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2月24日，我刚走出卧室，就遇见了刚刚从外面回来的女佣。我的女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当时她却失去了常态，哭泣着向我诉说了一大堆混乱无章的话，我只听明白了其中一点：政府屠杀穷人。
我立即走出房门，想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然而，还没有走到大街上，我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既没有行驶的马车，也没有漫步的行人；既没有开门营业的商铺，也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一些民宅门前，人们聚集在一起，神情惊恐地低声交谈着，恐惧和愤怒使他们的脸上没有了正常的颜色。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从我身边急急忙忙地走过，我追过去跟他攀谈，希望能打听到一点儿消息，但除了“政府屠杀人民”之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他向我补充说，国民自卫军会处理好这些情况。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简直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
我清楚地知道，七月王朝犯下这样的罪恶，就是要说明它具有令人震惊的残忍本性。我相信，这个政府是所有腐败政府中的一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现今存在的政府中最不血腥的一个。我做出这样的披露，只是要揭发依靠妖言惑众的方法进行革命的行径。
我直接朝着位于相邻街道上的博蒙的家奔去。在博蒙家，我知道了昨天深夜国王召见了他的事情。随后，我又去了莱萨的家，同样听到了国王召见博蒙的消息。在见到科尔赛勒[41]时，他向我叙述了他的见闻，但他说的比我的女佣还要乱。一个处在革命之中的城市，就像一个战事正酣的战场，被人们看在眼里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会被当成重大的事变。
从科尔赛勒口中，我知道在卡皮辛内大街的确发生了枪杀平民的事情，这种毫无意义的暴行和局势的动荡使得莫莱拒绝组建内阁。后来，梯也尔、巴罗和其他几位最终同意进入内阁的人也被国王召进了王宫。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我问科尔赛勒，针对目标的局势，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稳定民心。他说道：“莱萨先生告诉我说，政府计划撤出除了国民自卫军以外的所有驻扎在巴黎的军队。”这是他本人的意见。我曾经多次指出，人们之所以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是因为太过怀念过去。
发动1830年革命的那批人就是在此时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那批人的。他们回想起1830年发动革命时的情景，正是因为抵制了军队，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进，最终取得成功。但现在的情况却与1830年时截然相反，被查理十世解散的国民自卫军又出现了，甚至可能会成为阻挡他们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他们采取了与当年查理十世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措施，却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人性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但人们的热情和历史局势却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两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肯定是有区别的。即使你能够将一幅陈旧的画作塞进一个崭新的画框之中，但人们仍然能看出它是旧的。
我和科尔赛勒就目前的危局聊了片刻之后，就一起去拜访了朗瑞内，之后，我们三个人又一起去拜访了狄福尔。狄福尔当时居住在勒佩尔蒂埃大街的一幢房子里。我们是走着去狄福尔家的，一路上看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尽管快到九点了，但大街上几乎鲜有人迹，更听不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街道两侧的一些店铺已经坍塌了，另外一些店铺正在坍塌；路旁的大树也倒在了路上，看上去好像是被人力弄倒的。的确，破坏树木的行为是有人有意为之，他们偷偷摸摸地费尽力气将这些大树放倒，就是为了给即将发动革命的人提供搭建堡垒的材料。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问题，对于干这些事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在喜欢闹事的本能驱使下进行的一次尝试，为的是尝试一下在理论之前采取行动的滋味。对他们而言，这的确像是完成任务似的一种训练。
在我所见的所有奇怪现象中，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最让人记忆深刻。在这种氛围中，我发现，相比于做好事的热情而言，人们做坏事的热情更有作用。我喜欢在这样的场合看到满怀激情的民众。我记得，我一面指着倒在地上的树木让朗瑞内看，一面跟他说了一句我一直想说的话。我说：“请相信我吧！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再是暴乱了，这是革命！”
狄福尔向我们讲述了昨天傍晚和深夜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他讲述的都是与他有关的那一部分。他说，起初，莫莱邀请他出面协助他组建内阁，后来，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了，莫莱明白，不论由谁出面组建内阁，都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几分钟之后，莫莱向国王汇报了他的看法，国王立即让人找来了梯也尔。梯也尔表示，如果让他出面组建内阁，就必须让巴罗协助他。除了这些之外，狄福尔知道的情况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差不多。由于我们不知道以后的局势会怎么发展，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任何决断，只好一起从狄福尔家出来，去了正在开会的议会。
狄福尔始终没有出面组建内阁，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我明确地知道，他不是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组阁的，因为此后的他表现得一直很镇定，即使在局势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依然镇定如初。我认为，他之所以打算秘密搬离巴黎，完全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他是一个既能为个人利益考虑，同时也能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人，而且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得很坚定。然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优先考虑的却是个人利益。同时具备多种德行的人是很少见的，因此，评判一个人，不能只分析他对自己的同胞及同事的态度。
