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维特根斯坦动身前往挪威,此行极为自然地令人想起他先前在1913年10月的那次出行。两种情形下,他的出行都未确定归期,都是去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着手为自己的哲学论述找到一种最终表达。两次动身时他都丢下了一个他爱的人。
差别在于1913年品生特不想陪着他。品生特是否曾知道维特根斯坦多么爱他,这是成问题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回报以爱。他为了与维特根斯坦的“相熟”而“欣慰”,但并不在任何意义上依赖之。1913年10月品生特接受律师训练,他更关心这件事,而不是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他大概觉得跟维特根斯坦分开一段时间是一种解脱。
然而,对于弗朗西斯,生活的中心正是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如果维特根斯坦要求,他会扔掉一切去挪威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收到你的信时,”他们分开仅几周后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过去帮你打扫房间。”缺少了维特根斯坦,他在剑桥的生活孤独而沉闷。他和家人不再相处融洽,他不再能参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而且他讨厌工厂的工作,虽然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坚持着。他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无疑,是维特根斯坦要他这么做的。报告听上去远不是热情的:“我的工作进行得不错。我在做主螺旋桨”(1936年8月21日);“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差不多要把螺旋桨做完了。上一周我得用手工工具在螺旋桨上干点活,起初是困难的。现在我把它们擦得可以镀镍了”(1936年9月1日);“我有一张200个通风计和压力计的订单。我希望不会再有这么多”(1936年10月14日)。终于,和罗兰德·赫特讨论了自己在工厂的处境后,甚至温和顺从的弗朗西斯都激动得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不太确定我和公司的关系。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在做充分发挥我的用处的工作。我觉得(赫特同意我),受到例外的照顾,和跟大家一起干一切活,这两种事是有差别的。比如,我的头头对我说,如果我要在那儿呆5年,那他能很快地使我提高,但我只是去那儿2年,公司知道我终究不会对他们太有用,这是很不同的。
他说,他试过记住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hopeful,grateful & thoughtful)”,但在这样的环境里那并不容易。他没有这么说——但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这么想——在这样的处境里,他没什么可希望的,丝毫没什么可感激,什么也占据不了他的思想,除了情愿跟维特根斯坦在一起。他告诉维特根斯坦,由于和赫特的谈话的缘故,“我感到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儿,跟你说话”。他在信里再三强调:“带着很深的爱意,我老是想着你。”这部分通信中维特根斯坦那一方的未保留下来,但看到弗朗西斯的爱的宣告方式,有时我们会想,也许这些话是为了打消维特根斯坦可能表达过的疑虑:“我对你的感情完全没变。这是诚实的事实。我老是想着你,带着很深的爱意。”
维特根斯坦的“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的建议有可能是他给予弗朗西斯的同情之理解的全部。在挪威,维特根斯坦的心思更多放在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上——一如既往,两者难解难分地联系着——而非放在弗朗西斯身上。事实证明,和1913—1914年、以及1931年一样,独自住在挪威有利于严肃地思考逻辑和他的罪。
“我确实相信,来这儿思考上帝对我是正确的事”,十月份他写信给摩尔,“我不能想像,在任何别的地方我能像在这里一样工作。这儿有安静的、也许极好的风景;我指,它的安静的严肃。”听说摩尔和里斯都觉得很难写一点东西,维特根斯坦回应说,那是一种好的迹象:“酒发酵的时候不能喝,但酒在发酵,说明这不是洗碗水”。“你看到了吧,”他补充说,“我仍在作美丽的比喻。”
维特根斯坦寄给摩尔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他的小屋和海湾、邻近的山峦、最近的村子之间的关系。目的是说明,不划船到村子去是不可能的。温暖的季节倒不坏,但到了10月份,天气就潮湿寒冷了。他写信给帕蒂森:“天气从很棒变得糟透。现在像地狱一样下雨。两天前下了第一场雪。”帕蒂森的答复是寄给维特根斯坦一顶海员防水帽,维特根斯坦很高兴。他想起了“满意消费者的来信”,写道:“‘尺寸和款式都完美’,正如他们总是写信对品味裁缝伯顿先生说的那样。”
他带了一本《棕皮书》,打算拿它当基础材料,构筑出他的书的最后版本。在一个多月里,他修订《棕皮书》,同时把它从英语译为德语,并重写。11月初他放弃了,用粗体字写道:“Dieser ganze‘Versuch einer Umarbeitung’vom(Anfang)bis hierher ist nichts wert”(“这全部的修订努力,从最初到现在都是没用的”)。在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他解释说,通读自己迄今写的东西时,他发觉那全都是、“或几乎全都是无聊的和刻意的”:
把英语版本摆在面前时,我的思考卡住了。因此,我决定全部重来,只让我的思想本身引导它——我发觉头一两天是困难的,但随后就容易了。所以我正在写一个新版本,我希望,我说它比前一版本稍微好点的时候,我没有弄错。
