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停止对我们内部的困难的描述，接下来，我将开始讨论我们面临的外交困难。在这方面，我的责任比任何人都重。因此，我将转换方式，只叙述与我有关的外交问题。
我刚刚到外交部长任上时，了解到的外交事务的状况令我吃惊不已，因为我面临的困难不仅很多，而且都很重大。但是，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能力。尽管我对自己处理外交问题的能力没有把握，但我有做好工作的信心。在七月王朝末期，我在议会度过了九年令人悲伤的从政生涯，这使我更加不喜欢政治了。尽管从二月革命中吸取的经验增加了我担任外交部长的信心，但在这种局势下担任政府要职还是有些犹豫。总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上了外交部长。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它们能够让我放心，但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实际上我完全不能对它们放心。一些本来并不困难的事情会变得非常重要，之后还会反复出现，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多么重要。复杂的事情未必重要，反之亦然。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都看似简单，因为它的影响可能非常广泛，令人心生恐惧。此外，那些总是将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的人，总有一群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和处理日常杂事的人。这些人大都是政府高官，从事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低级官员和从事细小工作的人中，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目标很伟大，那么也能激励人们全身心地工作，有那么多能干的人，即使困难再大都不在话下。
当我面对很小的一点儿困难时，我感觉到了焦急和泄气；相反，如果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反而能平静和安稳。这使我困惑不已。我做事几乎从来不依靠意志，面对重要的事情时，我会立即着手处理，也能够坚持到底。我一直不能忍受失败的想法，我也不为自己参演的这出戏剧的悲伤结局感到不安。我泰然自若，没有感到害羞，反而觉得很自豪。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政治上的事情和其他大部分事情一样，甚至可能和所有的事情一样，产生鲜明的印象的事物可能并不重要，只是反复不断地出现罢了。在面对一件即使是偶然碰上的小事的时候，人们也会着急和慌乱；当面对一件即使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大事的时候，反而表现得胸有成竹，只是因为这件大事经常出现，人们已经麻木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吸引我注意的人打交道，这就使得他们认为我是个傲慢的人，进而讨厌我。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很多敌人。我担心在我执行某项重大计划时，还会遇到类似的麻烦。但很快我就发现，在某些人身上，傲慢会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在我身上却不是这样，当我的地位有所上升时，我更加平易近人，当我认为自己接近完美时，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也是更加随和。在担任了外交部长之后，我不再刻意地寻求支持者，也不再刻意避免冷漠地对待别人。原本支持部长的人会想尽办法接近我，因为我据有了部长之位，他们之所以接近我，为的是使自己的不重要的话变得重要起来。当了部长之后，我开始考虑蠢人们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在意他们的想法。这些事情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我发现，我不应该担心是否能够胜任我的工作，这个发现让我有了面对现状的勇气，也鼓舞了我此后的人生。如果有人问我，在局面混乱、困难重重的外交部工作，我有什么收获，我会告诉他我的收获很大，而且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收获，那就是让我树立了人生的信心。
与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处理外交事务时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与我一起处理外交事务的同僚。在接管外交部之初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领导下的外交官们，大部分都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现在所供职的这个政权。他们打着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旗号，呼吁恢复过去由贵族掌权的政府，在私下又图谋在整个欧洲恢复君主专制。为了反对政府，那些生活在二月革命造成的黑暗中的外交官们，与经常蛊惑群众的党派联合到了一起。遗憾的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胆小，难成大事。
我国的大部分驻外大使也是如此，他们不敢与所在国家的政党联系，甚至不敢向国内报告可能会受到抨击的观点。驻外大使有一个嗜好，就是在没有需要报告的事情的时候也要坚持写报告，为了掩饰他们的无所事事，他们就将无穷的琐事写进报告里。他们往往只叙述事情的经过，既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建议我们做出何种结论。这种既无所作为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在我们的很多外交官身上都存在，这是他们暴露出来的本性。当我意识到这些以后，我果断启用了一批新人。
我寄希望于多数派能够摒弃这些坏毛病，但还是没能如愿。我能做的就是与他们保持和睦，只要能够不被他们影响，我就尽力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样做是很难的，但我还是做到了，因为我虽然是内阁成员当中最反对他们的人，但也是唯一能够接受他们的人。我的秘诀是：可以对他们的意见无动于衷，但要顾全他们的自尊心。
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做得很用心。我发现，如果能够满足对方的虚荣心，那么你就能够在与他的交易中获利。你只要给他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利益，他就会在虚荣心的作用下给你更多的利益。为了满足别人的虚荣心，你要放弃自己的虚荣心。如果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事实上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我做得还不错，获得了很多利益。
曾经从事过外交工作且自认为有资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人有三位，分别是布罗伊公爵、梯也尔和莫莱。他们全都是我尊敬的人，我经常邀请他们来我家做客，我也时常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我会谦虚地提问，请他们给我建议，不过，我几乎从不采纳他们的建议[14]。他们当然会有所不满。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让他们喜欢我的求教态度，并不是真的需要他们给我建议。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被采纳，我也不会继续请教他们。
我的这个做法在梯也尔身上最有效果。莱萨（此人品行谦虚，对内阁怀有善意，非常清楚梯也尔的一切缺点）曾经对我说道：“人们都不了解梯也尔，实际上，相比于他的政治野心，他的虚荣心更强烈。在尊重与顺从之间，他更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权力的外表和实质之间，他更重视外表。他最在意的是人们是否尊重他，而不是人们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经常请教他，他就会对你有好感。”我照做了，果然很成功。在我担任外交部长期间，需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关于土耳其的，另一个是关于皮埃尔蒙特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我的措施与梯也尔的建议完全相反，但我们仍然保持了长久的交情。
