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新内阁的组成人员：总理兼司法部长巴罗，财政部长帕西[5]，陆军部长吕利埃尔[6]，海军部长特拉西[7]，公共工程部长拉克罗斯，教育部长法卢尔，内政部长狄福尔，农商部长朗瑞内，外交部长是我。前面六位都是上届内阁成员中留任的，只有狄福尔、朗瑞内和我是新加入的。
帕西是位才能出众但气度不足的人。他生性耿直，说话直接，有时喜欢挖苦讽刺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如果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正义，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宁愿认为他欠缺说话的技巧。不过，相比于口头上的功夫，在需要他做出实际行动时，他显得更具备正义性。可是，当他不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时，他很喜欢创造各种奇谈怪论。在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优秀的演说家，同样也没有见过在讲述困境形成的原因和将要产生的后果时，对随意的解决之道表示认可的人。后来，在发现内阁的前途极为不妙的时候，他依然面露微笑，说道：“现在，我们除了等待国家的彻底崩溃之外，已经找不到能让我们得救的办法了。”总而言之，作为内阁的部长，他不仅很有才学，而且经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他品行出众，诚实而充满勇气，既不会临危退缩，也不会背叛朋友。我们有理由信任他，他的思想觉悟，他与狄福尔的交情，以及他对梯也尔的仇视，都是我们信任他的理由。
吕利埃尔曾经属于某个政党，但我目前还不清楚尚贾尼埃[8]属于哪个党派，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人一定与保皇派和保守派有关系。尚贾尼埃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其实就像个大兵，但希望能够担任陆军部长。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他的猜疑，那时他的职务是巴黎驻军的司令，与多数派保持着联系，能够影响总统的决策。这些情况使得吕利埃尔必然要倒向我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特拉西是个生性懦弱的人，他早年生活在既有体系和极为绝对的理论框架之内，这个框架是他的父亲强加在他的思想里的。后来，当他独立地经历了现实生活的洗礼，尤其是经历了革命活动之后，这层外壳似乎破碎了。从那以后，尽管他依旧诚实可靠，但已经不再被没有力量的心灵和毫无基础的才智控制了。
拉克罗斯很不走运，运气和品行都很差劲，即使是在反对派中，他也是品行极差的一个。在二月革命之后，他获得了偶然的一个机会，成为政府领导人中的一员，他对加入内阁看起来有很大的兴趣。他在主动向我们示好的同时，也时常用一些小伎俩迎合总统，以便换取总统的信任。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是个罕见的无能之人，除了这些，他不会再得到其他的好处了。由于我们的内阁中有他和特拉西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受到人们的指责，人们认为，拉克罗斯和特拉西这样的人就不该进入内阁。不得不说，这种指责很有道理。这也成了内阁不能很好地运转的原因，因为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完全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内阁所遭遇到的危机，大多是围绕着更换他们展开的。
不论是从深层的交情方面，还是从深层的思想方面看，巴罗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同盟者。把我们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他身上曾经出现过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主张，以及他在议会的反对派成员的身份。如果没有这些联系，那真是令人遗憾，他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既然他成了我们的盟友，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所有内阁成员中，只有法卢尔一个人与我们没有联系，不论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倾向，他和我们都有不同。他是唯一一个代表多数派的内阁成员，总是以多数派领导人的身份代表着多数派，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正如我之前所说，即使在内阁，他也像在别的地方那样，代表的是教会势力。由于他的地位是孤立的，而且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以他被迫在议会之外寻求支持者。他努力尝试着要让总统和议会变成他的支持者，事实上，他做得很谨慎很有技巧，就像他做其他的事情那样[9]。
通过这种方式组建的内阁并不是联合内阁，只是在联合起来的多数派的帮助下执掌政权的一个机构而已。这就是我们这个内阁最大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具有强大的力量，通过相似的出发点、相同的本性、互相的交情和信任、共同的目标，这份力量被传递到了内阁每一位成员身上。
