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第二章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度日如年

191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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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观世上，唯有英国的上、中等阶层愿意掏大价钱给学校，以使其子女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埃里克肯定从亨里的国教派修女那里学得不错，所以被圣塞浦里安学校招收入学。这所学校位于苏塞克斯郡滨海的东伯恩的萨默当街上，它还吸引了其他一些聪明的小男孩。其杰出校友中，有作家西里尔·康诺利[1]和《清水之环》（Ring of Bright Water）一书作者加文·马克斯韦尔（Gavin Maxwell）、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广告业标新立异者戴维·奥吉维、高尔夫球赛通讯记者亨利·朗赫斯特、志愿军团少将鲍比·福特和加拿大骑警队长官查尔斯·里维特-卡那克。

圣塞浦里安学校1898年建校，其名称来源于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迦太基殉道者。那个繁荣而时髦的城市中有八十所学校，圣塞浦里安学校是其中一所。其校舍在一幢巨大而布局凌乱的维多利亚时代红砖建筑内，另有一个下沉式运动场、一个板球赛看台和一个步枪靶场。九十名学生中包括一位暹罗王子、一位南非百万富翁之子还有几个英国贵族之后。因为埃里克家境并不富裕，学费从一百八十镑减到九十镑，但这仍是相当大一笔钱，差不多是一个职员或者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他在势利方面所受的教育始自家庭，然后在学校又继续进行。虽然学习能力让他得到了很多人无缘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一直不能忘记他只是勉强待在那里，必须取得好成绩并得奖，以此证明他有资格在那里上学。

圣塞浦里安学校跟大英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引了英—印家庭的孩子，并培养他们将来去印度任职。学校的校服是“灯芯绒裤子加绿色和淡蓝色紧身套衫，徽章是绿底衬着一个青色马耳他十字架”。数量众多的教职工中除了学校的业主、执掌一切神祇的威尔克斯夫妇，还包括“十二个教师，一个舍监和一个副舍监，几个女佣，一个校警，一个木匠，两三个园丁”。威尔克斯夫妇有两个上伊顿公学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罗斯玛丽及玛丽戈德——稳妥起见，她们被送去一间女子寄宿学校上学。

奥威尔引起争论的自传性杰作《如此欢乐童年》是英语最佳散文之一，它回忆了那几年痛苦的生活。虽然他是在生命晚期，即1948年左右写的这篇文章，是在有过那些经历后的很多年，但他写作时仍心怀愤慨。因为英国关于诽谤的严格法律保护当时仍在世的威尔克斯太太，所以直到1952年，这篇随笔才首次发表，但只是在美国，而且是在奥威尔辞世之后。他这篇成年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攻击的不只是无情羞辱及剥削学生的威尔克斯夫妇，也攻击了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制度。这样做时，奥威尔把威尔克斯夫妇的性格进行了小说化描写，并将自己与他们的痛苦接触加以戏剧化。这篇散文表达了他压抑的怒火和深以为耻的感觉——那是他们对他道德讹诈的结果。

别的同时代人虽然没那么愤慨，但也证实了奥威尔的回忆。在它丑陋然而威严的门面后，所有囚犯隔离地的那种特点在这所学校应有尽有。塞西尔·比顿记得：“教室里有墨水和灰尘味，泳池一池死水，厕所又冷又潮。一个平坦的运动场延展到陡峭的边缘，有一道低矮的砖墙标示道路。那是在战争期间，自然全因陋就简。冬天时，学生们因为寒冷而受罪不轻。”[2]

校长沃恩·威尔克斯被轻蔑地起了个外号叫“桑保”（Sambo），他似乎跟一本流行童书《小黑人桑保》（Little Black Sambo，1900）中的小主人公相似，而且体现了这一名字的拉丁词源（这对初涉学问的学生有吸引力）“scambus”，或称弓形腿。加文·马克斯韦尔还记得“桑保”有名的不学无术特点：“他很少说话，喜欢嘟嘟囔囔，据说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高尔夫。”在奥威尔看来，他长得像怪胎，愚蠢而且幼稚：“‘桑保’是个有着圆圆的肩膀，样子蠢得奇怪的人，他的个头不大，但是动作笨手笨脚，胖乎乎的脸像个生长过快的婴儿。”[3]履行正式职责时，他警告学生们提防所有学校中存在的败坏风气的邪恶行为。他劝谕他们避免产生恋爱关系，警告他们不要以自渎玷污自己的身体，并鼓励他们揭发有哪个学生企图钻进他们的被窝或触碰其下身。

