义使用的。
唯一直接伴随技艺而生的，是出于师傅对助手的需要，或者出于师傅欲以其手艺教育别人的渴望。但是，他的技术与不熟练的帮助之间的区别仅是暂时性的，就如同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区别一样。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团队工作更加相异于技艺，或者对技艺更具破坏性了。团队工作实际上仅是不同种类的劳动分工，并且它预先假设了"将操作分解为构成它们的简单动作。"因团队是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进行所有生产的多头主体，它与构成整体之部分具有同样的内在统一性。对团队的组成人员进行隔绝的每一企图，都将对生产本身产生致命的危险。但是，在积极从事生产时，师傅与工匠并不仅仅缺乏这种统一性；而且，那些将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政治形式，诸如在音乐会上表演，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交谈，也都完全超出了他的生产能力的范围。只有当他停下工作并且其产品已经完成，他才能够从其隔绝状态中安然走出。
在历史上，最后的公共领域，最后的至少与技艺者的活动有联系的聚会的地方，是展示其产品的交易市场。商业社会即摩登时代早期阶段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开端的特征，产生于"抢眼的生产"。随着普遍地对买卖与以货易货可能性的渴望。随着劳动者与劳动社会的兴起，抢眼的生产及其荣耀被"抢眼的消费"及其伴生物--空虚所取代，于是商业社会也就宣告结束。
正如马克思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确切地说，在交易市场上聚集的人们不再是制造者本人，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所有者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产品交易已成为主要的公众活动的社会，即使是劳动者也成为了所有者，即"他们劳动力的所有者"，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金钱或者商品的所有者"。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著名的自我异化的观点，即人堕落成为商品才得以成立，而且这种堕落是生产社会中劳动状况的特征，这个生产社会不是把人作为人，而是作为以其产品质量为衡量标准的生产者来加以评判。相反，劳动社会则是根据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功能评判人；尽管在技艺者看来，劳动力是产生必需的更高目的（即或是使用对象，或是交换对象）的唯一手段，但是，劳动社会却把它为机器保留的同样更高的价值赋予了劳动力。换句话说，这一社会只是看上去更"人道"，虽然下面的看法是真实的：即在劳动社会的条件下，人类劳动的价格提高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比起任何自然给予的材料或者物质，它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更具有价值；事实上，它只是预示着一些甚至更"有价值"的东西，即机器的更平稳地运作，它的巨大的加工能力首先把所有的东西标准化，然后再降低消费品的价格。
商业社会，或者具有一种激烈竞争和不懈追求精神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仍然由技艺者的标准加以统治。当技艺者走出其隔绝状态时，他便以商人与贸易者的身份出现，并凭借此种能力建立了交易市场。当然，这个交易市场必须先于产业阶级崛起而存在，到了那时，这个产业阶级就专门为市场而生产，即生产交换物品而非使用物品。从封闭的技艺到为交换性市场而制造，在这个过程中，制成的最终产品部分地（而非完全）改变了产品的质量。单独决定事物能否作为事物而存在、能否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实体在世界上久存的持存性仍然是最高的标准，虽然这种持存性使事物不再适于使用，而适于为了未来交换而"预先存储"。
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现行区别中反映出来的质的变化，借此后者与前者相互联系，如同商人、贸易者与建造者、制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就技艺者制造使用物品而言，他不仅在隔绝的状态下私自生产它们，而且也同样是为了私自的使用。然而，当使用物品成为交换市场上的商品时，它们就超出了私人领域而呈现于公共领域。价值，作为"人类的观念中一种东西的占有与另一种东西的占有之间的相互比例的想法"，"总是意味着体现在交换中的价值"。国这一点经常被提及，但很不幸又同样经常地被遗忘。因为，只有在任何东西都能与其他东西进行相互交换的交易市场上，所有的东西才具有了价值，无论它们是劳动或者工作的产品，还是物质生活、生活的方便或者精神生活所需的消费品或使用物品。这种价值唯独存在于公众领域的尊重之中，在这里，东西作为商品而出现，赋予一种东西以这种价值的不是劳动、工作、资本、利润、材料，在那里，它才得到尊重，获得需要，或遭到忽略。价值的特质在于：一样东西决不能私自占有，而一旦它在公众领域中出现就会自动获取价值。正如洛克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市场价值"与"任何东西的天然价值"国毫不相关，而这个"任何事物内在的天然价值"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客观特质，"它是处于单个购买者或者卖主的意志之外而附属于事物自身的某些东西，无论他是否喜欢，它都存在，并且他应当承认这一点"。只有通过改变事物本身，才能改变事物的这一内在价值，比如一个人通过砍去桌子的一条腿来毁灭整张桌子的价值，而商品的"市场价值"则要通过"那件商品拥有的与其他商品的一些比例的变动"被改变。