一定会有人这样问我：你说你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出路在哪里？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如果我贸然地代表我的同僚回答这些问题，真是有些自以为是。因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在当时，我并不认为共和制政府是适合法国的（而现在，我认为它的确能够满足法国的需要），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共和制政府应该享有经由选举产生的行政权。在行政权的实施基础源自人们的传统习惯的国家，如果行政权没有得到巩固，那么在出现社会动荡时就可能爆发革命，在社会稳定时也会是一场灾难。我一直认为，如果共和制政府没有受到制约，那么纵使政府许诺了许多，但实际上给予人民的却并不多，甚至还不如君主立宪制政府。即使这样，我依然发自肺腑地希望共和制能够永存。虽然法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制，但这并不是说法国绝对不能实行共和制。这就是我尊重和维护尝试实行共和制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任何准备，而且建立共和制的条件也不够成熟，因此我更加希望能够维护共和制。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旧王朝。在革命期间，人们响应革命，参与革命，但革命支付给他们的却是一张张空头支票，这大大损害了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民只剩下了一种政治热情，那就是对旧制度的厌恶和对被认为是旧制度的特权阶级的憎恨。在以往的革命中，这种热情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既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消失。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种热情就好比是一脉清泉，尽管最终汇入了大海之中，但既没有融入到海水里，也没有消失到大海里。至于已经被推翻了的奥尔良王朝，人们对它的唯一感受就是，不会产生回到过去的冲动。当年的奥尔良王朝使上层阶层和宗教人士再次成了与人民对立的势力，使十八年来始终没有能力管理好政治事务的中产阶级再次掌握了政权和利益。况且，在它获得胜利时，它还没有做好迎接胜利的准备。
路易·拿破仑掌握了大权，他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对实行共和制有所准备的人。可是，如果让他得逞，那么恐怕会出现一个蔑视知识、敌视自由的新的王朝，会出现由骗子和阴谋家执政的王朝。这种结果绝对不是一场革命应该创造的。
由于大部分热爱共和制的人没有领导共和制的能力，而有能力领导共和制的人又不喜欢共和制，因此共和制实际上很难维持得住。不过，任何人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打败共和制。人们对共和制的厌恶是模糊不清的，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其他厌恶情绪一样。有时候，人们指责政府，并不是打算推翻它，或让别的政府代替它。三个陷入敌对的政党中，都不可能独自建立起共和制。在关于建立共和制的问题上，永远不可能出现多数派。
在我看来，如果共和制政府能够务实一些，能够持续英明地执掌大权，能够避免招致几个少数派的联合攻击，那么，即使人民不能支持它，它也可以很好地运行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仅没有攻击它的打算，反而还决心保卫它。我在内阁的同僚几乎人人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巴罗评价说，我一直尊重共和制；狄福尔则认为，我能够为共和制的运行和前途做得更多。当时，我们所有内阁成员都表了态，决心坚决拥护共和制。这个决心是我们团结一致的标志，也是我们的战旗。
内阁成立之后，全体内阁成员一起拜访了总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跟总统接触，此前我只能在制宪议会的会场上远远地看到他。他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只是我们不能和他说太长时间的话，在不到六个月之前，狄福尔反对他参选总统，发表过一些近似侮辱他的言论，而我和朗瑞内也没有投他的票。
在我将要讲述的这段时期的其他时间中，这位总统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讲述和我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时，我认为有必要重点写一写他的事情。我相信，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或者说，在所有拒绝同他一道反对共和制的人中，我是最受他重视的人，同时也是最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他的人。我对他的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正确。