在处理外交问题方面，总统尤其表现出了他执政能力不足的特点，他只是由于命运偶然的安排，才担负起了重大的使命，但还不具备执政能力。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对待一切都表现傲慢的首长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即将发生的问题，我需要每天都给他分析外交问题，然后当着他的面解决掉它们。时至今日，他依然如此，只有听到汇报才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外交部长没有告诉他，他就不会知道。这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充满离奇幻想的原因，那就是没有事实做基础。
总统的一些想法是虚幻、混乱和缺乏严谨的，这个发现让我感到吃惊。他不善于反驳和争辩，因此当我向他描述某件事情的真相时，他很快就能明白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尽管不完全信服，但他也不表示怀疑。
在外交领域，总统梦想着能够和德意志的一两个国家结盟，以推倒1815年约定的法国国界，进而改写欧洲大陆的版图。当他意识到我认为他的这一梦想无法实现之后，便决定亲自出面进行一番尝试。有一天，德意志某个国家的驻法大使找到我，兴冲冲地说道：“贵国总统问我，如果他拿出同等的条件，我们是否愿意让萨沃伊回归法国。”此外，总统还打算让他物色的一个人选作为特使，前往德意志国家，就这一问题探寻他们的口气。他选中了培尔西纳[15]，然后命我签发委任书。尽管我明白这是劳而无功的，但我还是照办了。在我看来，培尔西纳肩负内政外交两方面的任务，对内是让篡权行为更加顺畅，对外则是扩充领土。他先后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然后空手而归。
我用在谈论人物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接下来将回到主题上，谈论外交问题。
在我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尽管很多国家的战事都终止了，但欧洲仍然战火纷飞。西西里战败了；那不勒斯人像奴隶般受人压迫；诺瓦拉战役刚开打，意大利就遭遇了失利；赢得战争的奥地利要求皮埃尔蒙特国王夏尔·阿尔巴传位给儿子；奥地利侵入伦巴第，占领了帕尔马、普莱桑斯和一部分教皇的领地，然后进入了托斯卡纳，当时的托斯卡纳大公在人民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复辟；在击败了法军的第一次进攻之后，罗马请求意大利所有煽动家的支援，最终形成反对法国的高潮；二月革命之后的德意志似乎并没有出现更大的危机，由于旧体制的制约，德意志已经不能实现统一的梦想了[16]，议会中试图实现统一的议员人数越来越少，他们被迫离开法兰克福，带着无可奈何的悲观心情到处游说；议会的衰败对重建秩序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德意志的革命者们（他们性情温和，因此也可以称他们为“天真革命派”）认为，让诸侯贵族接受统一政府的领导，可以通过议会辩论和立法的方式实现。这一批革命者遇到了挫折，失望之余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批可以被称为“暴力革命派”的人登台亮相了。这些革命者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就必须推翻各邦的政权，必须废除旧的社会体制。然而，议会讨论的结果是骚乱四起，政见的分歧演变成了阶级战争。在德意志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莱茵河地区，贫穷阶层对贵族阶层的仇恨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符腾堡和萨克森借助普鲁士的协助才控制住了叛乱的局面；威斯特法利亚被造反的人群搅得乱了套；普法尔茨情况更糟糕，暴动席卷全境；巴登成立了临时政府。
我在一个月前途经德意志时，就预言叛乱和暴动会加快国王和大公们获胜的步伐，他们将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些实力雄厚的国王和大公回到自己的领地，迅速掌握了军权，尽管他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危险已经过去了。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一些大国在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实力大减，变得一蹶不振。暴力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改变秩序的机会和权力。普鲁士率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先用武力平息了萨克森的叛乱，然后进入莱茵河流域，到达帕拉迪纳，制止了符腾堡的叛乱，最后又进入巴登公国。至此，普鲁士借助军队控制了意大利全境。
虽然奥地利渡过了威胁其生存的危机，但要想巩固果实，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他们打赢了与意大利的战争，但在与匈牙利的战事中遭遇失败，连自己的属国都不能掌控，被迫无奈，他们只好求助于俄国。5月13日，俄国沙皇发表声明，宣布即将出兵匈牙利。
这位名叫尼古拉的沙皇认为自己的势力很强大，始终安静地注视着其他国家的乱象。当然，他不会漠不关心，更不会无动于衷。在接到奥地利的请求之后，他认为，整个欧洲只有他才有资格代表欧洲古老的传统规则，他甚至还将自己视为欧洲旧秩序和权威法则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不仅如此，他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权力野心也让他义不容辞地扮演起了这个角色。于是，在欧洲境内战胜了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人，都会收到来自他的鼓励信件和通令嘉奖。他这样做，就好像将这些人当成了他的臣民，为他做了贡献一般。他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霸权，他的梦想大概是要建立一个比第一帝国更加广大的第二帝国吧。他给平息了西西里叛乱的弗兰杰尔[17]颁发勋章，还写信称赞这位英雄的行为，表示他很满意。他处在能够安详地观看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的地位，站在自己建立起来的优越感上，然后毫无约束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对革命者的行为报以蔑视，对他支持的君主的缺点也同样报以蔑视。他既不明确表露自己的态度，也不故意加以掩饰，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
1849年8月11日，驻俄大使拉莫里西安给我发了一封密电，在这封密电里，他写道：
今天早晨，沙皇对我说道：“将军，请相信我的话。贵国的保皇派可能会与激进分子联合起来取代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我相信这种可能，贵国的王朝正统派一向这么认为，我一直认为，波旁王朝之所以没能复兴，就是因为他们的原因。这也是我承认贵国的共和制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认为贵国比德国人更有良知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普鲁士国王是我的表兄弟，尽管有这样的亲属关系，他还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和他在政治上的关系很不友好，我们的亲属关系也受到了影响。他的种种行动表明，他要领导那些梦想统一德意志的疯子。他现在与法兰克福的议会激烈地争执，他也发现了，他有必要与受他扶持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打一战。他怎么可能不想干这种事呢？有谁知道他要如何修改他的宪法草案呢？另外，请不要指责我干涉匈牙利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明，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奥地利的行动是正义的。长期以来，奥地利犯下了很多严重的错误，最后遭到叛乱分子的挑衅，才使国家陷入战争，政权被破坏秩序的人夺取。对此，我不能坐视不理。”
在谈到意大利的局势时，他说道：“我一点儿也不打算利用传教士在罗马实行教皇的世俗权力，不过，只要传教士们有这个能力，我会允许他们这么做。至于你们法国人，只要你们能够建立起足以维持政权的政府就够了。”我被他的这种类似于教皇的命令口吻刺激到了，于是表达了必须捍卫天主教制度的意图。他只好说道：“好吧！好吧！随你们的心愿吧！你们可以是天主教国家，但是你们要提防着点儿无政府主义。”