换言之，与事物、行为或者观念不同，价值从来不是特定人类活动的产品，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这些产品卷入到社会成员之间不断变化的交换相对性之中，价值就会得以形成，正如马克思所正确坚持的，没人"在隔绝的状态中产生价值"（马克思本应该补充说，也没人在他的隔绝状态中关注价值）。事物、观念或者道德理想"只有在它们的社会关系中才形成价值"。
古典经济学中的混乱，以及来自于哲学的使用"价值"（value）一词的更糟糕的混乱，最初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即"wor山"这个更古老的词汇（我们仍然能在洛克的理论中找到），被表面上更为科学的"使用价值"一词所取代。马克思同样接受了这一用语，同他对公共领域的厌恶相一致，他一贯将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但是，在商业社会（在那里，交易市场确实是最重要的公共场合，因而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交换的价值--商品）这些罪恶的背景下，马克思并没唤起物品自身"内在的"客观价值。相反，他将物品在人们的消费生活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作为替代之物，而这个过程既不知道客观的和内在的价值，也不知道主观的和社会决定的价值。在所有物品分给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平等分配中，每个有形的物品在维持生活和劳动力再生的过程中，都溶解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
然而，这一用语上的混淆仅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马克思坚持"使用价值"这一用语的理由，就像为价值的产生寻求客观根源--例如劳动，或者土地，或者利润--所进行的大量徒劳努力的理由一样，在于没有人觉得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以下这一简单事实：交易市场（它决定着价值的适当范围）不存在"绝对价值"，寻求绝对价值同把圆变方的企图一样徒劳无益。所有物品的不幸贬值，即所有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者商品的转化，因为从此时起，它们就处于一种同其他一些可获取的、替代它们的东西的相互关系之中。普遍的相关性，即一事物只存在于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和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事物具有一种不受变化的供求估计制约的客观价值，是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固有的。国这种在商业社会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所以成为不安的一个深层根源，并且最终构成了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问题，其原因甚至不在于这样一种相关性，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技艺者（他的整个活动是由经常不断地使用规则和标准来决定的）无法忍受丧失"绝对的"标准或准绳。就货币而言，它显而易见是各种东西的一般等价物，从而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换，但是货币决不具备一种超越所有使用并且在控制之下仍能生存的独立和客观的存在，而这一存在则是尺度或任何其他标准（在考虑到它要衡量的事物和进行衡量的人时）所具有的。
这种标准和普遍规则的丧失，没有它人类就不能建成任何世界，柏拉图早在普罗大戈拉有关将人（东西的制造者）及其对事物的使用作为他们的最高标准的建议中就已察觉。这表明，交易市场的相关性同工匠世界和制作经验所产生的工具性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前者确实来自后者源源不断的发展。然而，如果这的确属实，那么柏拉图的回答--不是人，而是"上帝是所有事物的标准"--将变成空洞的道德说教，正如摩登时代所假定的那样：工具在有用性的伪装之下统治着完全的世界，正如它完全统治着这样一种活动一样，世界及其所包括的所有事物通过这种活动才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