路易·拿破仑早年那些独特的经历和行为，让每个人都有理由将他视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然而，对于他的盟友和反对者而言，是否应该给予这位参加总统选举的人这样的评价，是个艰难的抉择。他的盟友们之所以支持他参选总统，并不是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资格，而是认为他很平庸。他们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工具，在需要的时候任意使用，在不需要的时候又能随手丢弃。遗憾的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路易·拿破仑有一般人具有的令人感动的品质，比如性情柔和、人情味十足和平易近人。在与人的交往中，他从不挑三拣四，因此有着广泛而稳定的交际圈。虽然有着足以让他傲慢清高的出身，但他却显得非常谦虚随和，很少记恨人。他很友善，能够体会到别人给予他的情谊，也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他给予的情谊。他不大喜欢与人交谈，即使交谈，也让人感到不得要领。他既缺乏引起别人谈话欲望的技巧，又缺乏拉近关系的技巧。显然，他是一个不喜欢用言语阐述自己思想的人，好在他喜欢像个自负其才的学者那样，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他就像那些总是策划阴谋的人物那样，让自己生活在神秘之中，安静、专注的神情加深了他的神秘色彩。他的眼睛就像是底层船舱的玻璃，虽然散发着光亮，但是却什么都看不清。他不在意危险的局势，在动乱时期依然能够如常地生活，但是却对日常常见的普通事物有极大的兴趣，总是反复琢磨而不明就里。他总是不断地变幻前行的方向，时而前进，时而停止，时而又后退。人们之所以选择他担任总统，是希望他能够大胆前进，能够有所作为，因此他不该有后退之举。有人指责他，说他安于享乐，不思进取，但即使是享乐，他也没有崇高的追求。不过，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加，他对享乐的热情也有所增加了。这样的状态在一天天地蚕食着他的精力，他的雄心壮志快要被磨平了。
路易·拿破仑的智慧很混乱，缺乏条理性的梳理，这使得他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时，他提出要以拿破仑作为学习的榜样，有时又套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时又回想起他在英国的经历。总之，他希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又是相互对立的。但他并不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于是就费尽心思地将这些东西收藏起来，放在远离现实的地方，在闲暇之余独自摆弄，自娱自乐。这说明他是天生的空想家。一旦他被迫从这种思想状态中走出来，把精力倾注到现实当中，他也能有精准、周密和开阔的认识。只是这样的状态不能保持得很久，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将它们一起带出来，一有机会就用。
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近距离接触以后，能够很容易就发现他有些显得狂妄的才气，联系他早年的经历，就能发现他早年那些不务正业的经历的由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功，借助了外界环境的帮助，同时也有这种狂妄才气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要多于理智带来的贡献。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奇妙事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坏剧本可以演出极为精彩的好戏。他如果是一个天才或者圣贤，他就不可能成为法国总统。
时势造英雄。路易·拿破仑相信自己就是时势造就出来的人，是命运需要的人。在我看来，对于手中权力的合法性，他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可是，同样在我看来，路易十世就没有他这样的自信，这位国王从来都没有确信过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也没有能力找出依据让自己相信。即使路易十世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热情爱护着他的人民，他也无法做到热衷于自由。
路易·拿破仑的政治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轻视和厌恶议会，在他看来，相比于共和制，立宪君主制更加让人无法接受，更能让人产生不快。他虽然能够接受服从于人民的意愿，但由于拿破仑这个姓氏，他产生了自豪心理，也产生了不愿意接受议会的制约的想法。
在没有得到大权之前，他曾经努力地像历史上那些平凡的君主们学习，这使得他对自己身边的随从们极为爱护。早年的生活经历——当年，他和一些冒险者、负债者、纨绔子弟和消沉失意者一道策划各种阴谋——使这些人在此时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盟友或追随者。而他自己学会了在冒险家和统治者这两种身份间的转换。他放弃了正常的生活，转而和这些不入流的人鬼混在一起。我认为，他除了用纸笔描绘那些和他昼夜混在一起的有共同思想的人之外，再也不可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与这些不入流的人保持亲密的交往，又让他认识了一些有趣但不好打交道的人。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似乎在他看来，他的人格和地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尊重。他从来不依靠自己一个人做某事，他还要求人们相信他的命运，进而崇拜他。因此，若有人格想接近他，只能通过由他的追随者和密友组成的这个特殊的交际圈。在提到这个交际圈时，尚贾尼埃曾经对我说，可以用骗子和混蛋这两个词汇评价他们。的确如此，虽然这个圈子中的成员并非都是骗子或混蛋，但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的确比不上自己的亲信。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没有领导人。法国曾经出现过拿破仑·波拿巴那样的人物，于是人们就将路易·拿破仑推上了领导人的位置，在他的带领下管理这个国家。
