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次郎在学校里兜售文艺协会的戏票。他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大凡熟悉的人都叫他们买了。与次郎决定再向不认识的人做工作。他一般在走廊上物色对象，一旦抓住就缠着不放，务必叫人家买上一张，有时候，正在交涉之中，上课铃响了，只好让人逃脱。与次郎把这种情况称为“时不利”。有时候，对方只是笑，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与次郎称这种现象为“人不利”。有一次，与次郎缠住一位刚从厕所出来的教授，这位教授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我有点事儿。”随后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他一进去就不出来了。与次郎对这种情况不知称什么为好，他目送着教授的背影，告诉三四郎：“他一定患了肠炎。”
三四郎问与次郎：“售票单位托你卖多少票？”与次郎回答说：“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三四郎问：“卖得太多，会不会出现剧场容纳不下的危险呢？”与次郎说：“也许有一点。”三四郎进一步问：“那么票卖完之后，不就麻烦了吗？”与次郎说：“不，没关系，其中有的人是出于道义买的，有的人有事不能来，还有的少数人患肠炎。”他说罢，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三四郎看与次郎兜售戏票，凡是交现款的人都当场收下来。不过，对那些不付钱的学生，也给他们票。这在器量小的三四郎看来，不禁有些担心，凑上去问：
“以后他们会交钱吗？”与次郎回答：“当然不会。”他还说：“与其一张张地收现钱，不如成批处理掉算了，这在整体上是有利的。”与次郎还以此同《泰晤士报》
社在日本销售百科全书的方法作比较。这种比较听起来很堂皇，可三四郎总有些放心不下，因此，他提醒与次郎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与次郎的回答也颇有意思。
“对方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呀。”
“即便是大学生，象你那样借了钱若无其事的人多得很呢。”
“哪里，如果是一片好心，即使不付钱，文艺协会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好在戏票都卖光了，归根到底无非是欠了协会的—笔债，这是很明白的。”
三四郎紧跟着追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协会的意见？”与次郎说：“当然是我的意见，要是协会的意见就好办了。”
听了与次郎的话，三四郎想，不去看看这次演出，简直太傻了。与次朗一直向他宣传，致使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与次郎这样做是为了兜售戏票，还是迷信这次演出？或者说是为了鼓励自己也鼓励对方，随之也就为这场演出捧场，使社会上的气氛搞得更热闹一些呢？与次郎对这些没有加以明晰地阐述。因此，尽管三四郎觉得这次演出很值得一看，但也没有受到与次郎多大的感化。
与次郎首先谈起协会会员刻苦排练的事。听他说，多数会员经过排练之后，当天再不能干别的事了。接着又谈到舞台背景。那背景很大，据说把东京有为的青年画家全部请来，让他们尽情发挥各人的才能画成的。接着又谈到了服装，这服装从头到脚都是根据古代的样式制作的。后来又谈到了脚本，这些那是新作，狠有趣。
他还提到其它一些东西。
与次郎说，他已经给广田先生和原口先生送去了请帖，并让野野宫兄妹和里见兄妹买了头等座位的戏票，一切都很顺利。三四郎看在与次郎面上，祝福此次演出成功。
就在三四郎为演出祝福的这天晚上，与次郎来到三四郎的寓所。和白天相比，与次郎完全变了。他蜷缩着身子坐在火盆边一直喊冷。从他的神情来看，似乎不单是为了冷。起先，他伸手在火盆上烤火，过一会又把手缩进怀中。三四郎为了使与次郎的脸孔显得更清晰，随即把桌上的油灯从那头挪到这头。然而，与次郎却颓丧地聋拉着脑袋，只把黑乎乎的硕大的和尚头冲着灯光，一直打不起精神。三四郎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来望望油灯。
“这房子还没装电灯吗？”与次郎的提问完全同他的脸色无关。
“没有，听说不久就要装，油灯太暗，不顶事。”三四郎回答。
“喂，小川君，出了大事啦。”与次郎早把电灯的事忘掉了。
三四郎询问缘由，与次郎从怀里掏出揉皱的报纸来，一共两张，叠在了一起。
