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 《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即罗隆基）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楼邦彦，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
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