在危险的局势下处理国家政务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结束自己纠纷不断的生命之前，制宪议会于1849年5月7日通过决议，禁止政府出兵罗马。然而，在我成为新内阁的成员之后，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政府在三天前命令军队进攻罗马。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最高权力机构（议会）的决议，公然违反了宪法中要求尊重外国的相关条款，以革命之名对正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发动战争，人民一直担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战争将会以怎样的形势结束呢？地方省长和警察局寄送给我们的信件、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在卡芬雅克的末期，我亲眼看到政府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治，是怎样调解与下属的关系的。这一次，我再次亲眼目睹（而且还离得很近）了下属是怎样让上级逐渐感到恐惧的。原因是相同的，但产生的却是不同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惊惶不安，他们想发现新的密谋，再把一些证据泄露给我们，持续要挟我们。他们害怕我们能取得成功，就不停地提醒我们正处在危机当中，越害怕提醒得越积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情报的特点是，局势越来越紧急，我们需要的情报就越多，但此时情报却渐渐变少了、渐渐模糊不清了。当他们看到领导或者雇用他们的上级很快就会垮台时，他们就会注意观察上级的继任者。此时，他们往往显得很安静。
但这一次他们却打破了平静，大喊大叫起来。听到他们的喊叫声，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局势更加危急了，但我有不同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就像我之前一直做的那样，我相信，在面对阴谋时，政府的公文和警察局的报告值得信赖；但是，如果希望借助这些文件了解党派的重大行动，可就不值得信赖了，因为它总是传递片面、夸张甚至是错误的信息。整个法国都是这样。举例而言，如果你希望知道法国最需要什么、各阶层有什么样的想法，即使找到专门负责此事的最值得信任的官员，都不能如愿。
在分析了眼前的局势之后，我认为，至少目前看来，最可怕的不是武装革命，而是正在进行中的出兵罗马的战争，因为它很可能引发法国的内战。如果很不走运，残酷的内战和疯狂的瘟疫碰到一起，就更加可怕了。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巴黎就爆发了霍乱。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阶层，包括制宪议会的议员，有很多人倒在了霍乱中，活着从非洲回来的比诺就是在这时候死的。
如果我曾一度认为危机将在不久之后爆发，那么在亲眼目睹了新议会的种种景象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危机早已经爆发了。旧议会时期就到处弥漫着内战的氛围。那时，议员们言辞粗俗，动作激烈，甚至经常当着所有议员的面互相对骂。新议会开会的时候，暂时将会场设在了众议院的旧会场里。这里只能容纳四百六十个人，但此时却要容纳七百五十个人，真是拥挤不堪。议员们互相挤着或者埋怨着，吵吵闹闹着进入了会场。拥挤的环境影响了心情，每个人都似乎心怀不满。这简直就是一场大棚里的战斗。自以为会有很多人相信他们在军队中有强大势力的山岳派，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不满呢？他们在议会里的力量很小，因此尽管他们企图控制议会，企图我行我素，都没法得逞。此时，一个他们期盼很久的良机出现了。只要给法国一场沉重的打击，那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整个欧洲就能够再次走上革命的道路。感到有必要这么做的并不仅仅是粗暴之人。人们都能猜想到，当进攻罗马的战斗打响的时候，巴黎就会爆发一场运动。事实的确是这样。
尽管进攻罗马的命令是高度机密，但在6月10日那一天，每个人都看到了关于战争的报道。6月11日起，山岳派开始行动了。他们进行了多场演讲，猛烈地攻击政府。赖德律·罗兰站在高处振臂高呼，要求打响内战。在他看来，政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同时他们也做好了用武力捍卫宪法尊严的准备。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和内阁解散。
6月12日，议会中负责审议提案的一个委员会驳回了山岳派的提议，转而要求议会对总统和内阁的命运尽快做出裁决。但山岳派表示反对，他们要求先制定相应的文件。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这是个很难分析的问题。他们是想煽动民心，还是想安定民心呢？这两个目的都可以通过拖延时间达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擅长演讲和鼓动但不擅长行动、热情高涨但犹豫不决的山岳派领导人，相比于6月11日，他们在飞扬跋扈的同时显得更加犹豫不决。他们已经把宝剑拔出来一半了，但又犹豫着是否应该放回去[10]。之后不久，支持者们看到了他们的犹豫不决，此后，他们没有主动发起过任何行动，转而随大流了。