尽管在行使权力时傲慢而坚定，但在日常生活方面，沙皇是个勤俭节约的人，有时简直就像普通百姓一般，他喜欢的不是权力的华丽外表，而是权力的实质作用。7月17日，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外交官从华沙写信给我，说道：
为了参加皇后的生日盛典，沙皇在12日时就来到了圣彼得堡。他是只身一人坐着驿站的马车突然到来的（他自己的马车在距离华沙两百四十公里处坏了），他的速度很快，只花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到了这里。明天他就要走了。他刚刚将十二万大军派上战场，就独自一人像个邮差似的赶来参加妻子的生日盛典了。他的政治权力和朴素生活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真是令人动容。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表现，由此可见，民族精神才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
如果有人认为沙皇的权威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那可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俄国人坚强的意志和公共的情感才是构成他的权威的基础。不管一个政府的名称是什么，它的建立基础应该是“主权归人民”这一原则，不过在不够自由的政府，这个原则被暂时地藏了起来。俄国贵族受到了欧洲大陆的影响，沾染上了很多恶习，而俄国的普通民众并没有接受我们的任何精神或者观念，因此，他们不仅将沙皇视为最正统的统治者，而且将他视为神派来的使者甚至神自身。
在我刚刚谈到的欧洲中部，法国的处境很不好。法国进行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没有建立起规范和稳固的自由制度，在革命造成的废墟上，各种旧势力以接近于倒塌时的形式逐渐恢复起来了。他们建立的制度让人心生厌恶，因此没有人帮助他们，也没有人保证他们能取得胜利。令人讨厌的不仅仅是二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制度，还包括新习俗中最有生命力的那些观念。而且，它们也有躲避我们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法国没能承担重建整个欧洲普遍适用的秩序的责任。这个责任被另一个国家承担下来了，这个国家只能是俄国。
法国只接受了这整个责任中次要的那部分。由法国的革新派牵头承担这部分任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之所以这么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革新派是一群性情古怪且不学无术的人，任何人都无法给予他们帮助或指导；其二，如果国外势力表示支持他们，他们就敢于在国内胡作非为。举例而言，如果有人称赞他们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热情，他们马上就会让法国遍布战火，让革命成为当时的首要问题。于是，我们不能联合责备我们鼓励过他们又背叛了他们的祖国的人，也不能联合那些责备我们鼓励过造他的反的人的君主。这样一来，我们只能依靠来自英国的善意了，只是这些善意都只是口头上的。这种状况与二月革命时期很相似，我们不与反对我们的欧洲大陆诸国联系，也不与温和的英国人联系。我们不得不生活得很拮据，但即使拮据的生活也很难保证过得下去。曾经和现在始终在某个方面有着高大形象的法国人，在看到这一点之后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时代施加给他们的苦难。虽然他们不再居于高位，但仍然很优秀；虽然他们口若悬河，却怯于行动；虽然他们要求政府强大起来，但拒绝政府为此而冒险。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国家担任外交部长，我的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这种时候，人们都以不安的心情看着法国，不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内阁成立之时。我们于6月13日在法国取得的快速、彻底的胜利震惊了整个欧洲，对整个欧洲影响很大。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等待着法国发生动乱。业已走向解体的革命派很希望再次发生动乱，只要动乱发生，他们就会重整旗鼓，好好利用这一时机。已经品尝到一半胜利果实的各国政府不愿意受到法国动乱的袭击，于是积极准备，要给革命派以最后一击。6月13日的事件使整个欧洲响起一片或苦恼或欢喜的呼声，在突然之间，整个欧洲的命运就被它掌控了。莱茵河另一侧发生的事加快了这个命运的进程。
普鲁士军队在控制了普法尔茨和莱茵河流域之后，就进入巴登公国平息叛乱，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占领了除拉什塔特之外的全部领土。巴登公国的革命派被迫逃到了瑞士。实际上，除了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都经历了革命（或者正在经历革命），因此逃到瑞士的还有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派。后来，几乎整个欧洲的革命派都聚集到了瑞士，人数很快就达到了一万至一万两千人。这么多人随时准备着逃到瑞士的邻国，这使得瑞士的所有邻国都惊慌不已。于是，很多国家都表示要出兵瑞士，这些国家包括对瑞士早有不满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包括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俄国。他们除了声称要派兵入侵瑞士，还以受到革命威胁的各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派警察进入瑞士。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起初，我打算跟瑞士政府讲讲道理，劝说瑞士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而后再行使权力，将威胁别国安全的革命者的主要成员驱逐出境。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对瑞士驻巴黎代表说道：“你们应该准备好向他们提出正当要求，但是如果这些邻国的政府提出了过分的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你们就要相信，法国会保护你们。我们宁愿涉险发动战争，也不愿意看着他们欺压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无法认清自己此时的处境，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你们只好独自对抗整个欧洲吧。”瑞士人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因此我的这番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是瑞士的一个农民，都相信他的祖国能够抵挡得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君主的欺凌。
后来，我换了另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说服了收留了很多逃亡革命者的政府，使他们暂时没有赦免逃到瑞士的逃亡革命者，也不允许有犯罪纪录的逃亡革命者回国。之后，又封锁了法国与瑞士的国界线，避免了逃到瑞士的革命者经由法国逃往英国和美国。在封锁了所有的通道之后，在欧洲最活跃的一万多名危险分子就被困在了瑞士。瑞士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逃亡革命者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庇护这些人，就要出钱养活他们。于是，为了避免逃亡革命者中的领袖人物给邻国制造麻烦，瑞士想方设法让这部分人永久留了下来。可是，领袖人物的随从们怎么处理呢？逐渐地，瑞士国内开始有人呼吁将逃亡革命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危险，还要靠瑞士人养活。最先带头的是一个政策激进的省。可是，如果不驱逐其中的领袖人物，邻国政府就拒绝接纳愿意离开瑞士的普通的逃亡革命者。僵持到后来，瑞士只好将那些领袖人物也驱逐出境了。为了减轻自身的困难和节省费用，瑞士让他们自愿离开，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往别国。人们没有准确地理解瑞士民主的特点，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他们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只知道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解决外交问题。
