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沃特斯认为,维特根斯坦不得不离开研究部,是因为受邀“回到剑桥教授席”,但维特根斯坦却决心若有可能就不回剑桥。他想在重新履行教授职责之前写完他的书,就达成这一目标而言,他觉得斯旺西是个好得多的地方。去年12月份,得知格兰特和里弗新一年要离开纽卡斯尔之后,他产生了到斯旺西去的想法。正如在一封写给马尔科姆的信里说的,他想和某个能与之讨论哲学的人在一起,里斯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里斯,”他写道,“我相信你在我的课上见过他。他是摩尔的学生,是个出色的人,也有真正的哲学天分。”
不过,离开纽卡斯尔前一周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许不能在斯旺西长期工作。他向里斯解释说,他能免于教授职责而获假,是因为在做“重要的”战争工作:
如果(例如)我离开这儿,另找一个工作,比如说在一家医院里,我就得告诉总理事会,请他们批准新工作。现在,如果我下周去剑桥,他们就会想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就得告诉他们我想做几个月的哲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说:如果你想做哲学,那么你就不是在做战争工作,你就得在剑桥做哲学。
……我几乎肯定我现在无法在剑桥工作!我希望能到斯旺西去。
结果维特根斯坦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在剑桥呆了几周之后,他获准休假,到斯旺西写他的书。1944年3月他离开剑桥,来年秋天前都不用回来。
可以同里斯天天讨论,并非斯旺西的唯一吸引力。维特根斯坦喜爱威尔士海岸,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发觉斯旺西的人比剑桥的人更与自己投合。“天气是恶劣的,”1945年他告诉马尔科姆,“但我很高兴自己不在剑桥。”
我在这儿认识了很多我喜欢的人。看起来,我在这儿比在英格兰更容易与人相处。我想要微笑的时候多多了,比如,走在街上时,或看见孩子时,等等。
通过报纸上的一则广告,里斯为他找到了住处:朗兰湾海岸旁的某个曼恩夫人的家。这个地方如此完美,乃至曼恩夫人写信向维特根斯坦说明自己改变了心意,决定不能收他当房客时,他拒绝接受,不顾一切地坚持搬了进去。1944年春天他都住在她那里,结果她也确实是个好女房东,在他的健康状况周期性变糟的时候很好地照顾了他。
搬到曼恩夫人那儿后不久,他和罗兰德·赫特有过一阵通信,这些通信大概体现了法妮亚·帕斯卡尔写下这段话时的心中所想:若你想自杀或改变信仰,维特根斯坦是最好的咨询者;但若关乎的是更日常的焦虑和恐惧,那他可能是危险的:“他的救治可能太过激烈,太过外科手术化。他会搞得像对付你的原罪。”
当时赫特服役于皇家军医团,不满意自己的职位。他希望获得一纸调令,到实验室或手术室工作。深感沮丧的他写信向维特根斯坦抱怨自己的情况。虽然维特根斯坦总是鼓励任何取得医学职位的愿望,但他把赫特的问题视作灵魂的问题而非关乎其职业的问题。“我对你的信没有好印象,”3月17日他写信给赫特,“虽然我很难说出是什么错了。”
我觉得好像你正变得越来越懒散。我不是为此而责怪你,我也无权那样做。但我在思忖该对之做点什么。找心理学家——除非他是个很非凡的人——不会带给你多少益处。
无论如何,他倾向于怀疑是否赫特到手术室就能干好:“在那儿你要相当迅速和机敏,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样。”但,“我觉得一件事是明显的:你肯定不能在一个羞辱或泄气的职位上继续呆下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核心问题是保存赫特的自尊。如果不能得到调令,如果不愿意做好手头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那他应该申请调往靠近前线的部门,无论他能在前线找到什么职位。维特根斯坦告诉他,在那儿“你起码在过某种生活”:
我自己只有极少的勇气,比你少得多;但我发现,每当我在长久的挣扎之后鼓起勇气做某事时,总是在事后感到自由得多、快乐得多。