我的处境让我在这两天里感到万分痛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坚决反对出兵罗马。在我决定加入内阁之时，我向巴罗郑重声明过，我只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此之前，包括发生在罗马的战事，必须由他自己独自负责。在表明了这个态度之后，我才答应他加入内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6月11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中，当巴罗独自一人面对议员们的责难时，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不过，在6月12日的时候，当一切再次重演，我看到巴罗受到持续的攻击，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一言不发了。于是，我要求重新审查有关文件，但并没有对事件的本质发表意见。尽管我的情绪很激动，但我并没有多说话。
当我在《总汇导报》上再次提及我当时的发言时，我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表述也很不尽如人意。不过，在当时却得到了多数派的支持，他们为我热烈地鼓掌。在预感到内战即将爆发的危机关头，人们会觉得，相比于讲话的内容，态度和声调更容易令人感动。在发言中，我直截了当地斥责了赖德律·罗兰，指责他四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意图制造更大的混乱。我的发言很有攻击性，因为我情绪愤怒，语调强硬。虽然我讲得很不好，而且也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要说这些，但我觉得很好。
针对我的指责，赖德律·罗兰做了回应。此外，他还形容多数派是“哥萨克”派别，多数派反唇相讥，说他是强盗和纵火犯。梯也尔在发言中表示，刚才的发言者和六月的造反分子有密切的联系。最后，议会在否决了罢免案之后结束。
此后，虽然山岳派仍然到处散布谎言，但相比于之前，他们的热情已经有所降低了。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决定斗争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可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从当天晚上内阁收到的报告分析，已经有人开始准备武装斗争了。再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头天夜里，各派领导人就开始准备武装斗争了。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宣称，他们的编辑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分歧了，他们要求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很明显的煽动，是在号召发起内战。他们的确成功了，在报纸的鼓动之下，市民、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走上街头，集合之后来到了议会大厦门前。这番情景本来应该在5月15日出现，结果被推迟到了现在——6月23日。
在大概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戈洛·卡尤水泵站一带聚集了大约七八千人。那时，内阁成员正在总统府开会。总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要接到战斗开始的报告，就会立即上马前往现场。他穿上了军装，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他跟昨天一模一样，神情忧郁，说话和缓。从他的表现中，我看不出他的慌乱不安，也没有萎靡不振。
我们将尚贾尼埃找来，他向我们介绍了军队的准备情况，并保证说能够控制住局面。狄福尔宣读了一份他得到的报告，这份报告和其他报告一样，提到叛乱已经发生。随后，狄福尔回到了内政部，我去了议会。
议会没有开会，议长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行拟定了日程，明天也将休会。在另一个人看来，议会不开会是很严重的失职。议员们都回家去了，而我则去议长家拜访他。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多数派的主要领导人也来了。场面庄重而严肃，每个人都很激动，当然也很不安。他们愤怒地谴责了内阁的犹豫不决，要求立即发动内战。梯也尔躺在一张躺椅上，把脚搭在另一张躺椅上，一面摸着肚子（他好像感染了疾病），一面大声尖叫着：“现在还不戒严巴黎，也太奇怪了吧！”我用温和的语调说道：“是应该下达戒严令了，但是由于议会休会，还不能这样做。”
议员们聚集到了议会大厅。他们之所以来到议会，并不是因为有人通知他们要开会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通知，只是听到传言就来了。下午两点，议会终于开会了。多数派的议员们都来了，但是山岳派的议员却几乎都没有来。相比于之前的喧闹喊叫，山岳派在此时的沉静更让人难受。这意味着，内战已经开始了，议会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小时之后，狄福尔提议在巴黎实行戒严，但除了卡芬雅克之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他像以往的习惯那样，做了简短的发言。他的意思虽然平淡无奇，却达到了他个人心灵的高度，甚至可以用崇高来形容。此时，在我眼中，他俨然成了整个议会里最具辩才的人物，其他人都无法与他相比。