与次郎揭开一张，重新叠好，递过来说：“你看看这个。”他用指头指示着所要读的地方。三四郎的眼睛凑近油灯，标题写着：“大学的纯文科。”
大学的外国文学课一直由西洋人担任，当局把全部授课任务一概委托给外国教师。但迫于时势的进步和多数学生的希望，这次终于承认本国教师所讲的课程也属必修科目，因此，目前正在一直物色适当的人选。据说已经决定某氏，近期即行公布。某氏为前不久奉命留学海外的才子，担此重任最为合适。
“这不是广田先生呀。”三四郎回头望望与次郎。与次郎依然瞅着那张报纸。
“这是真的吗？”三四郎又问。
“好象是真的。”与次郎歪着脑袋说：“我本以为大致差不多了，推知又砸了锅。听说这人进行了种种的活动。”
“不过光凭这篇文章不还是谣传吗？到了公布之日才能弄个明白。”
“不，如果只是这篇文章当然无碍的，因为同先生没有关系。不过……”与次郎说着把剩下的那张报纸重新折叠了一下，用手指着标题，递到三四郎的眼前。
这张报纸大致登着相同的报道。光是这些，尚未给三四郎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不过读到后来，三四郎吃惊了。文中把厂田先生写成一个极不道德的人。
当了十年的国语教师，本是个世上不为人知的庸才，一旦听到大学里要聘请本国教师讲授外国文学，立即开始幕后活动，在学生中散布吹捧自己的文章。不仅如此，还指使其门生在小杂志上撰写题为《伟大的黑暗》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零余子的化名发表的。现已查明，实出于小川三四郎的手笔，此人是时常出入广田家的文科大学生。
三四郎的名字到底出来了。
三四郎惊奇地望着与次郎。与次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三四郎的脸，两人相对沉默了好久。
“真糟糕！”不久三四郎说道。他有些怨恨与次郎，而与次郎却显得不大在乎。
“哎，你对此怎么看？”
“怎么看？”
“一定是来函照登，决不是报社的采访稿。《文艺时评》上这种用六号铅字排印的投稿有的是。六号铅字几乎成了罪恶的集合体，仔细一查，多属谎言，有的竟是明目张胆的捏造。你要问为何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其动机无非出于一种利害关系。
因此，我在接触印有六号铅字的东西时，内容不好的大都扔进了故纸堆。这篇报道完全属于这一类，它是反对派的产儿。”
“为何不写你的名字，偏偏写上我的名字呢？”
与次郎沉吟了半晌，解释说：“恐怕是这个原因，你是本科生而我却是选科生呀。”
然而这在三四郎看来，算不上什么原因，他依然有些迷惑不解。
“我不该用零余子这个鳖脚的名字，要是堂堂正正地写上佐佐木与次郎的名字就好了。实际上，那篇论文除了我佐佐木与次郎之外，谁也写不出来呀。”
与次郎一本正经，也许被三四郎夺去了《伟大的黑暗》一文的着作权，反而叫他有些难堪了。三四郎觉得这人真是岂有此理。
“喂，你对先生说了没有？”
“唉，关键就在这儿。《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是你是我都没有什么。然而这事已经关系到先生的人格，所以不能不告诉他。先生是那样性格的人，如果给他说：‘这事我一直不知道，也许搞错了，《伟大的黑暗》一文在杂志上刊登出来了，是化名，是先生的崇拜者写的，只管放心好啦。’那么先生也许听过就算了。
可是这回却不能这样办。无论如何我得明确承担责任，要是一切顺利，我佯装不知，心情是愉快的，但事情搞糟了我闷声不响，心中着实难受。首先，自己惹起了祸端，陷那位善良的人于苦境，我怎能平心静气地坐视不管呢？要弄清问题的是非曲直固然很困难，这暂且不论，我只觉得对不起先生，真是悔之莫及！”
三四郎首次感到与次郎还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先生看过报纸了吗？”
“家里的报上没有登，所以我不知道。不过先生总要到学校阅读各种报纸的，先生即使没有看到，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这么说他已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他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没有。当然也未找到好好交谈的时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前些时候，我为演出的事儿四处奔走，因此……那演出也实在叫人生厌，也许已停止了。擦着白粉演戏，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对先生说了，你准得挨骂。”