这一新版本成了维特根斯坦之书的开篇的最终表述。它大致构成了出版了的《哲学研究》的1—188节(约占此书的四分之一),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里唯一令他完全满意的部分——唯一他后来没再试图修订或重排,或表示若有时间自己希望修订的部分。
它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棕皮书》的布局;起首是圣奥古斯丁解释自己如何学会说话,用于引入语言游戏的概念;然后进到对遵行规则的讨论。不过,在这最终的版本里实际引用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里的那段话,也更明白地说出了以此开场的用意: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
书的余下部分将检视这一想法的含义和这一想法引得哲学家进入的陷阱,并提示走出那些陷阱的路径。这些路径的起点,都是驱除奥古斯丁表述的那种语言的(前哲学的)图画;这幅图画引出了上述提到的哲学想法。维特根斯坦希望这样就能抓住哲学混乱的前哲学根子,从而拔除之。
有时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给出圣奥古斯丁的引文,是为了呈现一种语言理论,然后再由他来说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事实并非如此。《忏悔录》毕竟(至少主要)不是一本哲学著作,而是一本宗教自传;在所引的段落里,奥古斯丁不是在做理论,而是在描述自己如何学会说话。这恰是适宜用它呈出维特根斯坦哲学事业的靶子的理由。虽然并未表达理论,但奥古斯丁的描述里包含的是一副图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哲学理论正是根植于这样一幅图画,而且,必须通过引入一副新图画、一种新隐喻连根拔除那些理论:
被我们的语言形式吸收的某个譬喻造成一种假象,这种假象使我们不安。
一幅图画囚禁了我们。我们逃不脱它,因为它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而语言似乎不断向我们重复它。
维特根斯坦之书的开场的最后版本与《棕皮书》的不同之处是,他不是不加解释地带领读者去看一系列语言游戏,而是不时停下来阐述自己的做法,并预防某些可能的误解:
我们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制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
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用的方式把语词用法的规则系统弄得精粹或完善。
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是这一发现——它使我能够做到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打断哲学研究——这种发现给哲学以安宁,从而它不再为那些使哲学自身的存在成为疑问的问题所折磨——现在毋宁是:我们用举例来表明一种方法,而这一串例子是可以从中打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困难被消除了),而不是单独一个问题。
他预计到对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方法的一种自然反应,他问:“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他回答:“我们只是摧毁了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在另一段话里,虽然隐喻变了,但说了同样的意思:
哲学的成果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十足的胡话,揭示我们的理解撞在语言的界限上撞出的肿块。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揭示工作的价值。
这种解释对于没有自己体验过这“肿块”的人是否有任何意义?这是仍可怀疑的。但真要这么说的话,那么,拓展这种方法就不是为了那些人,就像拓展弗洛伊德的分析不是为了心理学不关心的人。《哲学研究》——也许比任何其他哲学经典都更甚——要求的不只是读者的智性,还有读者的涉入(involvement)。其他的伟大哲学著作——如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想知道叔本华说了什么”的人可以有兴致和有乐趣地读之。但若抱着这种态度读《哲学研究》,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和琐碎;不是因为它在智性上困难,而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推想出维特根斯坦在“说”什么。因为,他真的不是在说任何东西;他是在呈现一种拆解混乱的技术。除非这些混乱是你的混乱,否则你就会觉得这本书寡淡无味。
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引文开始这本书显得是恰当的;为什么如此?此处——读懂这本书需要极大程度的个人涉入——提供了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所有的哲学,若其劳作是诚实和得体的,都始于一种忏悔。他常常说,写出好的哲学和对哲学问题作出好的思考,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更甚于是一个智性的问题——抵抗误解之诱惑的意志、抵抗肤浅的意志。妨碍一个人获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骄傲。因此,“必须拆毁你的骄傲之殿。而那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要做得体的人,或写得体的哲学,都必须进行这种拆毁自己的骄傲所需的自我审查。“如果有人因为那太痛苦、不愿降入自身之中,写作时就脱不了肤浅”:
对自己撒自己的谎,就自己的意志状态的虚饰欺骗自己,必定对[一个人的]风格有坏影响;因为结果将是,你说不出那风格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如果我对自己表演,那么那风格表达的就是这个。那风格就不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不愿知道你之所是,你的写作就是一种欺骗。
这一点不是巧合:维特根斯坦写了自己一直最满意的一组论述的一段时间,也是他最无情地坦承自我的那段时间——他作了最强烈的努力“降入自身之中”,坦承他的骄傲逼得他骗人的时刻。
在着手写他的书之开篇的最终表述的那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还准备了一份忏悔书,里面描述了他生命中软弱和不诚实的时刻。他打算对家人和许多密友宣读这份忏悔。他大概觉得向自己坦承欺骗是不够的;恰当地“拆毁骄傲”——拆毁引起他的软弱的骄傲——还得向别人忏悔。对他这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因此,1936年11月他写信给许多人——其中有莫里斯·德鲁利、G.E.摩尔、保尔·伊格尔曼、法妮亚·帕斯卡尔和(当然)弗朗西斯·斯金纳——说他得在圣诞期间的某一天见他们。这些信里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是写给摩尔的,但我们可以推测其他的信大体类似。他告诉摩尔,工作之外,“所有各种事情都在我内部(我指在我心里)发生着”:
我现在不会写出它们,但等我到了剑桥——我打算新年左右去几天——愿上帝让我能跟你谈谈它们;那时我想在某些很困难和严肃的事情上得到你的忠告和帮助。
他对弗朗西斯肯定说得更直接一点,说了他想的是进行一次忏悔。在一封12月6日的信里,我们看到弗朗西斯许诺:“无论你对我说什么,都不能使我对你的爱有任何不同。我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极堕落。”对于弗朗西斯,更重要的是终于能再见到维特根斯坦了:“我老是想着你,想着我们彼此的爱。因此,我前行、欢欣、克服了沮丧。”三天后他重申了那个许诺:“无论你必须告诉我你的什么事,都不能使我对你的爱有任何不同……不会有我是否原谅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比你更糟的人。我老是想着你,始终爱你。”
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过圣诞节,向伊格尔曼和几位家人作了忏悔,他可能也向几个别的朋友作了忏悔(推想起来,亨泽尔肯定在其中)。这些人都未留下忏悔内容的任何记录。伊格尔曼出版维特根斯坦写给自己的信时略去了那封提到忏悔的信;他十有八九销毁了那封信。新年那天维特根斯坦去了剑桥,向G.E.摩尔、莫里斯·德鲁利、法妮亚·帕斯卡尔、罗兰德·赫特和弗朗西斯作了忏悔。
摩尔、德鲁利和弗朗西斯到死都没有泄露忏悔内容的秘密,所以我们只有靠帕斯卡尔和赫特的回忆了。我们不知道别人对忏悔的反应如何,但帕斯卡尔很可能捕捉到了德鲁利和摩尔的反应的总体态度;她说,虽然他们没告诉她,但她知道他们“耐心地听、很少说话,但显出自己在友善地参与着,并用举止和眼神暗示:他不必作这个忏悔,但如果他觉得自己想要,那也很好,那就作吧”。不过,据德鲁利说,自己不是听那份忏悔书,而是读了它。德鲁利还说摩尔已读过它了;据维特根斯坦说,摩尔因为必须这样做而显得很难过。此外,德鲁利在回忆录里对这次忏悔什么也没说。至于弗朗西斯,帕斯卡尔这样猜想无疑是正确的:“他将钉坐在那儿,深深地感动,他的眼睛看着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
对罗兰德·赫特和法妮亚·帕斯卡尔来说,听这个忏悔均是一次不舒服的经历。对于赫特,不舒服只是这种困窘:必须和维特根斯坦对坐在里昂咖啡馆,听他用高亢清楚的声音诵读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法妮亚·帕斯卡尔则为整件事而恼怒。维特根斯坦在她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给她,问能否去见她。她问事情是否紧急,维特根斯坦肯定地告诉她,是的,而且不能等。“如果有什么事能等,”她在桌子另一边面对他时心想,“那就是一次这种类型、这种方式的忏悔。”他的呆板、冷淡的忏悔风格令她不可能回应以同情。在某一个点上她叫了出来:“这是什么?你想要自己是完美的?”“当然我想要自己是完美的,”他咆哮道。
法妮亚·帕斯卡尔记住了维特根斯坦忏悔的两项“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她没记住的更微小的罪。罗兰德·赫特记住了那里头的几项。一项罪关系到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美国熟人的死。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维特根斯坦这个死讯时,他的反应方式就像刚听到某个悲伤的消息。这是不真诚的,因为实际上这个死讯对他根本不是新消息;他已然听说了。另一项罪关系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维特根斯坦的指挥官要他把炸弹搬过一块架在溪流上的摇摇晃晃的木板。他起先害怕得做不了。最后他克服了恐惧,但最初的怯懦从此困扰着他。还有另一项罪,关系到的是这一事实:多数人以为他是处男,但他并不是——年轻时他和一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维特根斯坦没有用“处男”或“性关系”这些词,但赫特毫不怀疑这就是他的意思。他没记住维特根斯坦的实际用词。他觉得大概是这样:“多数人以为我没和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我有过。”