当山岳派的议员皮埃尔·格鲁走下演讲席的时候，狄福尔对着他喊道：“你们认为我已经失去了权力，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主动放弃了权力。人民的意愿才是权力，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权力，它始终都没有改变。我希望主张共和的党派能够做出公正的判断，我主动放弃了权力，符合共和主义的理念。你们说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它自有公论。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让我感觉到了恐惧，那么，你们也让我产生了对你们的痛恨。还需要我对你们说最后一句吗？在革命爆发之前，你们都是共和主义者，而我呢，在共和制建立之前，不仅没有为它效劳，而且还反对它，对此我深表遗憾。但是，后来，我为它而奋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除了共和制之外，我没有为任何事情这么用心过。你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永远记在会议备忘录中。你们和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应该一起为共和制尽心尽力。我痛恨的是，你们不愿意尽心尽力，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不希望共和制遭到破坏。但是，如果我们必须面对这种破坏，我们就必须谴责你们，这是你们疯狂的行为导致的。你们一定要记清这一点。”
在宣布对巴黎实行戒严之后，叛乱已经被平息的信息也随之传来。尚贾尼埃率领骑兵驱散了包围议会大厦的人群，随后破坏了他们在大街上修筑起来的堡垒，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山岳派的主要成员被包围在了总部国立工艺博物馆大楼内，最终的命运是被逮捕或逃亡。我们掌握了巴黎。
在法国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叛乱，虽然战斗经过比巴黎更加激烈，但最终都被我们平息了。里昂的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结果也是我们获胜。不论是破坏秩序还是重建秩序，巴黎都是整个法国的标杆，因此，我们在巴黎的胜利，让其他省份安宁了许多。
六月份发生的第二次叛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虽然与第一次叛乱相比，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第一次叛乱主要是由欲望支撑的，议员们并没有出面领导参加叛乱的群众，而第二次是他们没法出面。从政府的军队方面看，1848年6月的第一次叛乱，他们没有将军，而1849年6月的第二次叛乱，则是将军缺少军队。
山岳派的成员都很奇怪，在他们并不应该参加的活动当中，他们也表现出了他们傲慢、冲动的性格特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动群众发动叛乱和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山岳派成员中，有一个名叫康西德兰的人。他是傅里叶的追随者，出版过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如果在其他时代，他是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他是个危险分子。叛乱失败以后，他和赖德律·罗兰逃出国立工艺博物馆大楼，去了比利时。我和他有些交往，在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说明了请我为他代办的事情之后，他写道：
如果你需要我以个人名义为你做些什么，可以随时告诉我，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可以为你效劳，我大概还有最多半年的闲暇时间。当然，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处理一切事情，不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论是什么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谈政治，应该遵守奥迪隆·巴罗发布的正当、合法的戒严令。
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你委托我代办的事情我一定会照办，但我不打算使用你给我的效劳机会。现在我确信，那些被你称为部长的自由的压迫者们，似乎并不希望立即就让他们的反对者相信，即使他们不将反对者绳之以法，反对者仍然能够得到应有的下场。不管怎样，这说明我们仍然掌握着正义。如果我们和反对分子调换位置，我能采取现在这样的行动吗？这些话并不是说给你听的，而是对你的那些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盟友说的。我相信事实一定是相反的。我要向你声明一点，如果你们的盟友掌握了政权，只要他们肯留下我的脑袋，我会感激万分的，而且我还会称赞他们说，他们的道德比我想象的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