就在我们在狄福尔家中说话的这段时间，我们来时经过的街道被筑起了很多堡垒。当我们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加固那些堡垒，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有心，加固堡垒的态度很是认真。他们很自觉，也很勤劳，就像一群努力工作的善良工人，与那些因为犯罪而坐牢的犯人的劳动完全不同。人们都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人阻止他们，也没有人帮助他们。曾经在1830年的巴黎街头出现过的热闹鼎沸的场景，在这次却怎么都没有见到过，因为人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完全摧毁政府，而不是像1830年那样推翻政府。
在我独自一人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支向圣玛德莱娜教堂方向撤退的士兵。人们都将他们视为打了败仗的逃兵，谁都不和他们说话。这支队伍走得很慢，也很分散，士兵们全都低着头，显得羞涩而惊慌。如果有士兵落在了大部队后面，很快就会被人缴械，快得就像是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回到家时，正好遇到了哥哥爱德华[42]一家人。爱德华一家住在巴黎郊区的蒙马特尔，昨天夜里，那里打了一夜的枪，他们不堪其扰，决定天亮之后立即到城里来。在他们来的时候，街面上已经遍布堡垒，他们绕过了很多堡垒才来到这里。表姐也跟随他们一起来了，但表姐遭到了极大的不幸，丈夫死了，女儿也被人强暴了，以至于她的脑子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她的丈夫是一个眼里只有工作的坚强的好男人，但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胆大的女伴能够在革命期间给你提供无限的力量，而胆小的女伴可能成为麻烦或者累赘，即使她有一颗鸽子般的心也是如此。
表姐不停地痛哭和叹息她个人悲惨的遭遇，对当前的国家大局毫不在意，这让我感到极度厌烦。我的表姐没有什么城府和深度，心事和感情都写在脸上，但她却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人。尽管她的内心显得有些冷漠，尽管她的思想有些片面，但这些冷漠和片面被控制在一种毫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内。这种个人主义要求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总之，她是一位最善良的女人，但不是最好的国家公民。
我希望她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如此一来，我也可以摆脱她带给我的烦躁和困境了。于是，我建议她从离我家并不算远的凡尔赛车站坐火车离开巴黎。她告诉我，她不愿意继续留在巴黎，又不愿意离开巴黎，因此犹豫着下不了决心。面对她的这种态度，我也无计可施了。最后，我用近似强制的办法把她和家属们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凡尔赛火车站。之后，我就独自回来了。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阿弗尔广场时，我见到了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也许他们已经分散到巴黎的各个角落，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他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前进的步伐也有些犹豫，道路两旁有一些流浪汉跟在他们旁边，一边走一边高呼“改革万岁”，他们听见了，也高呼一声“改革万岁”，但声音很低哑，好像很不情愿。他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因为这个营就是我所在的街区组成的，但我却叫不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看到我之后，他们围住了我，向我打听消息。我告诉他们，国王已经改组了内阁，遭受他们指责的一切弊病都会得到改善，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政府都会努力做到，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任由混乱的局面延续下去，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阻止这种局面。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会听从我的这些话。他们对我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既然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而陷入了困境，那么就让它尽力走出困境吧。”我说道：“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不认为应该有所行动的是你们，而不是政府吗[43]？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那么整个法国就都会混乱不堪。你们觉得，这种局面只能让国王和政府受罪吗？”
我不能说服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反而引导他们说出了这种令人吃惊的话：既然政府犯了错，那么政府就应该独自受难，我们不愿意为将局势闹到这种境地的人进行屠杀。然而，这的确是有着各种贪婪的欲望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如此。通过中产阶级的表现形成的舆论，反过头来指责政府放纵中产阶级，让它最终竟然与政府作对。
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慨（这种感慨此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历届法国政府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政权的支撑点安放在某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上。事实上，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做才可能获得成功，这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愿意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在法国，如果政府遭到大部分民众的反对，那么，将它推到这种困境的那个阶级，就会反过头来和人民一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乐于放弃特权，也绝不捍卫特权。曾经以团结著称的旧贵族阶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要知道，相比于现在的中产阶级，旧贵族阶层要更高明许多。在最后关头，他们带头指责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怒斥自身的弊端。这种行为使普通民众拍手叫好。据此，我认为，综合多种因素，今后如果要维护政府，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政府要遵照全体人民的意志管理社会。我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建议，国家也一定会平稳安定。