在瑞士出现外交难题之时，德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斗争结束之后，各国君主之间的斗争又浮出了水面。这是革命的新局面，我以高度重视和极度困惑的心态观察着它。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德国的革命不是由一个简单的原因引发的。德国革命的发生，既有时代的一般精神的作用，也有德国自身的统一思想的作用。在目前这个阶段，尽管革命者发起的宣传攻势失败了，但统一的梦想还没有破灭，给予它生命力的需要和热情也还存在着。这一思想成了普鲁士国王一个人的专利，他霸占了它，让它为他一个人服务。这位国王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整整一年来，他都在畏惧革命与利用革命这两种想法之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鼓足勇气尽力与同时代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做斗争；另一方面，他支持德意志的统一。他就像一个打算孤注一掷的赌徒，如果要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就得拿出王位乃至生命赌上一把。情况为什么这么危言耸听呢？一旦他决定实现这个梦想，那么各地诸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反抗。他必须推翻现存的制度，必须战胜诸侯对建立中央政府的本能反抗。毫无疑问，他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借助于群众的革命热情。然而，如果腓特烈·威廉利用了人民，那么他很快就会被人民打败。
如果法兰克福议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么普鲁士国王不仅不敢忽视它的作用，还会想方设法利用它，让自己登上统一帝国的领袖之位；如果法兰克福议会丧失了威信，或者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会改变对它的态度。不过，从始至终，他始终没有放弃统一德意志的意图。他试图接管法兰克福议会，利用民主主义撼动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地位，进而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于是，他向这些邦主们提议，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比1815年联邦联系更紧密的新联邦。而他则以帮助他们建立或巩固现有的权威作为回报。邦主们很讨厌普鲁士，但更加惧怕可能使他们失去权力的革命，权衡之下，大多接受了这笔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
奥地利是为数不多的拒绝接受这一交易的邦国，他们认为，一旦让普鲁士的阴谋得逞，他们就会被普鲁士兼并，于是表示反对。位于德意志中部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效仿奥地利，拒绝加入新联邦，最终，德意志中部和北部加入了新联盟。1849年5月26日，史称“三王同盟”的这个新联盟成立了。于是，转瞬之间，普鲁士就统治了从梅梅尔到巴塞尔的一大片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两千六百多万德国人成了普鲁士国王的臣民。
这些都是在我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发生的。在看到这个现象之后，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我承认，在外交政策上，我们的总统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愚蠢。
后来，这个打算长期压制法国的德国同盟垮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陆上最庞大的王国不停地争吵，几乎就要开战了。六十年来我们一直都没有结成友好的同盟关系，也没能部分补偿1815年的损失，难道这个时机还没有到来吗？为了能够参与瓜分欧洲，法国希望可以在不被英国反对的前提下，帮助腓特烈·威廉实现愿望。然而，这将引起一场巨大的危机，将重新划分欧洲各国的版图。
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做好了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因为这些想法早已深入德意志一些君主的脑海。几位国力强大的邦主希望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换取土地和权力。政府好像被人民的“革命病”感染了，变得激动起来。巴伐利亚首相冯·普尔腾[18]对法国的外交官说道：“没有可以由三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因此，必然有一些国家沦为附属国。”之后，他又举例说道：“像巴登大公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几个强大的独立君主从属于它，是不可能重新建立起秩序来的。如果能够这么做，内卡河自然而然就是他们的了。”[19]我向来都把这种想法视为白日梦，因此很快就忘掉了。
很快我就发现，不论是在意愿上还是在可能性上，普鲁士都不会帮我们协调外交关系。尽管他们对德意志的其他邦国有着稳定的驾驭地位，但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我们绝不能完全相信普鲁士，因为只要一遇到困难，他们的国王就会立即抛弃我们，更何况他还始终企图实现那个宏伟的梦想。他的这个梦想不符合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不符合比我国还要混乱的国内环境，也不符合他暂时拥有的过渡权力（就像我只是暂时地担任部长一样）。
我面临着一个后来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重大的问题，我打算先将它拿出来加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德意志联邦之间的关系而言，法国的利益起到的是强化的作用还是削弱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让德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单一国家呢，还是应该让它继续成为一个由分散的君主和分散的人民组成的结合得不够密切的联合体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让德意志分裂成多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除非德意志身后只有波兰和半文明的俄国。那么现在我们还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截止到目前，俄国对欧洲独立造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吗？在我看来，西欧早晚有一天会被沙皇奴役，至少也会受到来自俄国的无法抗拒的直接影响。因此，我认定应该支持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对抗俄国，这是我们整个西欧的首要利益。世界大局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也必须改变之前的政策，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邻国强大起来，以便在需要时让他们与我们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
沙皇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德意志一旦统一，就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在拉莫里西安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中，他写道：
有一天，沙皇用傲慢的口气坦率地说道：“如果德意志完成统一，这是你比我还不愿意见到的。为了维持统一局面，他们需要一个比拿破仑还要伟大的人物，来推行拿破仑都没有完成的事业。如果德意志出现了这样的人物，那么武装起来的德意志人就成了一种威胁。这将使局势与你我二人都产生关系。”
在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眼前的形势没法给出决议，甚至都不能有所审视。当时的德意志不仅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倒退，退回到旧体制的状态里去了。法兰克福议会的统一尝试失败了，普鲁士国王的统一尝试也失败了。