“我知道你有一个家庭,”他预见到这一建议的明智性将遭遇到的最显见质疑,“但如果你对自己没用处,你对你的家庭也不会有任何用处。”如果赫特的妻子洛蒂现在看不到这一点,“有一天她会看到的”。
和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朋友提出的其他建议一样,这个建议很明显基于他自己的大战[242]经验。例如,动身参加“D日”行动[243]前,莫里斯·德鲁利到斯旺西向维特根斯坦告别,维特根斯坦留给他这句话:
一旦发生陷入肉搏战的情况,你必须就站在一边,任由自己被屠杀。
“我觉得,”德鲁利写道,“上次战争时他曾给过自己这个建议。”与此类似,诺尔曼·马尔科姆应募加入美国海军时,维特根斯坦把哥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哈特劳布》(Hadlaub)的一个“肮脏印本”(大概是二手的,有点污损)寄给他。维特根斯坦写道,它不太干净的好处“是你在引擎室里读也不会把它弄得更脏”。他显然把马尔科姆的工作想像成在一艘类似于哥普拉纳的蒸汽船上的体力活。仿佛战争给了他一个机会:通过他的年轻朋友,由别人代替他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强烈的、改变自我的事件。
人们感到,如果处于赫特的境地,维特根斯坦将毫不犹豫地申请调往前线——就像他1915年做的那样。
不过他给赫特的建议还基于一种更一般的态度。“我认为,”他告诉赫特,“你必须停止爬行,重新开始行走。”
顺便说一句,当我谈到勇气,我的意思不是跟你的上级大吵大闹;尤其那样做完全无用、只是嘴上发泄的时候,不该那么做。我的意思是:找一副担子,努力挑起来。我知道我无权说这话。我自己不很善于挑起担子。但这仍是我想说的全部了;等哪天我能见到你时再说。
从赫特的回信里看不出他打算接受这个建议,他说自己最近找了个心理学家。“我希望知道更多的军事事务”,维特根斯坦的回信带有不耐烦的嘲讽味:
我不能理解,比如说,一个心理学家和你在军中的病症有什么关系。在心智上你肯定毫无问题!(或者就是有问题,那个心理学家也不会知道。)
他再次勾勒了自己此前的建议。如果赫特不能获得调令,那么他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真正做得好的工作;把它做得好到这种程度:你做它的时候不失去你的自尊。”
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用自己具备的各种手段得到一个更好或更适合的工作,这是个动脑子的事。但如果那些手段失败了,那就到了这种时刻:总是抱怨和责怪不再有意义,应当去安定下来。你就像这么一个人:他搬进一个房间,说“哦,这只是暂时住住的”,就不拆开他的箱子。此刻没问题——暂时。但如果他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或下不了决心冒险彻底搬去(例如)另一个镇子,那么他就应该拆开箱子安定下来,无论那房间好不好。因为什么都胜过生活在等待状态中。
“战争将会结束,”他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时你将是何种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时,你应当是一个人。而若你现在不锻炼自己,你将不是。”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当责怪无益时停止责怪。在我看来,你应当要么申请调往靠近前线的某个地方、就冒次险,要么,如果你不想那样做,就在你身处的地方坐下来,不想挪动的事,只想做好你现在有的工作。
“我将对你完全坦率,”他给出了另一个建议,这建议说明他也许在把自己的历史投射到赫特的情况上去,“我要说,我认为不住在你的家庭够得到的地方对你更好。”
当然,你的家庭是一种慰藉,但也可能具有一种使人软化的效果。虑及某些疼痛,你会想让皮肤更硬,不是更软。我是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也许错得该死),你的家庭使你更难或不可能安定下来做好你的工作而不左顾右盼。还有,你也许应该朝你的内心多瞧一眼,但若身处家庭之中,这一点也许也是不可能的。若你把这封信给洛蒂看而她激烈地反对我,我会说:或许她若不反对就不是个好妻子,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你说的话就不是对的!