虽然我还没有接到有关议会开会时间的相关通知，但我猜想在十一点应该要开会了，于是立即朝议会大厦赶去。在经过查理十五广场时，我看到有几个享有特权的骑兵团占领了广场，但并没有聚集的人群。呈现在我眼前的这支部队规模庞大、军容整齐，我立刻想到，他们之所以从混乱的大街上撤到这里，是为了参与保卫杜伊勒里宫和议会大厦。
一位骑着马的陆军少将带着参谋站在方尖碑形的纪念塔下方。走到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时，我才看清楚这是贝多[44]将军。不久前，他刚刚从北非战场调回巴黎，后来赶上了旨在摧毁七月王朝的革命。在之前一年，我和他在君士坦丁堡有过短暂的接触，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一段交情。
很快，贝多就看见并认出了我。他从马上跳了下来，快步跑到我身旁，伸出手来跟我握手。看着他的样子，我确信他的心情很激动。然而，他说出来的话更让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激动。他的表现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我认为，在革命期间，军人是最容易头脑发热和暴露缺点的群体。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们手握重兵，最拿手的就是与同样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队较量；当他们指挥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善良的人民时，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人民制造的危机时，当他们看着迟疑不决的士兵时，会显得不知所措，尴尬万分。毫无疑问，眼前的贝多就陷入了这种处境。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结果会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群是怎样冒着被骑兵击中的危险冲进议会大厦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又是怎样废黜国王、选举临时政府的。
对贝多本人而言，他在这种时刻起的作用很可悲的，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先谈谈贝多的品行和动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因此，在谈论贝多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知情人。他接到过不许参加战斗的命令，也严格地执行了命令，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结合现实的情况，他完全可以拒绝执行这项命令。
贝多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一旦作出决定，他会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他也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比如做事懒散、缺乏自信和不敢涉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从各个方面考虑该怎么办，而且还总是从最棘手的方面考虑。这使得他把最好的时机都浪费在空想和空谈上。他为人正直、做事稳重、慷慨善良，要知道，对一位在非洲经历了十八年军旅生涯的人而言，能保持这些品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是军人群体中少有的品行端正的人，谦虚诚实，甚至有些心慈手软。不过，他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并经受过这方面的考验。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联系，因此不会在罪恶动机的驱使下背叛自己的国家，不会像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或者奥尔良家族的先祖那样背叛自己的主人。他唯一的不幸是被牵扯到了一场宏大的政治事件当中，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并不突出，但处理好这种事件却需要有特有的革命才能。革命的才能是能够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的一种能力。在一些涉及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贝多的生平遭到了大量负面攻击，这让他备感痛心，每当听到人们议论那些事情，他就会觉得更加痛苦。
就在他向我诉说他的困境，并向我阐述他认为反对派应该站出来平息民愤的观点的时候，从香榭丽舍大街[45]两侧的树林中走过来一群人，向我们这边走来。看到这番情景，贝多立即拽着我迎了过去。在距离他的骑兵部队有一百多步远的地方，贝多停了下来，向这群人发表演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腰挎军刀的军人发表这种性质的演说。
在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我发现那群人正慢慢地向我们围了过来，很快就把我们围了起来。越过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我看到人群后面已经开始有些骚乱了，此外，我还听到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说“他就是比诺”。于是，我凑到贝多耳边，小声说道：“我比你有更多处理这种局面的经验。你千万要听我的话，赶快回到你的骑兵当中去，否则恐怕过不了五分钟，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他听了我的话，巧妙地摆脱人群走远了。在贝多离开之后，那群人立即着手实施破坏，捣毁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治安岗哨。
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就在我要离开这群人时，其中一个从外表上看像是工业中产者的矮胖男人问道：“你要去哪里？”我回答说要去议会大厦，之后我还补了一句“改革万岁”，之所以喊这句口号，完全是为了向他表示我是反对派。我问他：“难道你们不知道基佐内阁已经下台了吗？”他用手指了指杜伊勒里宫，然后用轻浮的口气说道：“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