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20日，我走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夏日炎炎，树叶都已经打蔫了。我走到这里迷路了，嗓子都快冒烟儿了。大太阳下，我向一名女生问路，小姑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同学，你是来报到的吧，你来得也太早了！”她以为我是来报到的大一学生，我告诉她，我是北大的老师，是研究生分配过来的，我现在在北大方正上班，占的是北大教师的编制。
就是以这样有点搞笑的方式，我开始了在北大方正的日子。我的研究生师兄李钊和我一个部门——方正软件部。就职之前他对我的那番善意警告，比如让我不要太爱说话之类的，此时已经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像进入任何一所学校时那样，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当中，我马上变成了一个无厘头的活跃分子，完全无视外部环境对我的影响。
进入北大方正，我成为底层的一名程序员。我觉得我的老板周宁很喜欢我，加上我自己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看到什么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于是，忍不住开始指点江山了。
我经常找周宁聊一些宏观想法，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只是谈到朦朦胧胧的方向。刚开始，周宁也听不懂我想做什么，但还是耐心地在听。到后来他就急了，对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除了和部门领导聊宏观想法，我还到各个其他部门去串门儿，因为我特别想学习所有的东西。我去其他的部门打听他们所做的事情，看到好多部门在做不同的系统集成，我就开始大放厥词，指指点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只是一个25岁的小毛孩。我认为自己有过很多社会上打拼得到的经验，看到一些东西做得和我想的出入很大，就和人家的部门经理说，你这里做得不对，那里做得不对，你应该怎样怎样。没过几天，公司里就传开了，说公司里来了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
更搞笑的是，我还对老板要求了一些本不该属于我的待遇。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公司还没有给我配电脑，主流的程序员用的都是台式机，优秀的主流程序员是4兆内存，普通的程序员是2兆内存。当时我发现公司有一批库存的笔记本，很旧，黑白屏幕，档次也很低，就对上司提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问能不能也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对周宁说：“有了这个，我回家也可以工作了！”
没有想到，周宁还真给我批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就是因为这个特批，在一个传统的单位引发了很多议论。各种谣言和中伤像一股小飓风一样此起彼伏地登陆。虽然说那个笔记本很烂，但是笔记本电脑代表着你在公司地位的尊卑。在90年代中期，笔记本就和大哥大一样，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而在一个如此传统的国有企业，遵守秩序和应有的阶梯观念，是每个人应该自觉知晓的纪律和潜规则，违反这些观念是新人的禁区。而像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把世俗观念放在眼里的小年青，刚刚进入工作单位就要求工作条件，无疑立刻被别人贴上了狂妄的标签。
毫无疑问，我的种种张扬行为在公司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据说某一天有个公司副总和周宁喝酒，喝到高处，他对周宁说：“你太放纵周鸿祎了，这种人是害群之马，你一定要把他开掉才好。”
上班没有多久，我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特点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也许很多年轻人刚进入社会都要经历这种现实的磨砺和洗礼。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性格有些浮躁，我知道，我必须做出一些事情，才可能去评论别人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到处评论。我犯了一些年轻人刚进入一个公司的大忌：一进去就指点江山，而不是虚心学习。虽然我说的方向也许是对的，但是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难免让人觉得我说的那些东西大而无当。另外，我完全没有想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件事儿，情商建设基本为零。当时的我是个心直口快、没有坏心的年轻人，却被别人误认为是个不好好做事、想一步登天的狂妄分子。
今天，我的公司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热血年轻人，我仿佛依稀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有了我自己的经历，我会尽量将他们澎湃的演说听完。但是我依然还是会劝这些年轻人，任何伟大的想法都要从一个点开始，你没有在一个点上取得突破，又怎能证明这些点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事儿呢。
刚到方正没几天，关于我的种种负面评价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毕竟是有自知之明的，于是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行为，感觉这时的我已经没有了做反病毒卡和平面创意系统的那种单点突破踏踏实实的劲头了，说的全是宏观战略。这样下去，对我来说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明白我该做些自我调整了。
我主动找到了周宁，对他说：“你对我挺好的，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就想去公司最艰苦的地方，公司哪里苦，哪里有最难啃的骨头，你就派我去哪里吧。”周宁点了点头，想了想说：“既然这样，那就去新疆如何？”
我一听，那果真是最艰苦的地方。
当时北大方正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业务，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新疆。大家都把去新疆视作一种流放。但是我想到我的师兄李钊正好就在新疆，他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也许我可以和他一起合作，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去新疆的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