“是会挨骂的，不过挨骂也没办法，只是对不起先生。我干了多余的事，给他招惹了是非。——先生是个没有嗜好的人，不喝酒，至于烟嘛……”
与次郎说到这里，半道上打住了。先生的哲学化作烟雾由鼻孔喷出来，日积月累，那烟量是相当大的。
“香烟倒是抽一些，此外再没有别的嗜好，不钓鱼，不下棋，没有家庭的欢乐——这是他最要命的一着。如果有个小孩子就好了。他的生活实在平淡无味啊！”
与次郎说罢，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
“本来想给先生一点安慰，稍稍活动了一下，不想出现这种事儿。你也到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不光要去，我多少还担着责任，要去请罪呀。”
“你没有必要请罪。”
“那么就去解释一番吧。”
与次郎回去了。三四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在家乡倒容易入梦。报上捏造的报道——广田先生——美祢子——迎接美祢子回家的漂亮男人——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刺激。
半夜里他睡着了。三四郎象平素一样按时起床，但很是疲倦。正在洗脸的时候，遇到了文科的同学，他俩仅有一面之识。这位同学向三四郎打了招呼，三四郎推测他可能读了那篇报道了。不过，对方当然有意避开这件事。三四郎也没有主动加以解释。
三四郎正在闻着热酱汤的香味时，又接到故乡母亲的来信，看样子照例写得很长。三四郎嫌换西装太麻烦，便在和服外面套上一件外褂，把信揣在怀里出去了。
门外，地面上的薄霜闪闪发亮。
来到大街上，他看到路上的行人全是学生。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去，而且脚步匆匆。寒冷的道路上充满了青年男子蓬勃的朝气。队伍中可以看到广田先生身穿雪花呢外套的颀长的身影。这位先生夹在青年人的队伍中，他的脚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同前后左右的人比起来，显得十分缓慢。先生的身影消失在校门里了。门内长着一棵大松树，树枝扩散开来，象一把巨大的伞遮挡着校门。三四郎双脚抵达校门前时，先生的身影已经消失，迎面看到的只有松树以及松树上方的钟楼。这座钟楼里的大钟常常走时不准，或者干脆停摆。
三四郎瞅瞅门内，嘴里重复念了两遍“hydriotaphia”。这个词儿是三四郎所学外国语中最长最难记的一个。他还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三四郎打算请教广田先生。过去他曾问过与次郎，得到的答复是“恐怕属于detefabula之类吧”。
但三四郎认为，这两者迥然不同。“detefabula”看起来具有跃动的性质，“hydriotaphia”需要花工夫死记。他重复念着这两个词儿，脚步自然放慢了。从这个词的读音上看，仿佛是古人制作出来专为广田先生使用的。
三四郎走进学校，看到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好象他真的是《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三四郎想到室外去，但外头很冷，只得站在走廊上了。
他利用下课的间隙掏出母亲的来信读着。
“今年寒假一定回来。”母亲在信上命令他。这和当年在熊本时一模一样。有一次在熊本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学校刚要放假时，母亲打来电报叫他回去。三四郎想，母亲一定是病了，急急忙忙奔回家去。母亲见了他欢天喜地，似乎说：“我一切照旧，你能回来就好。”三四郎一问缘由，才知道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就去向五谷神求了个签儿。签上的意思说儿子已经离开熊本了。母亲放心不下，怕他途中有个好歹，这才打了电报。三四郎想起当时这件事，心想这次母亲说不定又去求神拜佛了。可是信上没有提五谷神之类的事，只是附带写了这样的话，三轮田的阿光姑娘也在等你回来。接着又不厌其烦地写着，听说阿光姑娘由丰津的女学校退了学，回家了；托阿光缝制的棉衣已经装进小包寄去了；木匠角三在山里赌钱，一次输掉了九十八元……三四郎觉得太罗唆，随便看了一下。信上还告诫他：有三个汉子一起闯进来说要买山地，角三领他们到山上转了一圈儿，钱就被偷了。角三回到家，对老婆说，钱是不知不觉被偷的。于是老婆骂他，莫非吃了蒙汗药了。角三说，可不，是好象闻到了什么气味。但村里人都说角三在赌博时被骗走的。乡下尚且如此，你在东京可要十分当心啊……三四郎卷起这封长信，与次郎来到身旁：
“啊，是女人的信呀。”同昨晚相比，与次郎这会儿开起玩笑来兴致格外好。
