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明白人，蒋介石不吐明，便知道他患的是啥病，回道：“学生也患过那种病，被一位老中医治好了。这位老中医叫张简斋，是南京人，医术了得，被学生吸收为特务成员，专为内部有关人士治病，当然绝对保密。我放心不下的是夫人……”
蒋介石说：“休要啰唆，快去把他叫来，夫人这些天正和我闹气，我不去寻她，她自然不会来理我。”
戴笠出门来，看见毛庆祥没事般在屋里走来走去，猛然记起一桩大事来，暗道：当初陈洁如在上海托他寻找蒋介石，他能做到充耳不闻，才有今天的自在。我这是怎么啦，居然昏头昏脑管起了蒋介石的私事！
后悔已来不及，戴笠只有硬着头皮去叫张简斋。这时，他想起胡宗南对他的评价：“雨农，一个孙悟空式的人物，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最大的优点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守秘密。”
看来胡宗南对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在蒋介石面前，他几乎无秘密可守。刚才那号事，若换了别人，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完全可以故意装糊涂。如果是这样，等于自己抓住了主动权，不致使自己陷入领袖人物的隐私中。
戴笠一路摇着头自语道：“雨农呀雨农，说不定你的性命就要断送在不能保守秘密上！”
话说戴笠带上张简斋给蒋介石治好病，以后很久没有被召见。一日，偶然听毛庆祥说，近段时间陈果夫、徐恩曾时常被蒋介石召见。
戴笠这才猛然想起蒋介石冷落他，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无非是干一些监视各级将领、策反杂牌军队、排除异己，搞搞绑票、暗杀一类的勾当，而陈果夫、徐恩曾却占足了分工的便宜。
蒋介石把反共当成自己第一重要的任务，即使面临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常常在戴笠等人面前说，日本人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之患。
多年来，陈果夫、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这也难怪CC系受到器重。
戴笠天生不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于是疯狂调整工作目标，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
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
戴笠反共心情过于迫切，急于求成。一方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严刑逼供，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军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好作罢。但是，由于CC系特务在这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这更增加了戴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可谓成绩显赫，这使CC系头子陈果夫也感到十分不安。
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CC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商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果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塌台负责，并警告他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果夫经过一番努力，在反共方面作出了成绩。
首先，在部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小组学习。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讲解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其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最后，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之作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的关系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
蒋介石察觉到戴笠与CC系钩心斗角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果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
军统局成立以后，原特务处的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处长，现在我们归陈果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
戴笠说：“不怕，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遇有重大问题，我再直接找校长。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
戴笠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工作中，除了去局本部领取经费，几乎从来没有找过陈果夫。
陈果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架暗杀的勾当，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可戴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上级，陈果夫因此心里不愉快。一次，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陈果夫拦住他道：“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
戴笠心下冷笑道：这痨病鬼，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想管我呢！嘴上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
陈果夫道：“光领钱不谈工作，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