对革命的恐惧心理让德意志的几位邦主投向了腓特烈·威廉。随后，普鲁士军队逐渐平息了各地的革命活动，人们发现革命并不是那么可怕。于是，那些刚刚投靠了普鲁士做臣民的君主又希望能够恢复独立。普鲁士国王的雄心壮志只让他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没能达到最终的成功。如果我愿意用大国形容一个小国，那么，普鲁士和我国在历史方面有些相似点。和法国一样，普鲁士国王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和重建秩序之后，都遭遇了挫折和反复。
普鲁士各邦在领教了普鲁士的霸权之后不久，就寻找到了摆脱这种霸权的机会。奥地利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在取得了对匈牙利的战事的胜利之后，奥地利就重新回到了德意志的舞台上。这件事是在1849年9月发生的。普鲁士国王很快就失去了勇气，因为奥地利很强大，而且背后还有俄国的支持。此后的普鲁士国王就像我预料的那样，退回到昔日扮演的角色上了。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重新掌握了大权，议会也恢复了。1848年的运动在德意志只留下了两处明显的痕迹，一是小国家更加依赖大国了；二是打击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君主们确认了由人民群众完成的对封建制度的打击。在德意志各地，财产转移税、什一税、兵役税、封建地租的永久权、贵族的司法豁免权和狩猎权被废除了[20]。王权被恢复了，但贵族政治没能被重建。
很早之前我就明确地知道，我们丝毫左右不了发生在德意志内部的危机，因此应该尽量与相关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我最重视与奥地利的关系。正如我在讲到罗马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对我们而言，与奥地利的友好往来是不可缺少的，我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首先，我们使奥地利在与皮埃尔蒙特的谈判中获得了理想的结果，我之所以关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地区的局势关系着整个欧洲的稳定，如果奥地利与皮埃尔蒙特的纠纷得不得解决，这里就不会有和平，整个欧洲可能因此而陷入危机之中。
从诺瓦拉战争开打以来，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就开始了谈判，但一直没有结果。起初，奥地利提出的条件令皮埃尔蒙特无法接受，因为皮埃尔蒙特认为，有些条件是它的命运不允许它接受的。在我担任了外交部长之后，中断多次的谈判又开始了。我们有无数的理由期盼和平的降临，在欧洲，只要合约还没有签订，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一场大战随时可能从一个小角落打起。皮埃尔蒙特离法国很近，因此我很担心他们失去刚刚得到的独立，失去刚刚建立的立宪政体。如果再起战端，这两样利益都会遭到破坏。
因此，我代表法国政府热情地周旋其中，用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劝说他们达成和解。我一再地向奥地利解释，就整个欧洲的和平大局而言，很需要他们和皮埃尔蒙特之间的和平。此外，我还努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之后，我又向皮埃尔蒙特点明了我认为在声誉和利益方面都可以作出让步的几个要求。我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尽管我们支持他们，但不要抱有冒险的幻想，也不要有这种姿态。[21]
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之间的争执情况在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也不再细说。我要说的是，至少在表面看上去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除了在赔款一项上有分歧之外，其他方面都再无争执。人们都认为奥地利愿意妥协，在巴黎的奥地利外交官也将这个态度转告给了我。我相信和平的局面就要出现了，然而，在最后关头，我听说奥地利的代表突然改变了态度，在7月19日时发出了态度强硬、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按照最后通牒的要求，皮埃尔蒙特要在四天内做出回复，否则就要再次动武。于此同时，拉德茨基[22]已经做好了再次出战的准备。
眼前的情况与我从奥地利外交官那儿得到的答复截然相反，我感到既震惊又恼怒。奥地利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似乎就是在说明他们并不想实现和平。或许，奥地利想打倒的不仅是皮埃尔蒙特的独立地位，还想打倒它的代议制度。只要皮埃尔蒙特这个地方有自由的氛围，奥地利就会认为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全。
我立即决定，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都要保证我们的这个邻国不受奥地利的欺凌，不能任由奥地利的军队进入保护我们的国界安全的邻国，不能眼看着这个在1848年就建立了自由制度的国家被破坏了自由。奥地利对我们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欺骗我们，目的是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能容忍多久。
我发现，我面对的情况很特殊，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的政治前程（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还会影响法国的安危。于是，在内阁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总统和我的同僚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于是立即电令驻扎在里昂的军队向阿尔卑斯山脉靠近。
回到家以后，我写了这封亲笔信：[23]
奥地利政府如果始终不改变你昨天的电报中所说的那些要求，如果他们退出外交谈判而导致停战失效，如果他们打算在都灵签订令他们满意的合约，那么，皮埃尔蒙特将会得到我们的保证，我们不会抛弃他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皮埃尔蒙特不听劝告而挑起诺瓦拉战争，而是奥地利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奥地利过分的要求和蛮横的行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仅不希望和平，而且还在威胁皮埃尔蒙特的领土完整，威胁撒丁政府的安全。我们不能任由这种行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如果皮埃尔蒙特因此受到攻击，我们将为它提供保护。
我还认为应该将奥地利驻巴黎的那位看上去很狡诈的外交官叫来，狠狠地斥责他一顿。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场合，这么做是完全合适的。因此，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发挥我不善于接见外交官的特点，粗鲁地表达了我们的不满和抗议。他抱怨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没有礼貌的外交仪式。
我的那封亲笔信被送到都灵之前，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就展开了谈判。奥地利不敢再拖延，于是放宽了条件，谈判进展得很顺利，赔款一项也达成了一致。8月6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合约，合约内容基本符合我们事先拟定的草稿。遭遇大难的皮埃尔蒙特真是大喜过望，他们从合约中得到的好处，远比他们想得到的多。
在这个问题上，还反映了当时英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反映了负责外交事务的帕蒙斯顿勋爵的外交主张。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细说。从谈判开始之日算起，英国始终很厌恨奥地利，因此，他们建议皮埃尔蒙特不要接受苛刻的条件。这一态度在都灵表现得更明显。在作出刚才提及的决定之后，我立即向英国做了通报，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给法国驻英国大使德鲁·德·吕[24]发了电报，让他将电报内容读给帕蒙斯顿勋爵听，并征求帕蒙斯顿的意见。德鲁·德·吕回电报道[25]：