“什么呀，是母亲写来的。”三四郎有些不悦，连同信封一起揣进怀里。
“不是里见小组的吗？”
“不是。”
“喂，里见小姐的事听说了没有？”
“什么事？”三四郎反问道。
正巧，一个学生来告诉与次郎，说有人要买演出的戏票，正在楼下等着。与次郎旋即下楼去了。
与次郎从此消失了踪影，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三四郎只得集中精力做好课堂笔记。下课以后，他遵照昨晚的约定到广田先生家里去。那里依然很宁静，先生躺卧在茶室里。三四郎向老婆子打听：“先生是否身子不适？”老婆子回答：“恐怕不是，昨晚先生回来得很迟，说是累了，刚一回来就睡了。”广田先生颀长的身躯上盖着一件小小的睡衣。三四郎又低声问老婆子：“先生为何睡得那般迟呢？”
老婆子回答：“哪里，先生总是很迟才睡，不过昨天晚上倒没有看书，而是和佐佐木先生谈了很久的话呢。”利用读书的时间同佐佐木谈话，不能说明先生午睡的因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与次郎昨晚把那件事情对先生讲了。三四郎想顺便打听一下广田先生是如何训斥与次郎的，但又想老婆子未必知道，且当事人与次郎自己又躲了起来，实在没有办法。从与次郎那种高兴劲儿来看，也许不至于惹起大的风波。
然而，三四郎到底摸不清与次郎的心理活动，他很难想象事情的真象究竟如何。
三四郎坐在长火盆前边，水壶滋滋地响着。老婆子很客气地退回女仆房间去了。
三四郎盘腿而坐，双手罩在水壶上，等待着先生起来。先生睡得正香，三四郎的心情也变得宁静而轻松了。他用指尖敲击着水壶，随后倒出一杯开水，呼呼地吹了吹，喝了下去。先生侧身向里而卧，看来两三天之前已经理了发，头发留得很短，浓密的胡子茬冒了出来，鼻子也朝向里边，鼻孔丝丝作响，睡得很安稳。
三四郎把带来准备归还的《壶葬论》拿出来阅读。他逐字逐句往下念，很难弄明白。书中写着把花扔进墓里的事，写着罗马人对蔷薇花颇为affect。三四郎不懂什么意思，心想大概可以译作“喜欢”吧。还写着希腊人爱用amaranth①，这个词义也不明白，反正是一种花的名字。接着再往下读，简直莫知所云。他从书本上抬眼望望先生，先生仍然在酣睡。三四郎想，为啥要把这种难以理解的书借给自己呢？这样的天书既然读不懂，又怎能激起自己的兴味来呢？三四郎最后又想广田先生毕竟是hydriotabhia。
①象鸡冠花一类的观赏植物。
这当儿，广田先生忽然醒来了，他抬头望望三四郎。
“来多久了？”
三四郎劝先生再睡一会儿，自已这样等着并不觉得寂寥。
“不，我起来。”先生说罢就起来了，接着开始照例抽他的“哲学之烟”。在沉默的时候，那烟雾喷出来就象一根根的圆木棒。
“谢谢您，我来还这书。”
“唔——都看了吗？”
“看了，就是不大懂，首先这书名就不懂。”
“hydriotapbia。”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是个希腊语吧。”
三四郎再也不想往下问了。先生打了一个呵欠。
“哦，真困，睡得好痛快，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哩。”
先生说他梦见了一个女人，三四郎以为他要谈谈做梦的事儿，不料先生竟提议要去洗澡，两人便拎着手巾出门了。
从浴池里出来，两人躺在旁边木板房里的器械上测量身长。广田先生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有五尺四寸半。
“你说不定还在长呢。”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
“不会长了，三年来一直这么高。”
“是吗？”
三四郎心中猜测，先生简直把自己当做小孩子了。三四郎正想回去时，先生说：
“如果没有要紧事，不妨聊聊再走。”说罢打开门，自己先走了进去。三四郎正为那件事担着义务，所以也跟着进去了。
“佐佐木还没有回来吗？”
“今天他打过招呼说要晚些回来，最近好象一直为演出的事到处奔走，不知他是助人为乐还是生性好动，真是个做什么都不得要领的人。”
“他倒是很热情哩。”
“仅从目的上看也不乏热情，但头脑过于简单，做起事来不可指望。乍看起来好象颇得要领，甚至有些过头。但是越到后来就越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要领，简直是乌七八糟。不论你怎么说，他毫不改悔，只好听之任之。他这个人哪，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惹是生非啊。”
三四郎觉得有些事还可以为与次郎申辩几句，然而眼下明摆着这样一个恶劣的事例，他只好作罢了。
“先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没有？”三四郎转变了话题。