赫特仍然渴望得到调令,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已见过指挥官,很快还要再见一次。“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回信,“你交替生活在无根据的希望和绝望中……此时在调令的问题上纠缠指挥官,我觉得很傻。你遭拒以来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你写道:“这一切措施已经或将会使我在这儿的位置更满意,或者起码好很多。”这全是胡话,读这些话我真觉得恶心。能使你更满意事态的措施,是一个得在你内部采取的措施。(但我不想说,远离你的家庭没有助益。)
有关这件事的交流在6月份结束了,最后一句话是维特根斯坦说的。“我祝你好运和耐心!”他最后写道,“还有别再找心理学家。”
这时维特根斯坦已搬出了曼恩夫人的房子,搬进了卫理公会派教长韦恩福德·摩根牧师的家。他第一次拜访那房子时,摩根夫人如热心的女主人那样问他想不想来点茶,想不想来点这个或那个。她丈夫在另一个房间向她叫道:“别问;给他。”这句话极深地打动了维特根斯坦,他在许多场合对朋友复述过。
但在其他方面,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主人的印象不那么赞许。维特根斯坦取笑他在墙上排放从不读的书,指责他把书放在那儿只是为了让教众看。摩根问维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
这句话指的当然不是卫理公会派和基督教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差异。维特根斯坦不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同样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曾评论自己皈依天主教的朋友:“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相信的所有事。”其中一人是约里克·斯麦瑟斯,维特根斯坦寄宿在摩根牧师那儿时,斯麦瑟斯写信向维特根斯坦宣布自己的皈依。维特根斯坦非常关切,尤其他认为自己可能因为鼓励斯麦瑟斯读克尔凯郭尔而无意中要为这一皈依负部分责任。他给斯麦瑟斯的回信是委婉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买了走钢丝者的全套装备,在看到他拿它做了什么之前,我不觉得有什么。”
在一本笔记本里他澄清了这一比喻的含义:
一个诚实的宗教思考者像一个走钢丝的人。看上去他几乎只是在空气上行走。他的支撑是能想像的最纤细的东西。但确实可能在那之上行走。
虽然维特根斯坦对能完成这平衡之举的人抱有最大的钦佩,但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例如,他不能使自己相信传闻里的奇迹的字面之真:
一个奇迹仿佛是上帝作出的一个手势。就像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然后作出一个动人的手势,上帝令世界平滑地运转,然后令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一个来自自然的手势伴随圣人的言辞。这是个例子:某个圣人说话时,他周围的树仿佛出于敬畏而屈身鞠躬——那么,我相信这种事发生了吗?我不相信。
对于我而言,相信这种意义上的奇迹的唯一可能,是一个事件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触动我。于是我会说(例如):“不可能看到那些树而不觉得它们是在回应那些言辞。”就像我会说“不可能看到这只狗的脸而看不到他正警觉着、全神贯注于主人正在做的事。”我能想像,仅仅叙述圣人的言词和生活,就能使某些人相信树鞠躬的故事。但我没感到这种触动。
他向摩根承认自己信仰上帝,但他的信仰并非采取认同任一具体学说之真的形式,而是采纳了一种对待生活的宗教态度。他曾这样向德鲁利表述这一点:“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个问题。”
摩根家隔壁住着克莱门特一家,维特根斯坦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对马尔科姆说自己发觉在斯旺西比在英格兰更容易与人相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特别喜欢克莱门特夫人,她邀请他每周和她家人一起吃星期天午餐。“她不是个天使吗?”一次星期天午餐时,他对她丈夫说到她。“她是吗?”克莱门特先生回答。“见鬼去吧,哥们儿!她当然是!”维特根斯坦吼道。事实上,克莱门特夫人深深打动了他,结果他更希望寄宿在她的屋子里而不是摩根那儿。在那之前克莱门特家没收过房客,也不太想收;但在压力之下,他们同意维特根斯坦搬进来。随后3年维特根斯坦和克莱门特一家都维持着联系,在剑桥的最后几年里他也在放假时到他们家做客。
