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仍顶着酷暑去筹办托我买的东西。接到信中的货单时，还不觉得怎样，可一买起来才发觉麻烦得不得了。我在电车里一边擦着汗，一边抱怨着这些乡下人简直不拿别人得时间当回事，尽给人添麻烦。
我不想白白度过这个夏天。为了履行事先拟定好的回家后的计划，还应该搞到一些必备的书籍。于是决定在丸扇书店的二楼上消磨半天。我站在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架前，从一头到另一头，一册一册地挑选着。
在要采购的东西中，最叫我为难的时女人的衬领。跟店伙计一讲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挑哪个好呢？到买的时候就又犹豫不定了。而且价钱也叫人难以捉摸。以为便宜的，一问却很贵：以为贵而没敢问的，反倒特别便宜。有时有些东西无论怎么比较，也弄不明白价格的高低是怎么出来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心里暗暗后悔，干嘛不麻烦一下先生的夫人呢？
我买了一只皮箱。当然不过是日本造的下档货。尽管如此，单是那些闪闪发亮的金扣环，就足矣镇唬住乡下佬。这只皮箱是母亲要我买的。她在心中特意写到：毕业时买一只新皮箱，把土特产都装在里面带回来。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得笑了。与其说我不理解母亲的心情，还不如说那话特别滑稽。
正如跟先生夫妇告别时说过的，三天后，我乘火车离开东京，回故乡去了。这年冬天以来，先生对于父亲的病情，给我讲了许多注意事项。虽然我处的地位应该是最该担心的，然而不知怎地，却没觉得有多大痛苦。我倒是想象着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怪可怜的。想来我的内心，一定觉得父亲已经是要故去的人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到底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到底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并希望他尽量腾出时间，能在今年夏天回来见上一面也好。我甚至感伤地说，何况乡下只有两位老人，心里一定不安吧，叫我们做儿子的于心何忍呢。其实，我是一时心血来潮才这么写的。但是写过之后，心情又跟刚才不同了。
我在火车上琢磨着这种矛盾。想着想着，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心情易变的轻薄之徒，不免苦恼起来。这时，我又想起先生夫妇，特别是两三天前请我吃完饭时的对话。
“谁现实呢？”
我反复咀嚼着那晚在先生和夫人之间曾出现的疑问。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做出有自信的回答。但是，倘若怎能知道谁先死的话，先生会怎样，夫人又会怎样呢？我想先生也罢，夫人也罢，除了现在的态度之外，也不会有其他吧（正如故乡的父亲等待着死亡的迫近，而我却毫无办法一样）。我把人生看成是无常的，把人的无所事事的天性轻薄，看成是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