我向帕蒙斯顿勋爵宣读了你的电报，他表示同意。我问道：“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走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你们打算走到哪一步呢？”他立即回答道：“我们与贵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利害关系不一样，我们打算只向皮埃尔蒙特提供外交和道义上的帮助。”
这不是仅仅停留在象征上了吗？由于法律制度的开明和旧制度的强大，英国历来是欧洲各国革命者的避难港湾。欧洲大陆诸国与英国的关系并不太好，因为他们很强大，而且有独立于我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内部一旦有变，英国俨然成了正义和自由的维护者。他们喜欢指责强大的国家，因为喜欢维护弱小的国家，但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气度和良好的理论。如果有某个国家需要他们提供保护，他们就给予形式上的支持。
我愿意为这个问题做些总结，那就是：英国的做法总能获得成功。就拿皮埃尔蒙特说吧，他们认为帮助他们的只有英国，而我们法国差点儿放弃他们。在都灵也是如此，法国受尽怀疑，而英国则广受好评。国家和个人没什么不同，爱惜名声胜过爱惜利益。
在艰难地解决了皮埃尔蒙特的问题之后，我们很快又遇到了另一个麻烦。我们怀着无比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匈牙利是不幸的，它的命运让我们报以同情。俄国干涉了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战事，奥地利立即就对俄国服软了。借着这个机会，沙皇逐渐干涉欧洲的全部事务，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但是这些事情又全都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让我们无可奈何。我在1849年7月24日给拉莫里西安的训令中写道：
我不必向你诉说我在看到匈牙利局势之后激动而忧伤的心情。难过的是，从眼下的情况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作用只能是消极的，按照相关条约的规定，我们没有插手的权力和理由。而且，由于我们不在战争中扮演角色，在目前的欧洲事务中，我们也只能保持适度的冷静。我们不能说任何有价值的话，也不能实施任何有价值的行动，只能说些毫无实质可言的空话，只能表达我们的美好愿望，真是有损我们的颜面。总之，在匈牙利的事情上，我们只能观察经过和分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实力不济的匈牙利很快就投降了。8月底，匈牙利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帮助过匈牙利的几位波兰军人，渡过多瑙河，到达土耳其的维丁，请求避难。在维丁期间，他们中的德穆宾斯基[26]和科苏特[27]给我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写了一封信[28]。从他们的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二人的不同：德穆宾斯基的信言简意赅，而科苏特的信华而不实。我还记得他们写的一段话：“我是个基督徒，我宁愿流亡和承受痛苦，也不愿以死换取安宁。”他们希望得到法国的保护。
在他们请求法国政府保护的同时，奥地利和俄国向土耳其提出了引渡他们的要求。奥地利依据的是《贝尔格莱德条约》[29]，但这份条约并没有与此相关的规定；俄国依据的是《库楚克·凯纳吉条约》[30]，这份条约虽然有关于引渡的规定，但十分模糊。总而言之，这些所谓依据都不是人们公认的国际法规，他们真正依据的，是人所共知的大国霸权。一开始，他们就摆出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他们不是在跟土耳其商量，只要求土耳其回答是否愿意从命，如果不从命，就不会再和土耳其有外交联系。
面对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土耳其政府不卑不亢地表示，土耳其是中立国家，按照国际法规的要求，他们无法引渡逃亡到本国的避难者，因此，他们决定效仿奥地利和俄国曾经拒绝引渡参加叛乱的穆斯林的先例。他们强忍着不满暗示道，多瑙河左岸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在多瑙河右岸复制。最后，他们强调，奥地利和俄国的要求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他们难以接受。他们能做的就是监禁这些避难者，不许他们再任意为害，但绝对不可能引渡他们。
我国驻土耳其大使向我汇报说，年轻的苏丹在接见奥地利大使时说，他虽然也不赞同那些避难者的所作所为，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死亡。也就是说，即使出于人道的考虑，也不能引渡他们。在这份报告中，还有土耳其首相雷希德巴夏[31]对我说的一些话。他感动地说道：“即使让我为此而失去权力，我依然会感到自豪。在我们的宗教中，要求被同情的人都必须得到同情。”这才像文明人和基督徒说的话。显然，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不是这样，他们只要求土耳其人做出选择，或者同意引渡，或者冒着战争的风险与他们断交。
后来，穆斯林全都愤怒了，纷纷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穆夫提代表穆斯林会见了我国驻土耳其大使，感谢我们的支持。在这件事刚刚发生时，土耳其就请求我国和英国给予援助，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声援他们，答应他们一旦俄国有威胁他们安全的举动，就立即表态支持他们。我们的大使立即回复土耳其，我们认为奥地利和俄国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权力范围，我们鼓励土耳其的抵制行为。
这时，沙皇派遣一位副官来到君士坦丁堡。这位副官带来了沙皇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亲笔信，要求引渡一批波兰人，这些波兰人在匈牙利战争期间帮助了匈牙利人，还在更早些时候反抗过俄军。当然，像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沙皇想要的目的的，也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这让人感到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为什么不找一个更特别的发动战争的借口呢？拉莫里西安在一封来信中，精彩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在欧洲大陆最东边的这个国家，人们不能发表意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没有发表意见的能力，也没有用来发表人民意见的报纸。
拉莫里西安写道[32]：
沙皇是为了支持奥地利才发动了匈牙利战争，因此，不仅俄国的普通民众厌恶这场战争，就连政府都不愿意重视它。总之，这场战争很不得人心。它花费了俄国的八千四百万法郎，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沙皇之所想引渡贝姆[33]、德穆宾斯基和那批波兰人，就是想补偿一些战争的损失，要知道，俄国军人可是恨死这些人了。虽然这是为了满足民族自尊心而产生的蛮横想法，但群众和士兵普遍很赞同。沙皇掌握着大权，但他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见，因为人民让他获得了力量。总之，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沙皇个人的自尊心，还为了满足群众和军队的心愿。
的确如此，这一切才是沙皇萌生出上述奇怪想法的真实理由。拉奇维尔[34]亲王亲手将这封亲笔信转交给了土耳其苏丹，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苏丹本打算再见他一次，但这位高傲的亲王拒绝了，然后就踏上了归途。之后，奥地利和俄国的驻土耳其大使发出正式声明，同土耳其断交。
在这种复杂而危险的形势下，土耳其态度坚定、手法老练地化解了这个外交难题，这一切简直可以跟欧洲那些外交经验丰富的国家相媲美。在拒绝沙皇的无礼要求的同时，土耳其苏丹还回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他不愿意与沙皇讨论权力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由双方对条约的不同解释引起的。他之所以写这封信，只是想对沙皇表示问候，希望沙皇能明白，土耳其不会让他丢脸。最后，他再次声明，保证不会让那些避难者再有所作为。苏丹派他最能干的大臣方德·埃芬迪[35]带着亲笔信出访圣彼得堡，奥地利皇帝也从土耳其驻奥地利大使那儿得到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