法妮亚·帕斯卡尔记住的罪当中的第一项,是维特根斯坦容许认识他的多数人认为他有四分之三的雅利安人血统和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实际情况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里的三个人有犹太血统。按照纽伦堡法案,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犹太人;帕斯卡尔把这个忏悔跟纳粹德国的存在联系到一起,肯定是做对了。有一件事维特根斯坦没告诉她,但她后来发现了:他的“犹太”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没有一个是实际的犹太人。两人受洗为新教徒,第三个受洗为罗马天主教徒。“有点儿犹太”,她评论道。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罪行”都是疏漏之罪:它们只涉及维特根斯坦未能做某事,或拒绝纠正某个令人误解的印象。最后的、最痛苦的那项罪关系到的是一句维特根斯坦讲的真正假话。帕斯卡尔回忆,忏悔进行到这一阶段时,“他必须更坚定控制自己,音节顿挫地说出他的怯懦、可耻的行为”。不过,她对这一忏悔的叙述令人觉得,她描述的事件遭到了某种奇怪的歪曲:
在奥地利的一所乡村学校教书的短暂时期里,他打了班上的一个小女孩,伤到了她(我记得是一种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但不记得细节)。她跑到校长那儿投诉,维特根斯坦否认自己做过。这事件是他成年期前段的一次危机。可能就是因为这事,他才放弃了教书,也许还认识到自己应该过隐士生活。
这事在许多方面都被歪曲了。首先,奥特塔尔事件发生时维特根斯坦30岁出头,对于她所说的“成年期前段”,这个年龄肯定老了点。更重要的是,帕斯卡尔似乎完全不知道,根据一切记录,身体上的暴力行为在维特根斯坦的班上绝非罕见;她似乎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实际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面对施暴罪名的起诉。可能维特根斯坦没告诉她这些事——他拿这个单独的事件当自己在奥特塔尔的不端行为的一个象征。但也有可能——我认为不见得不可能——帕斯卡尔的记忆出了问题。毕竟,她毫无听维特根斯坦的忏悔的心情,而他的忏悔风格更令她心不在焉。罗兰德·赫特记得的忏悔,讲的不是就一次孤立事件向校长否认某事,而是承认自己在一桩法庭案件上撒了谎。这么说跟奥特塔尔村民作出的描述更相符,也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欺骗如此困扰维特根斯坦。
毫无疑问,在维特根斯坦忏悔的所有欺骗里,在奥特塔尔的行为是他感受到的最大负担;他为了从中解脱出来而作出的努力比帕斯卡尔和赫特所能知道的大得多。作出忏悔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出现在奥特塔尔村民的门阶上,向自己曾在身体上伤害的孩子当面道歉;村民们大为惊讶。他至少见了这些孩子中的四个(也可能更多),请求他们原谅他对他们的不当行为。一些人反应大度,正如奥特塔尔村民格奥尔格·斯当格尔回忆的:
我自己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不过,战前不久维特根斯坦来我父亲的房子向我兄弟和我父亲道歉时我是在场的。中午,大约1点钟,维特根斯坦进了厨房,问我伊格纳茨在哪里。我叫了我兄弟,我父亲也在。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他曾对伊格纳茨做了不公之事,他想要道歉。伊格纳茨说他没必要道歉,说自己在维特根斯坦那儿学得很好。维特根斯坦呆了约半个小时,他提到,他也想去找冈斯特纳和哥德贝格,以类似的方式请求他们的原谅。
但是,在曾挑起针对维特根斯坦的控告的皮里鲍尔家里,他得到的反应不那么大度。他到那儿向皮里鲍尔的女儿赫尔米勒道歉;赫尔米勒根深蒂固地嫉恨他,因为他曾如此暴力地拽她的耳朵和头发,有时她的耳朵出血,头发被拔掉。维特根斯坦恳求这女孩原谅时,她只是回了一句轻蔑的“嗯,嗯”。
可以想像,这对维特根斯坦一定是很大的羞辱。而事情几乎像是:如此这般低声下气就是为了惩罚自己。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误解了他的忏悔和道歉的意图。目的不是用惩罚伤害他的骄傲,而是拆毁他的骄傲——就像是移开一块挡在诚实和得体的思考之路上的路障。如果他觉得自己错待了奥特塔尔的孩子,那么他应该向他们道歉。大概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想法,但多数人想了想后出于各种理由放弃了:那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村民不会理解这样的道歉,会认为那很奇怪;冬天去奥特塔尔的路很难走;这样道歉是痛苦和羞辱的,而且,考虑到其他理由,不值得为之弄得那么麻烦;诸如此类。但是,觉得这些理由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多数人会这样——就会最终屈服于怯懦。这种事正是维特根斯坦最最坚决不肯做的。这就是说,他到奥特塔尔去不是为了寻求痛苦和羞辱,而是:就算有痛苦和羞辱,他也决心把道歉进行到底。
反思自己的忏悔效果时他写道:
去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振作了起来,作了一次忏悔。这把我带进更稳定的水域,带进一种更好的人际关系中,带给我更高的严肃。但现在我仿佛把那些东西都花光了,我离以前的我又不远了。我无可估量地怯懦。如果不纠正这一点,我将再次彻底漂进我当时走出的水域。
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忏悔视作一种外科手术,一种去除怯懦的手术。他觉得感染是恶性的、需要继续治疗——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他把一次单纯的身体伤害视为琐事——这也是他的典型态度。1937年新年回到挪威后不久他出了次事故,断了一根肋骨。道德状况是急务,这件事却只用一个玩笑带过。他告诉帕蒂森:“我想过把这根肋骨摘除,或用它造一个妻子,但他们告诉我,用肋骨造女人的手艺失传了。”