戴笠听出陈果夫把矛头指向他了，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是因为特务费支出感到费力，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利。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可王亚樵、吉鸿昌并不是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陈果夫气得呼吸急促，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不得不把气咽下去，扭头走了。
戴笠冲着他的背影，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
这时，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见了戴笠，便过来招呼道：“戴处长，附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拆开，被我抓住，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请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原来，自成立军统局以来，一处和二处斗争十分激烈，陈果夫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为徐恩曾撑腰打气，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目下，两处斗争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精力进行抢夺，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
徐恩曾涨红着脸诘问道：“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你身为处长，怎么可以这样呢！”
戴笠说：“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我为什么不能抢！”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陈果夫过来了，向徐恩曾问清原因，转过身对戴笠说：“戴处长，这就是你的错了。按分工，你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策反、绑架暗杀一类的事。成立邮检处，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地下活动方面的，你在这方面插上一脚，岂不让人说成‘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戴笠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就像耗子是人类的敌人一样，谁都可以拿，管它是猫还是狗。陈局长，一碗水要端平，你这样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说我不把你当上级，你这种领导方法叫我怎样把你当上级？”
陈果夫气得青筋暴起，指着戴笠说：“你……”
戴笠说：“我怎么啦？我不就是一个小瘪三吗？我当初在胡靖安手下跑单，面对王世和那么强大的欺压都挨过来了，现在还怕谁不成？只要我戴笠替校长卖命，谁整我都不怕！”
陈果夫拉着徐恩曾的手，道：“走，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说着，两人转身就走。
徐恩曾道：“表哥，他这样目无上级，你怎么不向委员长参一本？”
陈果夫道：“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看中他哪一点，把他当宝贝似的，我也奈何不得。”
与戴笠争吵以后，陈果夫由恼怒变成仇恨，为了彻底控制邮电检查，向蒋介石建议把原先秘密的邮电检查变为公开检查，并一手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心腹金立武任三处处长。从此，各个城市从邮电检查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
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陈果夫的心腹，往往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透露给一处，所以材料到戴笠手上时，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戴笠手下的人纷纷向他诉苦道：“处长，CC系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总得想想办法。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长此下去，气向哪里出？”
戴笠听到各方汇报，心里乱糟糟的，恨不得立即把陈果夫碎尸万段。
戴笠回过神来，想起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对手下道：“你们先不要急，静下心来，陈果夫肯定会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票……”说到这里，他招手让手下附过耳朵去，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众手下听了，连称妙计，下去依计布置。
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选举代表，按得票数字在会堂的大黑板上写“正”字。
一开始，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得票交替上升，陈果夫好不得意。到结束时，突然见自己竟比蒋介石多出四票，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惊得脸上流出大颗的汗来……
在这紧要关头，陈果夫急忙跑上去，对计数的道：“有人多计了票！”说罢，在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
陈果夫忧心忡忡地回去后，戴笠偷偷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老远就对还在书案旁发愣的蒋介石说：“校长，大事不好了，陈果夫想篡权了！”
蒋介石一惊，道：“别急，慢慢说。”
戴笠道：“我原来还不知道，通过这次选举，才知道陈果夫的势力如此之大，他的选票竟比校长多四票！”
蒋介石说：“他不是比我还少一票吗？正在想这小子怎么只比我少一票，难道我和他是一个档次？”
戴笠说：“校长，不是的，千真万确是陈果夫比您多四票，后来他见会场开始骚乱，才跑上去自己擦去一个‘正’字，不信可以问大家！”
蒋介石听了，脸上的肌肉立即搐动起来，手紧握拳头，用力打在书桌上道：“这小子心术不正，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倒要看他有多大能耐！”