“嗯，看了。”
“没有见报之前，先生丝毫不知道吗？”
“不知道。”
“您一定大吃一惊吧？”
“吃惊？——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世界上的事都是如此，所以并不象年轻人那样大惊小怪。”
“叫您烦神了吧？”
“不烦神的事是没有的，然而象我这样久居人世而上了年岁的人，看了那样的报道并不会马上相信，所以也不象年轻人那样容易烦神。与次郎说了那么多不太高明的善后处理方法，什么报社里有熟人，可以托他们澄清事实真相啦？什么可以查明那篇稿子的出处加以制裁啦，什么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予以反驳啦，等等。事情既然这样麻烦，当初不做这种多余的事岂不更好？”
“他完全是为先生着想，并无恶意呀。”
“要是有恶意那还了得？首先，既然为了我而开展活动，不征求我的意见，随便想出了方法，随便决定了方针，打从这一天起，就无视我的存在，一开始就存心捉弄我，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不貌。那种拙劣的文章，除了佐佐水还有谁能写出来？我也看了，既无切实的内容，风格也不高，简直就象救世军①的大鼓，使人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反应。通篇都是有意捏造而成。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无非是为着实现某种目的罢了。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是我示意自己的门生写的了。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当然也就认为报上的报道是言之有据的了。”
①基督教的一个派别，1895年在日本设立支部。
广田先生说到这里打住了，鼻孔里照旧喷着烟雾。与次郎说过，从这烟雾的喷出方式上可以察知先生的心情：浓密而笔直迸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情绪达到了哲学最高峰之际；当和缓而又散乱地喷吐出来的时候，意味着心平气和，有时包含着冷嘲的内容；当烟圈在鼻下低徊，在口髭间萦绕的时候，是进入了冥想或者产生了诗的感兴。最可怕的是在鼻端盘旋不散，或者出现旋涡，这就意味着你将受到严厉的训斥。这些都是与次郎的说法，三四郎当然不以为然。但在这个当儿，他还是细心地观察着先生喷出的烟来。不过，他一直未看到与次郎所说的那种具有鲜明特点的烟雾，而只觉得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具备一些。
三四郎一直诚惶诚恐地站在广田先生身旁，这时先生又开口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吧，佐佐木昨晚也深深地表示了歉意，所以今天又变得心情舒畅，象平时那样活蹦乱跳的了。不管私下里如何规劝他小心谨慎，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去兜售戏票，真拿他没办法呀！还是谈谈别的有趣的事吧。”
“嗯。”
“我刚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你说怎么着，我竟突然梦见了生平只有一面之识的女子，简直象小说上写的故事一样。这个梦比报纸上的报道更叫人感到愉快呀。”
“哦，什么样的女子？”
“十二、三岁，长得很漂亮，脸上有颗黑痣。”
三四郎听说十二、三岁，有点失望了。
“是什么时候初会的呢？”
“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是一惊。
“这个女子你还记得这般清楚呀！”
“这是梦，梦当然是清楚的了。因为是梦，所以出奇的好。我好象在大森林中散步，穿着那件褪色的西式夏装，戴着那顶旧帽。——当时我似乎在考虑一个难题。
宇宙的一切规律都是不变的，而受这种规律支配的宇宙的万物都必然发生着变化。
因此，这种规律肯定是存在于物外的。——醒来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无聊，因为是在梦中，所以考虑得很认真。当我走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遇见那个女子。她没有走动，而是伫立在对面，一看，仍然是长着往昔那副面孔，穿着往昔那身衣裳，头发也是过去的发型，黑痣当然也是有的。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子。我对这女子说：‘你一点也没有变。’于是她对我说：‘你倒老多啦。’接着我又问她：‘你怎么会一点没有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着这副面容的那一年，穿着这身衣裳的那一月，按着这种发型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我问；‘那是什么时候？’她说：‘二十年前和你初会的时候。’我说：