若说维特根斯坦的忏悔对弗朗西斯有什么影响,大概是给他壮胆,令他较为自由地说出心里话——暴露他隐瞒的某些事。“我觉得,对你隐瞒是错误的,”他在1937年3月写道,“即便那么做的原因是自己的羞愧。”不过,他暴露的不是过去的行为,而是当下的情感;特别是,他不想在剑桥的工厂工作,想跟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最好在一起工作:“有时我希望我们一起做点工作,随便什么工作。我觉得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道德状态(肯定也不是维特根斯坦的道德状态),而是他们的关系——他害怕他们正在疏远,或者因为环境而被迫分开:
我常常考虑我们的关系。我们将各自独立地生活吗?我能够独立于你而生活吗?如果发生战争会怎样?或者若我们永久地分离?我是这样可怕地缺乏勇气。我经常渴望你。不论心境如何,我都感觉你就在附近,即便我做了非常糟的事情,我也会有那样的感觉。我永远是你的老忠心。我爱想着你。
想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再有关——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维特根斯坦的合作者——弗朗西斯因此而痛苦。5月份他写道:“我不认为我曾彻底地理解过你目前的工作,我觉得,努力更好地理解它对我是好事。”这封信也谈了弗朗西斯和斯拉法的一次见面;他说,从这次见面里他“学到了很多,对我有好处”。斯拉法“非常友好地谈论工人”。但是,自己当了工人后,弗朗西斯逐渐发觉,现在哲学问题对他似乎相当遥远了,为此他大为惊恐:
我近来一直在思考哲学现在对我有什么用。我不想失去自己的智性良心。我不想自己花在学哲学上的那些年月都白白虚掷。我不想自己现在只成了一个更聪明的人。我想要一直记住努力正确使用语词的重要性……我还觉得,我不应该忘记,哲学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重要的问题。
这份落款日为5月27日的信是写给身在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的。 1937年春天,他在挪威的工作进行得不顺——他告诉摩尔,“部分原因是我为自己感到很烦恼”;这年夏天,他先是和家人在一起,然后到伊斯特路和弗朗西斯在一起。在剑桥时他做的工作弗朗西斯大概能帮上忙:口述一份论述的打印稿;这些论述是上个冬天写的,现在构成了《哲学研究》的前188节。8月10日他又动身去挪威。
维特根斯坦回挪威时满怀惶恐,这一点在他这时期的日记里挺明显。他在前往舒登的船上记录,自己设法写了一点,但没“全心全意”在工作上。几天后他描述自己:“空虚、没想法、焦虑”——为独自生活而焦虑。“恐怕我会沮丧、无法工作”:
我现在愿和某个人一起生活。在早晨看见一张人脸——另一方面,我现在变得如此软(soft),必须独自生活也许倒对我好。我现在格外可鄙。
“我有一种感觉,”他写道,“我不会彻底没想法,但我会因为孤独而沮丧,会无法工作。我担心,在我的房子里我的思想会全被扼杀,在那里一种泄气的情绪会完全占据我。”但他还能在哪儿工作?住在舒登却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为这念头而烦躁;而在剑桥,“我能教学,但不能写作。”第二天,他“不快乐、无助和没想法”;他发觉:“弗朗西斯真是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可和他在一起时,我对这一点的意识却如此之少”:
卑劣完全捕获了我。易怒,只想到自己,想我的生活是悲惨的,同时我却一点儿不知道有多悲惨。
他不能面对这件事:搬回自己的房子里。他的屋子以前看上去迷人,现在却突然令他感觉陌异和不友好。他寄宿到安娜·勒伯尼那里去了,但这样做时他的道德感受到折磨。和她一起住,自己的房子却空空立着,对此他深感“怪异”(unheimlich):“有这栋房子却不住在里面,我感到羞耻。不过,这种羞耻感竟是一种如此强烈的情感,这事很奇怪。”在雷伯尼的房子里过了一夜后,他写道,他觉得住在那儿很奇怪:“我不知道我住在那儿是否有正当的理由或任何好的理由。我既不真正需要孤独,也没有一点做工作的压倒性冲动。”他感觉自己软弱到了骨子里。“是气候的关系吗?——真可怕,我竟如此容易被‘烦’(die Sorge)击败。”他考虑搬回自己的房子,“但我害怕那里的压倒我的悲伤。”他写道,向上走是困难的,向上走时人总是不情愿的。他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无法作出那种努力。有一两天他倾向于认为,麻烦是身体上的甚于心理上的。“现在真的病了,”8月22日他写道,“腹疼和发烧。”但随后的那个晚上他记录,体温是正常的,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感到疲倦。直到8月26日他才记下了第一个恢复的迹象:又能愉快地观看挪威的景色了。那天他收到两封信(他的说法是“礼物倾洒过来”)——一封来自弗朗西斯,另一封来自德鲁利,“都可爱得令人颤抖”。就在那一天,他终于——在初到挪威生活的一年之后——写信请弗朗西斯过来加入自己。“愿事情顺利。愿此事降临到我身上时有一半的得体。”
弗朗西斯欣快地接受了邀请。8月23日他曾写:“你在一封信里说‘我希望有你在这儿’。如果我去看你,对你会有什么帮助吗?你知道我会去,我爱去。”现在:“我非常愿去看你。我确定地认为那对我有好处。对此我非常确定。”不过,由于腿上的一个疱症必须手术,直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他才能够出行。
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渐渐恢复了精神稳定度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够搬回他的房子。“在生活里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8月27日他写道,“是:如此这般地生活,从而使成问题的东西消失”:
生活是成问题的,这个事实表明,你生活的形状与生活的模具并不相合。所以你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与模具相合了,成问题的东西就会消失。
但我们不是有这种感觉吗: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某种重要的东西、甚至对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我是不是想说:那样的人只是漫无目的地生活——盲目地,像一只鼹鼠;只要他能看,他就会看到问题?