克莱门特夫妇有两个女儿,琼,11岁,芭芭拉,9岁;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几乎被当作家庭成员。他们觉得“维特根斯坦”这名字有点儿拗口,全都叫他“维基”[244],但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只允许他们这样叫。不寻常地,维特根斯坦在克莱门特家时和全家人一起吃饭。他也加入到这一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尤其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噜逗”[245]和“蛇与梯子”[246]——有一次,玩“蛇与梯子”时维特根斯坦特别投入,连续玩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女孩们不得不恳求(不情愿的)他别非玩完不可了。
他也对两个女孩的教育抱有积极的兴趣。姐姐琼当时正参加当地语法学校的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维特根斯坦回到家时发现她在哭。她得知自己没过关。维特根斯坦断定这是不可能的。“见鬼去吧!”他说。“我们会了解的!”维特根斯坦冲到琼的学校,琼和她母亲焦虑地跟在后面,他去见那个说琼没过的老师。“你说她没过,我很震惊,”他对老师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她一定过了。”他几乎胁迫着老师查核记录,她发现确实有一个错误——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琼拿到了通过考试的足够分数。维特根斯坦斥责那老师是“无能的傻瓜”,不过,虽然他的判断和琼的能力都得到了印证,克莱门特夫人却羞于再在学校露面。
除了自愿承担的家庭责任和几乎每天同里斯出门散步,维特根斯坦在斯旺西的时间主要用于写作。他带在身边的有《哲学研究》1938年版的打字稿,在盖斯医院工作时写满的笔记本和硬皮账簿;他开始写这本书的一个修订本,希望来年秋天自己必须回剑桥时能把它交给出版社。
在斯旺西的头两个月里,他的工作焦点在数学哲学上。他拾起了在盖斯医院记的那本他名之为“数学和逻辑”的笔记本上的工作。在这本笔记中他主要关注“遵行规则”这个概念。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结尾是对于牵涉这一概念的混乱的论述,第二部分的开头则试图拆解这些混乱,为数学哲学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然而,他死后出版的重写过的《哲学研究》版本里,对遵行规则的讨论是用于为心理哲学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这一变化是在1944年春夏月份的斯旺西发生的。
两件前后只差几个月的事,说明了在斯旺西时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转移得多么迅速和根本。第一件事发生在他搬到那儿不久:约翰·维兹德姆为维特根斯坦写了一个简短的传记性段落,打算收入一本人物传略辞典。出版前维兹德姆把那段话寄给维特根斯坦过目。维特根斯坦只作了一处修改;他在那段话后面加了一句:“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贡献在于数学哲学。”两三个月之后,维特根斯坦正在写那组后来称作“私有语言论证”的论述时,里斯问他:“你论数学的工作怎么样了?”维特根斯坦挥了挥手回答:“哦,别人可以做那个。”
当然,在数学哲学和心理哲学之间反复切换,拿一个领域的问题当类比,说明另一个领域中的要点,这是维特根斯坦1930年代早期以来在讲座、笔记和谈话里一直做的事。批驳“私有语言是可能的”这个观念的兴趣也不是1944年新起的:早在1932年他就在讲座里讨论过。1944年的转变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次转变是永久的:维特根斯坦再也没有回到把自己对数学的论述安排成一种可出版的形式的努力上,另一方面,他尽其余生都在调整、再调整以及修订自己的心理哲学思想。此外,这一似乎永久的转变到来时,正是他完成自己书里的数学哲学部分的愿望显得最急切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转变的线索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书的想法的变化,尤其是他认识到,他对遵行规则的论述不应只是对数学的讨论的先期工作,而应该是对数学和心理概念两者的考察的序曲。尽管对里斯说“别人可以做那个”,尽管从未回到论数学的工作上,但维特根斯坦仍旧认为自己对数学的论述属于《哲学研究》。因此,1945年写的此书序言仍然把“数学基础”列为此书关心的主题之一;迟至1949年,他在一本笔记本里写道:
我想把我的《哲学研究》里对数学的考察称为“数学的开端”。[247]
所以,应该首先并主要把这一转变视为维特根斯坦的构想——对自己的遵行规则论述的力量的构想——的转变。现在它们引向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方向,认识到这一点后,维特根斯坦更倾向于沿着引向心理概念考察的思路前进。虽然活得不够长,未折回脚步沿着叉路的另一支前进,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它在那儿,要沿着它前行。因此《哲学研究》的最后一段论述——“有可能对数学进行某种探索,它同我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完全类似”——和他对里斯说的话是契合的。虽然他没有挖出他的书第一部分的全部蕴涵,但这事仍可能由别人做完。