‘我为啥竟这样老？连自已都觉得奇怪哩。’女子解释说：‘因为你总想比那个时候越来越美。’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三四郎问道。
“后来嘛，你就来了呀。”先生说。
“二十年前她见到您并非是梦，而是确有其事吗？”
“正因为有这回事，才显得有趣呀。”
“在哪儿见的面？”
先生的鼻孔又喷出了烟雾。他望着这烟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讲下去。
“颁布宪法那年是明治三十二年吧？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害，你或许还不记事儿吧。今年你多大了？是的，这么说当时你还是个婴儿呢。那时我是高中学生，听说要去参加大臣的葬礼，大家都扛着枪去了。原以为要去墓地，结果不是。体操教师把队伍带到竹桥内这个地方，就分别排在路的两旁了。于是我们都站在那儿，目送着大臣的灵枢。名为送别，实际上等着看热闹、那天天气寒冷，我还记得很清楚哩。一动不动地站着，脚冻得生疼。旁边一个男子盯着我的鼻子连说：‘真红，真红。’不一会儿，送葬的人过来了，队伍真够长的。几辆马车和人力车冒着严寒打眼下静穆地走过去，车子上就有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现在要叫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只觉得模模糊糊不很清晰了，唯独这个女子却还记得。不过，随着时光的过去，这记忆渐惭淡漠了，如今很少想起这件事来。今天梦见她之前，我简直把她忘记了。
然而，她当时的摸样竟在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想起来就热辣辣的。你说怪不？”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她吗？”
“从未再见过。”
“这么说您根本不知道她姓甚名谁罗？”
“当然不知道。”
“没有打听过吗？”
“没有。”
“先生为此……”刚一说到这里，三四郎就急忙煞住了。
“为此？”
“为此而不结婚了吗？”
先生笑了起来。
“我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人，我比你还要散文化得多呢。”
“不过要是她来了您总会娶她的吧？”
“这个嘛……”先生思索了一会儿，“也许会娶她的。”
三四郎显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时，先生又说话了。
“如果我为此而不得不过独身生活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因为她而变成了一个不健全的人。世界上固然有一生下来就无法结婚的不健全的人，但也有因为别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而难于结婚的人。”
“世上有很多这种有碍于结婚的事情吗？”
先生透过烟雾端详着三四郎。
“哈姆雷特王子是不愿结婚的吧？当然，哈姆雷特只有一个，可像他的人却很多。”
“比方说是哪些人呢？”
“例如，”先生沉吟了一会儿，不停地喷着烟雾，“例如这里有一个人，父亲早死了，靠母亲一手养活长大。这位母亲身罹重病，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你去投奔某某求他照应一下吧。’随后讲出了那人的姓名，而那个人竟是儿子既未见过面也不认识的陌生人，询问情由，母亲也不作答，再追问下去，母亲才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就是你的生身父亲。’——唔，这是随便说说，假如有了这样一位母亲，那么做儿子的对于结婚没有好感也就很自然了。”
“这种人究竟很少呀。”
“少是少，总归是有的。”
“不过，先生不是这种人吧？”
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母亲想必还健在吧？”
“嗯。”
“父亲呢？”
“死了。”
“我母亲是颁布宪法的第二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