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正确生活着的人不把问题体验为悲哀,所以,环绕他生活的是一轮明亮的光晕,而不是一片可疑的背景。
照这样讲,在维特根斯坦眼里,自己既不是盲目的人,也不是正确生活着的人。他觉得生活的问题是问题、是悲哀。不可避免地,他认为问题就在于:“我糟糕地指挥自己,我有低级劣质的感情和思想”(1937年8月26日);“我是个懦夫,一次次地,我在一切场合里注意到这一点”(1937年9月2日);“我没有宗教性,但有畏(Angust)”(1937年9月7日)。最后一句里的“但”似乎是一点安慰,仿佛是说,如果他焦虑地感到自己缺乏信仰,那起码证明他不是在盲目地生活——起码给了他这种可能性:“明亮的光晕环绕他的生活”。9月4日他写道: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指,它不是一种谈论人的灵魂发生了什么、将发生什么的理论,而是对某种人类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因为“罪之意识”是一种实在的事件,绝望和经由信仰而得救也是如此。谈论那种事情的人(例如班杨[211])只是在描述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无论人们想把多少光彩涂到上面。
一如既往地,他寻求的是自身中的上帝——把自己的绝望转化为信仰。在随后的狂风暴雨的天气里,他发觉自己很想诅咒上帝,这时他严厉谴责自己。他告诉自己那“就是邪恶和迷信”。
9月11日,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能力已充分恢复,能在一本大手稿册子里(而不是笔记本里)写点东西了;但他说他害怕自己“以一种做作和糟糕的风格”写作。他发觉自己只是刚好能工作,但是工作时找不到乐趣,“仿佛我的工作被抽干了汁液”,9月17日他写道。
第二天他去卑尔根接弗朗西斯。他写道,觉得自己很有性欲:晚上睡不着时有性幻想。一年前他得体得多——严肃得多。弗朗西斯到了屋子之后,维特根斯坦跟他在一起时是“肉欲的、敏感的、不得体的”:“和他睡了两三次。总是先感觉这事没什么错,然后是羞愧。我还对他不公、暴躁和不诚恳,还有残忍。”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和弗朗西斯唯一一次性亲密。但这确实是他的加密札记里提到的唯一一次。惹人注目的是,他一边记述他们一起睡,一边却写下对弗朗西斯的无爱。或者,他表达的也许是自己对无爱的恐惧,仿佛料定自己将发现魏宁格的这话是正确的:“与所爱对象的身体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性的冲动被唤醒……足以把爱当场杀死。”
弗朗西斯住进维特根斯坦房子的约10天里,维特根斯坦只留下一条加密札记:“非常不耐烦!”(1937年9月25日)不过,10月1日,弗朗西斯离开的那天,他写道:
过去5天是很好的:他融入了这儿的生活,带着爱和友善做每件事;感谢上帝,我并未不耐烦,我实在也没有理由那样,除非为了我自己的腐烂天性。昨天我陪他走得很远,走到松达尔;今天回到我的小屋。有一点沮丧,也累了。
当然,在弗朗西斯看来,他俩在维特根斯坦房子里第一个晚上的性和亲昵并无魏宁格式的含义。他着迷于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敏感”,一点也不恐惧失去他的爱。例如,他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里写道:“我经常想起过去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也想起我们在剑桥这里做的事。有时我因此而很激烈地渴望你”;挪威之行刚结束时,他在信里反复地肯定此行多么“美妙”:
我一直想着你,想到我和你在一起的美妙时光。真美妙——那竟是可能的。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在那房子里生活,真迷人。这是送给我们的一件美妙的礼物。我希望它带给我许多益处。[未署日期]
我现在经常想到,和你在一起时感觉多么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着风景,是多么美妙。你对我有最美妙的益处。和你在一起带给了我许多益处……和你在一起是美妙的。[1937年10月14日]
弗朗西斯逗留期间,就像他一年前渴望做的,帮维特根斯坦打扫房间。维特根斯坦痛恨肮脏,采取了一种特别严格的方法清洁地板:把湿茶叶丢在上面,吸住脏东西,然后扫净。无论住在哪里,他都频繁地这么干,而且坚决拒绝在他住的房间铺地毯,无论住多长时间。回到伊斯特路的公寓后,弗朗西斯也采用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法,作为对此行的一种纪念:
我常常想你。我也经常想,和你一起打扫你的屋子多么妙。回来以后我决定不铺我的地毯,即便拍打过它了,因为我知道不能使它保持完全清洁。现在我必须扫我的屋子。我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因此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高兴那时我学会了该如何正确地做这事。
出席一次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聚会时,弗朗西斯仿佛披上了维特根斯坦的斗篷。在对这次聚会的记录里,他摒弃了那种他的几乎一切其他记录在案的言辞都具备的谦虚温和的调子,表现出反常的凶猛,这种凶猛大概是他从维特根斯坦那儿借来的:
摩尔教授不在,布雷斯韦特当主席。论文是关于伦理的。我必须说,布雷斯韦特是讨论中最令人反感的。他搞掉了讨论的一切严肃性。他的谈话从不显得他对讨论负有任何责任,也不显得讨论具有一个严肃的目的。讨论时始终笑声不断,很多笑声是他挑起的。如果他说的话只是糟糕,那我不会介意,但我恨他缺乏严肃。因为缺乏严肃,从讨论中就得不到任何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
在日记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是一封“弗朗西斯写来的可爱的信”:
他写道……在布雷斯韦特的主持下讨论糟糕得可悲。这是可怕的。但我不知道能对此做什么,因为其他人也不够严肃。还有,我太怯懦,做不了任何决断。
在另一封信里,带着一种类似的不赞许态度,弗朗西斯提到法妮亚·帕斯卡尔论“现代欧洲”的讲座;这是一门她同意给工人教育协会上的谈论时事的课程。在这件事上,维特根斯坦的确试了一次决断性的干涉:他写给帕斯卡尔一封信,她说,那是封“刺耳和威吓”的信,“导致我的怒火的最大爆发,由于我不敢向他表达,这怒火就尤为难受”。维特根斯坦写道,她必须无论如何不上这门课——她这样做是错的,是邪恶的和破坏性的。他为什么这么想,那封信实际说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帕斯卡尔在一阵愤怒中撕碎了信。
直到弗朗西斯离开舒登两周后,他的第一封信才寄到维特根斯坦手里。虽然这个耽搁不是特别长,但足以印证维特根斯坦的恐惧。 10月16日他写道:“大约12天没听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很担心,因为他还没从英格兰写信来。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有多少忧愁和悲惨啊。”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一封信:“放心了,高兴了。上帝会帮助我们。”
与此同时,路德维希·亨泽尔的儿子赫尔曼短暂拜访了维特根斯坦:“他给人好印象。我和他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纹理粗糙(grobkörnig),我不完全适合纹理粗糙的人。”不过,纹理虽粗糙,木头却是好的,“比我得体得多”的亨泽尔凸显出他是个如此劣质的人:“我真担心某种东西会腐蚀我;如果最微小的东西被毁坏了,那是多么烦人”。他担心自己失去工作的精力,失去想像力。“腐烂”意象打动了他:
[我]刚才从一个纸包里拿出几个在里面放了很长时间的苹果。我不得不把好几个切下一半扔掉。后来,抄出一个我写过的后半句糟糕的句子时,我立即视之为一个烂了一半的苹果。
他问自己,在这种思考方式里有没有某种女性的东西,使得“一切到我面前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成了我正在思考的东西的图画。”仿佛是——用魏宁格的术语来说——他退化到用涵拟、而不是用概念思考了。
11月和12月是他在挪威的最后两个月,这段日子,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充满了侵袭着他的恐惧、焦虑和不快的念头。他想到病和死——自己的、朋友的和家人的。他担心,在离开之前会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操心自己和安娜·勒伯尼的关系,操心自己离开挪威后做什么。那时他的书能写完吗?他能再自个工作吗?或者应该到一个能和别人在一起的地方去?——也许去都柏林,去德鲁利那里?
他也担心自己的肉欲和爱的能力。他记录自己的自慰,有时带着羞愧,有时带着迷惑的疑问:“这有多坏?我不知道。我猜它是坏的,但我没有理由这么认为。”体现在自慰冲动里的性欲是否威胁到了他用清洁纯净的心去爱人的能力?
想起我以前对玛格丽特的爱或错爱,也想起我对弗朗西斯的爱。我对M的感情能这样完全冷静地进行,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当然,这里有所不同;但我的冷心肠还是那样。愿我被原谅;即,愿我有可能真诚和爱。[1937年12月1日]
昨晚自慰。良心的剧痛。但也确定了:我太软弱,无法抵挡冲动和诱惑——若它们和伴随它们的图像降临到我身上、又不能到别处躲避。可昨天晚上我刚刚反省了过一种纯净生活的需要。(我那时想起了玛格丽特和弗朗西斯。)[1937年12月2日]
在这一切的担忧、焦虑和恐惧中,他始终努力写着他的书。这几个月里,他写了现在构成《数学基础评论》第一部分的多数论述,但动笔时他是把它们当作自己上一年写的著作的后半部来写的。在这些论述里,他把前一著作中描述的方法运用到数学哲学问题上,努力表明数学哲学问题是“语言在我们的智性上的蛊惑”引起的。特别是,他运用自己的“人类学”方法,试图消解引出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的那种思考方式。通过想像跟我们有着不同的习俗和推理方式的部落,通过构造跟我们通常采用的隐喻不同的隐喻,他努力削弱某些类比——某些“已被吸收进我们的语言形式的譬喻”——对我们的把持。例如,他攻击那种认为逻辑命题类似事实命题的柏拉图主义。“有一个真理[212]对应于逻辑推理吗?”他让他的对话者问。“这个由那个导出,这不是为真吗?”唔,维特根斯坦回答,若我们作一种不同的推导,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如何与真理冲突?