和里斯谈话时维特根斯坦曾说,只有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进而去发展某种新东西时,他才感到真正有活力。对此他给出了一个例子:他觉得那是自己的哲学逻辑[248]的一个重要改变,涉及的是他对“语法”命题和“实质”命题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以前他认为这一区分是固定的。但现在,他认为两者的界线是流动和容许改变的。真正说来这像是个着重点的变化,而非观点的变化,因为即便在《哲学研究》1938年版本里他也不认为这一区分是固定的。但他也没特别强调其流动性。正是这一强调支配着他1944年夏天的工作进程。
这两种命题的区分位于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的心脏:在心理学、数学、美学,甚至宗教的思考里,他对自己不赞同的人的核心批评是:他们混淆了语法命题和实质命题,把应当被恰如其分地视为语法(在维特根斯坦给这个词的相当古怪的意义上)革新的东西说成一种发现。
因此,照他的看法弗洛伊德并未发现无意识,而是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思想”和“无意识动机”这样的语词引入了我们的心理描述的语法。类似地,格奥尔格·康托尔并未发现无限数目的无限集合的存在;他引入了“无限”这个词的一个新意思,从而现在能有意义地谈论各种无限的层级了。对于这样的革新,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新发现的”实体存在与否,而是那革新对我们词汇表的添加和引入我们语法的变化是否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是有用的,康托尔的是无用的。)
维特根斯坦对语法命题作了各种刻画——“自明的命题”,“概念-形成的命题[249]”,等等——但一种最重要的刻画是说它是规则。在强调语法/实质之区分的流动性时,他把注意力引到这个事实上:概念-形成——因此还有规定哪些话有意义哪些话没意义的规则的确立——不(像他在《逻辑哲学论》里认为的那样)是由逻辑形式的不可变的法则固定下来的,而是始终与一种习俗、一种实践相连。因此,不同的习俗或实践将预设跟我们觉得有用的概念不同的概念。从而,这又牵涉到接受跟我们事实上采用的规则不同的规则(来决定哪些话有意义哪些话没意义)。
对语法命题的关切位于维特根斯坦数学哲学的中心地带,因为他想表明,数学的“无情”不在于数学真理的确定知识,而在于“数学命题是语法性的”。“2+2=4”的确定性在于:我们不当它是一个描述,而当它是一条规则。
在就数学哲学写的最后论述里——以及和里斯的谈话里——维特根斯坦越来越关心遵行规则和习俗(customs)之间的联系:
“遵行规则”这个概念的应用以一种习俗为前提。因此说这话是无意义的:世上只有一次有人遵行一条规则(或一个路标;玩一个游戏,说一句话,或理解一句话;诸如此类)。
这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要点,从这一论述所在的笔记本里——写于1944年——根本看不出维特根斯坦想的是数学。这一要点和维特根斯坦反对私有语言可能性的论证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
我可以今天给出一条新的规则,它从未被应用过,可是人们理解了它。但如果从未有任何规则被实际应用过,还可能有那种事吗?
而如果现在有人说:“有一个想像中的应用是不是足够了?”答案是:不。
照此说来,如此这般重构这书像是完全自然的:论遵行规则的章节不是引向数学哲学,而是引向反对私有语言可能性的论证。在那个夏天做的工作中,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研究》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篇幅扩充到了以前长度的大约两倍,加进了现在被视为此书核心部分的内容:论遵行规则的章节(出版本的189—242节),和论“经验的私有性”的章节(243—421节的所谓“私有语言论证”)。
8月,他开始进行一次像要把书最后调整好的尝试,打算在自己秋天离开斯旺西之前做完这事。他告诉赫特,到那时“我有可能再去干一种战争工作。”在一封稍后的9月3日的信里他写道:“我还不知道10月初我得离开时要做什么,我希望事态代替我的手作出决定。”随着同盟国在法国迅速推进,俄国人向波兰进击,此时战争明显很快将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维特根斯坦没有在这件事里看到任何喜悦的理由。“我很肯定,”他告诉赫特,“这次战争后的和平比战争本身更可怕。”
无论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战争工作,还是因为休假不能延长,离开斯旺西后,维特根斯坦被迫返回剑桥。他勉强地回去了,原因并不是他的书仍未写完。离开斯旺西前他准备好了一份他认为可出版的部分的打字稿。(这一稿与最后版本的前421节差不多相符。)他已经丢掉了把此前他认为这本书里的最重要(论数学哲学的)部分调整到满意的希望,一个仍存的希望是写完他的“第一卷”:对心理概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