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闻”版有一条花边新闻，标题是：“舞女杨露发雌威，酒瓶击破舞客头。”
内容则谓：“昨晚八时许，舞女杨露偕一四眼西装客在一家菜馆进餐，倾饮洋酒，初则嘻嘻哈哈，旋则反唇相稽，最后杨露忽然高举酒瓶，愤然朝舞客去。舞客躲避不及，弄得头破血流，状极可怖。店中人士即唤召差人，将杨露拉入警局，并急召救伤车将该舞客送入医院治疗。事后，据菜馆中人称：两人醉后引起争吵，原因不详。”
（酒不是好东西，必须戒绝，我想。但不知杨露被拉入警局后，会受到什么处分？杨露是个好人，她用酒瓶打我，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只要有理由，就得原谅她。可是，她用酒瓶击伤了我，警方肯原谅她吗？我应该马上离开医院，到警局去解释一切，也好减轻杨露的罪状。昨天晚上杨露喝了不少，一定也醉了，要不然，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一个好人，虽然她已决定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用酒瓶击破我的头，相信不会没有理由。）
在医院里躺了几天，不能执笔撰写连载小说。出院后，有一家报馆的负责人向我提出警告，说是以后绝对不能断稿，即使病在医院，也不能。
这是职业作家的悲哀。
在香港，一个职业作家必须将自己视作写稿机器。如果每天替七家报纸写七个连载文字，不论武侠也好．随笔也好，传奇也好，故事新编也好，这架机器就得挤出七千字才能算是完成一天的工作。
人与机器究竟不同。
人是有感情的。
可是在香港做职业作家，就必须将自己视作机器。情绪不好时，要写。病倒时，要写。写不出的时候，要写。有重要的事需要做的时候，也要写。
在香港，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文章倘想跻于商品之列，只好不问价值；但求价格。
机器尚且会有失灵的一天，人怎会不病？在香港，做一个职业作家，竟连患病的自由也没有。我很生气，毅然向那家报馆负责人表示不愿继续为他们撰稿。
他大笑。笑声极响。我愤然走出报馆，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饮酒。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我要喝更多的酒。笑声犹如四堵墙壁，围着我，使我无法用理智去适应当前的一切。我在一家餐厅喝了些酒；然后与一个的士司机交换了几句，然后见到一对明亮似钻石的眸子。
——你又喝醉了，她说。
——没有醉，我说。
——也许你还没有醉，不过，你不能再喝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做什么？
——我的女儿很想见见你。
——你是说：你要将你的女儿介绍给我？
——正是这个意思。
——多少钱？
——三百。
——我还没有中马票。
她笑了。血红的嘴唇映得牙齿格外蜡黄。（她不应该抽那么多的烟，我想。）
忽然感到一阵晕眩，地板变成天花板。有人大声责备我，世界犹如万花筒。我笑。她也笑。于是见到一个年纪很轻很轻的女孩子，不会超过十四岁，比司马莉与杨露还小。我不敢看那充满了恐惧神情的眼睛，心里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想走，给那个徐娘拦住了。
——我没有钱，我说。
——别以为她年纪轻，她一定可以使你得到快乐。
——我知道；但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你有多少？
我从口袋里将所有的钱财都掏出来，七八十元。她一把夺了去，疾步走出房间，将房门关上了。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却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小女孩端坐在床沿，低着头，像旧式婚姻的新娘。很窘。空气犹如凝固一般。
——你几岁了？我问。
——二十。
（谎话！多么可怜的谎话！我想。）
—一你常做这种事情？
——这是第一次。
（谎话！多么可怜的谎话！我想。）
——你愿意这样做？
——我父亲病了，没有钱买药吃。
我掉转身，拉开房门，如同一匹脱缰的马，飞也似地往外急奔。我跌了一交，被两个好心的路人扶起。我仿佛被人殴了一拳，痛得很。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这是一个丑恶的世界！这是一个只有野兽才可以居住的世界！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世界！）
文章变成商品。
爱情变成商品。
女孩子的贞操也变成商品。
那个无耻的徐娘，知道男人们不喜欢她那皱得似地图的肚皮了，幡悟于磁力的消失，竟将个半醉的男人与她的女儿关在一间板房内。
（也许这不是第一次，我想。也许这个女孩子已染上了花柳病。多么可悲呀，一个未成年的花柳病者。）
突然的觉醒，犹如剧终时的灯火骤明。酒不是逃避现实的桥梁。当现实丑到无法面对时，酒与水不会有什么分别。那一对可怜的眸子，如黑夜的星星被乌云掩盖。在这罪恶的集中营里，女孩子被逼动用原始的资本。
一条街。来来往往的都是野兽。笑声不会钻入自己的耳朵，谁也不能从镜子里找到自己。
有哑音狂呼号外，原来是赛马期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