若我们的尺子不用木头和铁做,而用很软的橡胶做,我们会如何与真理发生冲突?——“唔,我们将得不到桌子的正确尺寸。”——你的意思是:我们将得不到,或不能确信得到,我们用硬尺得到的那个尺寸。
这儿的要点是,正确或不正确的推理,标准不是由某种外部的柏拉图式真理的领域提供的,而是我们自己提供的,是由“一种习俗(convention)或一种使用、或我们的实践需要”提供的。用硬尺不用软尺的习俗并非更真确(true);它就是更有用。
维特根斯坦还攻击了处于逻辑主义核心地带的那个譬喻:数学证明和逻辑论证之间的类比。在逻辑论证中,联系建立在各(经验)命题之间,意在确立某个结论为真:所有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而苏格拉底终有一死。另一方面,数学证明的结果从来不是经验命题之真,而是确立可一般应用的规则。在这一具体的攻击中,维特根斯坦必须展示出数学命题和经验命题的相异之处,但他在这一点上的论述不完全令人满意。行文之间他偶尔承认自己的不满意:“我只是——用一种笨拙的手法——指向算术命题和经验命题的角色的根本差异,还有其表面上的相似。”他从未喜欢过自己在这一点上的表述,或自己对数学哲学其他问题的处理,随后的6年多里他一次次地尝试改进之。
做这项工作时维特根斯坦对之不满意。他在日记里的批评是经常和严厉的。他反复说,它的风格是糟糕的,太不明确;他一直在删改写好的文字:“我写作的时候是不安的,我的思想全都呼吸短促。我一直觉得,我不能为自己的表述给出完全的辩护。这种滋味是糟糕的。”这显出了他的神经紧张,也体现了这一事实:他睡得太少,太长时间没见过阳光了。天气正令他心烦;天太冷了。海湾全部冻住,湖也开始结冰。他不再能划船,必须在冰上走,他也为此而烦恼。他开始计算还剩几天就能动身前往维也纳过圣诞。当然,他随时都能走,但这样做对吗?
我愿逃走,但那是错的,我就是不能那样做。另一方面,也许我可以——我可以明天打包离开。但我想这样做吗?这样做对吗?在这儿坚持住不是对的吗?当然对。若我明天离开,会有一种糟糕的感觉。“坚持住”,一个声音对我说。在这种坚持住的愿望里也有一点虚荣,但也有某种较好的东西——早一点离开或立刻离开,这么做的唯一中肯的理由是,现在我也许在某个别的地方能更好地工作。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此刻的压力令我几乎不可能工作,也许再过几天就确实不可能工作。
随后的几天里他又能够工作了,于是他感谢上帝送给他一件他配不上的礼物。他写道,他一直有一种真正虔诚的人从没有的感觉——上帝要对他之所是负责:“这是虔诚的反面。一次又一次地,我想说:‘上帝,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能做什么?’”虽然这种态度与《圣经》的教诲一致,但不是真正虔诚的人的态度,因为那样的人为自己承担责任。“你必须奋斗,”他催促自己,“别在意上帝”。
尽管这样催促自己,但他仍是“肉欲的、软弱的和低级的”,还受到一切惯常的焦虑——他会出什么事,因此而无法离开;他会在回家的路上生病或出事——的困扰。困扰他的还有1913年罗素指出的在挪威过冬的一切麻烦:“变化多端的糟糕的天气,寒冷、雪、冰块,等等。由于黑暗和我的疲惫,一切事都很困难。”当然,弗朗西斯送来了鼓励和关爱:
我很遗憾你那儿有风暴。请在穿过湖的时候非常小心。我将非常多地想着你。我爱回忆我们在挪威一起度过的时光。想着它对我有益。
不过,12月10日,维特根斯坦像是得到某种解脱似的迎接自己在挪威的最后一夜;他写道,自己完全可能永远不回来。
在前往卑尔根的船上,维特根斯坦写到基督的复活,写到什么东西甚至令他也倾向于相信这事。他的理由是,如果基督不死而复生,那么就和别人一样在墓中腐烂。“他死了,腐烂了。”为了指明这种想法的可怕,他必须反复写下它,并在下面划线。如果是那样,基督就是一个和其他教师一样的教师,“而不再能帮助人;又一次,我们成了孤儿,并且无助。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和沉思满足自己”。而如果那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在一种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梦的地狱里;仿佛是,以天为顶、却与天隔断”。如果想要得救,想要得到救赎,智慧是不够的;需要信仰:
而信仰是信仰我的心、我的灵魂所需的东西,而非信仰我的沉思的智性所需的东西。因为,必须得救的是我的带着激情——仿佛带着其血肉——的灵魂,而不是我的抽象心智。也许我们能说:只有爱才能相信复活。或者:相信复活的是爱。我们会说:救赎的爱甚至相信复活;甚至对复活也坚执。
那么,终极来讲,为了逃离孤独的地狱,他需要做的事也许是爱;如果他能这么做,那他就能克服自己的疑虑、相信复活,从而得救。或者,也许他首先需要的是被上帝爱:
仿佛是,抗击怀疑的是救赎。坚执这一点,就必须坚执那信仰。所以那话的意思是:首先你必须得到救赎,并紧握你的救赎——然后你将看到你在坚执这信仰。
首先,你必须得到救赎:“然后,一切都将不同,若你能做现在不能做的事,也将‘不足为奇’。”比如:相信复活。看上去,相信复活是拯救的先决条件,但相信复活又需要拯救。谁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他自己还是上帝?
脱离挪威的孤独地狱时,维特根斯坦似乎在说,他之脱离更大的地狱,他之脱离更大的孤独,是上帝的责任。
他能忏悔他的罪,但宽恕这罪不是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