戴笠见自己的预期目的已达到，窃喜不已，又道：“我就知道陈果夫很有能耐，网罗了一大批人，在邮检处里，CC系的人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当笑料到处传诵，我说他们，他们还威胁道：‘你小子当心点，我告诉陈局长整死你！’当时我以为他们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谁知道陈果夫真有这么厉害！”
蒋介石怒道：“我都知道了，给我滚！”
戴笠唯唯而退，退到门边，蒋介石又叫住他道：“回来，给我把陈果夫抓起来！”
戴笠回到处本部，立即召集精兵强将，去军统局局本部逮捕陈果夫，没有想到陈果夫在中统多年，耳目心腹很多，消息十分灵通，一听说蒋介石要扣留他，马上“养病”外出躲了起来。
戴笠扑了个空，内心不快，暗忖：这事最宜速战速决，必须在蒋介石的气还没消之前把陈果夫解决了，如果时间一长，陈果夫会托许多蒋介石亲近的重臣说情，就不好办了。
戴笠马不停蹄地回到蒋介石的官邸，欲向他报说陈果夫畏罪潜逃，请求追捕。人未进书房，早见里头有何应钦、卫立煌、陈布雷、于右任等重臣纷纷向蒋介石说情。
听了几句，都是“陈果夫年轻不懂事，玩小聪明是实，并无夺权之意”等，气得戴笠在旁牙齿咬得咯咯响。
好不容易等到这些人离去，戴笠赶忙进去，才说了几句，就听得外面有人哭泣着进来。
蒋介石一抬手，戴笠不得不退入内室。
外面是一个老女人在哭诉：“中正，听说你要处死果夫是不是？呜……我们陈家好苦啊，我和其美的独子刚刚驾飞机摔死，现在果夫又出事了，呜……”
戴笠听出这女人是陈其美的遗孀，心里登时明白杀陈果夫无望了。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可以说没有陈其美，就没有今天的蒋介石。现在师母亲自登门求情，蒋介石再怎样心狠手毒都要手下留情。
陈夫人道：“我的儿子死了，果夫就是我的亲儿，他有多大的胆子，敢与委员长作对？年轻人不懂事，还望您大人有大量，看在其美和我的面上饶他一死……呜……”
接着，蒋介石软了下来，把陈夫人哄了出去。回过头来，戴笠已知无话可说，也要告退。蒋介石也不挽留，手一挥，算同意了，然后把自己埋在沙发里。
这次戴笠虽没有大获全胜，但也给陈果夫当头棒喝，让他尝到了戴笠的厉害。
接下来，戴笠要争的还是邮检处。这时，唐纵已从德国回来，向戴笠介绍了德国的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破译密码四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系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到一般干部，全换上自己的人。徐恩曾在陈果夫面前怂恿道：“戴笠那小瘪三也太放肆了，表哥怎么就这样容他呢？恐怕天下人都在嘲笑我们了。”
陈果夫清楚，蒋介石不会同意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自然会相安无事。只好自我安慰道：“人办事，要用脑筋。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兼听则明嘛！”
话虽如此说，陈果夫对戴笠的仇恨一刻也不曾忘记，时刻都在伺机报复。
陈果夫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历时四载才将大厦建成，他很想把全国的警察教育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于是起草了一份建警校的计划，《计划》称，要把中央警校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
陈果夫得知这消息，灵机一动，马上向李士珍建议：“你既要这么规模庞大的警校，何不把已有的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校合并到中央警校下面？”
李士珍大悟，马上在《计划》里加了这一条。李士珍的计划书呈上去后，蒋介石觉得在理，很快批示同意。
戴笠也知道李士珍在筹建中央警校，并想将这所警校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得知自己不仅抓不到这所警校的大权，反而还将他好容易才夺取的浙江警校交给他人，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戴笠是无论如何也不吃的。这时候，他唯一的出路是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中央警校的权力一并抓到手。
陈果夫早预料到戴笠会这么做，一面建议李士珍请内政部长蒋作宾出面向蒋介石推荐；一面和弟弟陈果夫一起，不时在蒋介石面前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还吹捧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目前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警察教育人才。
陈果夫为了不使蒋介石对他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怀疑，同时不致让戴笠抓到攻击的把柄，他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让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目，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合对CC系进行批评。
经过陈果夫如此一番动作，蒋介石终于在正式成立中央警校时，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把中央警校及浙江警校交给李士珍负责。
戴笠在警察教育机构惨淡经营，好容易才有了浙江警校，如今竟被如此无情地赶了出来，心中的气愤到了几乎要爆炸的程度，气得在处本部办公室里遇手下就打，唐纵闻讯赶来，才将其劝住。
唐纵道：“雨农兄是位孙悟空式的人物，天上的月亮都能摘下来，向来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怎么这一点点小事反而沉不住气了？”
戴笠的鼻子像马一样哼哼了一阵子，在唐纵的劝导下，也觉得光靠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道：“我万没料到一个李士珍有这种能耐，我估计幕后一定有人在捣鬼！”
唐纵道：“这就给你猜中了，我刚刚听到总统府有人说，李士珍之所以获胜，全是陈果夫在暗中促成，目的正是想报复我们！”
戴笠咬牙切齿道：“果然是这个痨病鬼！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我们合计合计，想个办法出来整一整他！”
唐纵道：“这个时候整陈果夫没用，关键是警校丢了，这损失太惨重了，唯一的办法是争取把警校的权力夺回来，这样才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戴笠听取了唐纵的建议，马上想出一条妙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