我在9月底的时候就得知了这些情况。在得知这些情况的第一时间，我决定通报给英国，于是，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法国驻英国大使写了一封私信[36]。我写道：
英国比我们更加关注这些情况。尽管他们不愿意被牵扯进可能发生的纠纷中，但倘若他们有所行动，必然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让他们明确地说清楚，他们打算干涉到什么程度。我始终都记得皮埃尔蒙特之事的教训。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把什么都说清楚，那么他们就应该指望我们拿出坚决的态度，否则我们也会敷衍。你要了解清楚托利党[37]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意见，这很重要，代议制政府的议会变动频繁，仅仅有执政党的支持是不够的。
当时正是英国国会的休会期，因此，尽管局势紧张，但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时之间并不能召集到一起。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国家，政府官员们本身都是贵族，他们此时都在各自的领地闲居，并不愿意外出。在这段时间，英国的新闻媒体发表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斥责奥地利和俄国，呼吁人们支持土耳其。在舆论的影响之下，英国政府很快拿出了主意，他们声称，这件事不仅跟土耳其有关，还与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关[38]。他们采取了外交和军事两个措施，外交上派特使出访奥地利和俄国，军事上将地中海舰队调到了达达尼尔海峡，一者给土耳其打气，二者随时准备保卫君士坦丁堡。说到做到，调动舰队的命令当晚就发出了。他们要求我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给予配合。
在获悉了英国政府的态度之后，我感到很困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我就决定，必须认可驻土耳其大使的勇敢行为，站在土耳其的一边[39]。至于军事措施我并不认同，因为那是不明智的。英国邀约我们共同行动，但我们的立场与他们完全不同，说到底，英国只是派了一支舰队冒险，而我们却是用国家的命运冒险。面对紧张的局势，英国政府能够得到国会和人民的支持；可是，如果引发了战争，我们很可能会被议会和人民推翻，这时，国内的政治危机和贫困将超越土耳其事件，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态度强硬对我们没有好处，可能会起反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俄国（我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俄国的帮凶），如果他们提议占领土耳其之后瓜分东欧（尽管我不认为他会这么提议），那么即使我们出动军队也无济于事；如果他们只是想表达对波兰的愤恨，实际上并不想扩大事态，那么如果我们出动军队，沙皇可能会出于面子考虑而变本加厉。
带着上述想法，我参加了内阁的讨论会，但我很快就知道，总统已经命令舰队出发了。在英国驻法大使诺曼底勋爵[40]的怂恿下，他作出了这个决定。诺曼底勋爵是一位带有十八世纪风格的外交家，他深受路易·拿破仑的信任，与路易·拿破仑的情妇霍华德生活在一起。说得更确切一些，霍华德是路易·拿破仑最青睐的情妇，因为他的情妇可不止这一个。我的同僚们大都认为应该和英国共同行动，派遣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我反对这个决定，但我又无法让总统推迟他的命令，只好提议至少征求一下法卢尔的意见。当时，法卢尔正在乡下休养。朗瑞内代表总统和内阁到乡下拜访了法卢尔。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法卢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调遣舰队。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然而，法卢尔在得知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没有认真地考虑出动军队的后果。法卢尔经常作出这种不三思而行的决定，这是草率、冒失的天性使然，在教育和现实让他学会思考之前，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性。当他向朗瑞内表示了同意调动军队的意见之后，可能又听到了一些反对意见，或者他自己又有了新的思考，于是他给我写了一份长信[41]。在这封信里，他反复解释说，他没有完全理解朗瑞内转述的情况，就在必须明确表态的要求下发表了欠妥的意见。但这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朗瑞内讲话是最容易让人明白的。之后，法卢尔又努力地推卸责任。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我写道：
尊敬的先生，总统已经下达了命令，我们除了静观其变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没有责任，是内阁全体成员的责任。虽然我反对调遣军队，但既然已经这么做了，我就会支持到底。[42]
虽然我在极力地安慰法卢尔，但实际上我自己却有困惑和不安的感觉。我不在意奥地利有什么反应，但很在意沙皇的反应。他对待土耳其的态度是蛮横而坚决的，对待我们也有挑衅的意图，接下来他想怎么办呢？好在我国驻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官很能干，才使我得以及时掌握情况。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43]：
你们要对他们的自尊心多加留意，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尊心的缘故而敌视我们。他们讨厌英国，因此你们要在不至于破坏同英国外交官的关系的情况下，与英国人保持一些距离。我们不喜欢战争，你们要友好地向他们表明这一真实的立场，但是又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害怕打仗。如果土耳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能支持他们做卑劣的事；当他们表现出勇气，甚至可能引发我们认为的灾难时，我们要给予他们援助。
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准备着摆脱这场困境。为科苏特一个人，值得打一仗吗？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件，不正符合列强的利益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全世界都有台阶可下吗？所有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些挑起是非的魔鬼不该投降吗？的确，这都不值得引发全面战争。如果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借口，那么真实的目的应该是有人对土耳其有野心，一场预谋已久的战争将全面打响。的确是这样，我们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也不能眼看着君士坦丁堡遭殃，我们不得不亮出武器应战。
在这封长信到达圣彼得堡时，事情得到了解决。拉莫里西安在收到我的信之前，就采取了恰当的行动。他的表现让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但我并不惊讶。虽然他性情急躁，但现在已经变得谨慎而巧妙起来了。在他探听到最新的消息之后，他就迅速地向沙皇表明了态度。他语音柔和，但也暗含谴责沙皇的意思；注重外交大使的形象，但又没有威胁的口气；他既保持和英国大使的一致，又不与他们共同行动。方德·埃芬迪带着阿卜杜勒·梅迪德的亲笔信找到他时，他没有约见阿卜杜勒·梅迪德，但表示土耳其会得到法国的帮助。
从土耳其来到圣彼得堡的这位外交官给拉莫里西安提供了很好的协助。虽然法国和英国已经收到了土耳其的援助请求，但方德·埃芬迪在圣彼得堡时，并没有拜访法国和英国的驻俄大使，但声称在面见沙皇之前，他不会见任何人。凭着沙皇的一句话，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此时的沙皇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威胁没能让土耳其就范，整个局面也出乎他的预料。但他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发怒。不久之前，他随口说过“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是个死人了，我们就等着给他送葬吧”，但此时他并不打算彻底激化与东欧各国的矛盾。
对沙皇而言，通过发动战争逼迫土耳其引渡避难者，或者控诉土耳其违反了国际法，都遇到了困难。尽管俄国人民支持他的这种行为，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在指责他，法国和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态度。因此，在他还有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的余地之时，他决定选择退让。于是，在人们的惊讶声中，他宣布结束这一切。他亲自召见方德·埃芬迪，当面宣布，他撤销对土耳其的所有要求。之后，奥地利也学着他的样子，表示退让。
在帕蒙斯顿勋爵的照会到来之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有关各方都没有异议，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法国只希望能够成功解决这件事，而英国就不一样了，既想成功解决问题，还想讨个好名声。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因为这样做可以激发人民的信心。
于是，在沙皇宣布撤销对土耳其的所有要求后的第二天，英国驻俄国大使布鲁姆菲尔德前去拜访了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44]。尽管涅谢尔罗德伯爵的态度很冷淡[45]，但布鲁姆菲尔德依然坚持宣读了帕蒙斯顿勋爵的照会。在照会里，帕蒙斯顿勋爵恭敬地要求俄国停止对土耳其的强迫行为。涅谢尔罗德伯爵表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但它与英国无关，因此他不能理解英国照会的意图。布鲁姆菲尔德向他询问最新进展，涅谢尔罗德伯爵表示无可奉告，他后来解释说：“如果他告诉英国人这些，就表明承认英国有权力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当布鲁姆菲尔德要将照会副本转交给俄国时，涅谢尔罗德伯爵再次表示拒绝，但最终还是勉强收下了。他淡淡地说道，答复这么长篇幅的照会让人觉得很累。说完这些，他就送客了。在最后一刻，他说道：“同样的话法国人早就说过了，而且比你们说得更好。”
在我们得知原本不好解决的关系到世界和平的两个外交问题（即皮埃尔蒙特战争和匈牙利战争）已经得到解决之后，我们这届内阁也要倒台了。
[1] 科尔邦：1808-1891。工人出身，后来担任过议会的副议长。
[2] 立法议会：成立于1791年10月1日，主要由中等阶级的年轻人组成。1792年9月，国民公会成立，取代了立法议会。后来又再次成立。
[3] 富舍：1803-1854。经济学家、记者，担任过公共工程部部长和两次内政部长。
[4] 布列塔尼亚：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5] 毕费：1818-1898。律师出身，在政治上支持右翼政党，两度担任农商部长。
[6] 帕西：1793-1880。法国经济学家，贵族院议员，担任过财政部长。
[7] 吕利埃尔：1797-1862。军人出身，制宪议会议员和立法议会议员。
[8] 特拉西：1781-1864。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众议员。
[9] 尚贾尼埃：1793-1877。军人出身，六月事变期间担任国民自卫军和巴黎驻军的指挥官，参与镇压叛乱。
[10] 在我叙述他与狄福尔的争执时，他就是这样的。——作者注
[11] 我认为，他们只是一时冲动，并没有经过思考。于是，在面临内战时停了下来。——作者注
[12] 此处应该加一段用以说明我们的次要目的的前言。——作者注
[13] 卡斯特拉纳：1788-1862。法国贵族，军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晋升元帅，并成为贵族院议员。
[14] 绝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总统需要钱的事实让我们的担心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在做梦都想得到钱财的心情的促使下，他不仅想过上物质丰富的舒适生活，还走上了冒险之路。——作者注
[15] 我需要做出声明，我并没有系统地向他们请教外交问题，而且我也采纳了一些我认为很好的建议，只是拒绝了很多我认为出自党派利益的建议。——作者注
[16] 培尔西纳：1808-1872。路易·拿破仑的朋友兼政治盟友，参与组织了路易·拿破仑的政变。
[17] 在法兰克福期间，我就对德意志的整体局势有了仔细的了解。——作者注
[18] 弗兰杰尔：1786-1867。意大利将军，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平息了西西里岛的叛乱。
[19] 冯·普尔腾：1811-1880。同时兼任着巴伐利亚的外交部长。
[20] 1849年9月7日的电报。——作者注
[21] 博蒙于1849年10月10日从维也纳发出的私人书简。——作者注
[22] 于1849年7月4日给布瓦斯勒孔德的电报。——作者注
[23] 拉德茨基：1766-1858。奥地利将军，后来成为元帅。在与意大利的战事中，他功勋卓著。
[24] 于1849年7月25日写给布瓦斯勒孔德的信件。布瓦斯勒孔德生于1799年，起初在军队中任职，1848年2月在拉马丁的内阁任秘书长，3月担任驻都灵大使，后来调往那不勒斯担任大使，1849年10月起担任驻美国大使。——作者注
[25] 德鲁·德·吕：1805-1881，法国外交家，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过驻英国大使。
[26] 德鲁·德·吕于1849年7月25日和26日的电报。——作者注
[27] 德穆宾斯基：1791-1864。波兰将军，匈牙利起义军的指挥官。
[28]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人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29] 1849年8月22日和24日的来信。——作者注
[30] 《贝尔格莱德条约》：俄国和土耳其之间于1839年签订的条约。
[31]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68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1774年，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告终。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定《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夺走了土耳其黑海以北的大片土地，还获得了通往黑海的出海口。
[32] 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曾多次担任首相。
[33] 拉莫里西安于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的来信。——作者注
[34] 贝姆：1795-1850。波兰将军，在匈牙利的人民起义期间，他出手帮助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
[35] 拉奇维尔：1808-1885。俄国贵族，曾经担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36] 方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外交官。
[37] 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38] 托利党：又称“托雷党”，英国著名政党，成立于1679年，1833年改称保守党。保守党一直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
[39] 德鲁·德·吕于1849年10月2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0] 于1849年10月5日和9日写给拉莫里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1] 诺曼底勋爵：即诺曼底第一侯爵，名为康斯但丁·亨利·菲利普，1797-1863。担任过英国驻法国大使。
[42] 法卢尔于1849年10月11日的来信。——作者注
[43] 于1849年10月12日写给法卢尔的信。——作者注
[44] 于1848年10月5日和9日写给拉莫里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5] 涅谢尔罗德：俄国外交家，曾经担任副首相、外交大臣等职务。1846年，在他的建议下，俄国通过了《外交部章程》，明确了外交部的新结构和职能。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外交部的职能是与外国保持政治关系、保护在外国的侨民、满足在俄外国人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