虽然“桑保”一般情况下是胆怯的，而且无攻击性，但他跟别的教师一样，有残酷成性的一面，想出了一些别出心裁的点子来伤害他管教下的学生。奥威尔曾回忆道：“他用银管铅笔敲你的脑袋，在我的记忆中，这支铅笔似乎有香蕉那么粗，重得可以在你头上敲起一个包。或者会揪你的短头发，有时偶尔还伸腿到桌下去踢你的胫骨。”埃里克一直在头发上抹足油，以躲开被猛揪，但仍逃不掉其他方式的惩罚，那在大部分学校都很常见。例如，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可怕的牧师向无辜的斯蒂芬吼叫道：“懒惰的小阴谋家，我从你脸上看出你是个阴谋家……懒惰的无所事事的小二流子！”奥威尔的文章中，“桑保”模仿乔伊斯大声说：“接着念，你这个小懒虫！接着背，你这个游手好闲没用的小鬼头！”[4]

真正在幕后把持大权的，是西塞莉·威尔克斯（Cicely Wilkes），她跟艾达·布莱尔同是出生于1875年。在一张照片上，她穿着法兰绒衬衫，打领带，头戴一顶军式贝雷帽，往下拉得紧压着眉毛。她那突出的颧骨、宽平鼻子和大颗牙齿说明其精力似男性般充沛。虽然她喜欢被称为“夫人”，但在一群孤独的小男孩眼里，她仍是个令人恐惧的替代母亲。奥威尔把她形容得像是猿猴或者类人动物：“身体壮实，肩膀宽阔，额头平坦，眉毛粗浓，眼睛深陷，神情多疑。”那些男孩因为不诚实使其家长、学校以及她自己失望，威尔克斯太太会无耻地拿话刺激他们：“你这么做太不像话了，是不是？你这样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虚度你的时光，对得起你的母亲和父亲吗？你真的要把你的大好机会扔掉吗？”那些男孩的报复方式也是巧妙地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将其打回原形，削弱了她的权势，讽刺了她的粗俗外表。加文·马克斯韦尔解释说：“她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胸部很发达。她疾步走过走廊时，胸部上下晃悠，频率接近脉搏。‘“甩动”来了。’有人就会说，‘（乳房）晃得好看，一分钟八十次，全按顺时针方向。’”

戴维·奥吉维形容“这个恶魔般的女人把精神阉割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跟学校中的每个男生玩猫和老鼠的情感游戏，我们每个人都轮流受宠和失宠，就像法国王宫里的廷臣”。他们都被吸引到这位卖弄风情的女王旁边，就为了她承诺的赏赐——一种难得的特权或一次出游，一次少有的款待或一件礼物。西里尔·康诺利（他的回忆录《诺言之敌》启发奥威尔自己也写了篇关于这所学校的文章）在描写她的性格时用笔较为宽容一些，但也强调了她浑身上下的势利性，她那残酷然而有效果的教学方式以及她虚荣地想让学生讨好她，争先恐后向她邀宠的心态。“整套体制都围绕其进行的‘甩动’是个能干、野心勃勃、喜怒无常、精力充沛的人。她想做到生意成功，有更多学生，吸引贵族的儿子并把他们送到伊顿公学。她是个能干的法语和历史教师，我们学得就像学会害怕那样快。‘桑保’似乎是个冷冰冰的、公事公办、尽职尽责的亲王。”专横的妻子和惧内的丈夫很可能使埃里克联想到自己略微有些不正常的父母。康诺利打了两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比喻，以说明她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所有那些有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式关系的学生，她对他们影响极大，把他们激励得像是布鲁克兰车道上的阿尔法—罗密欧牌跑车一样。”[5]

“甩动”声称其祖先来自苏格兰，她偏爱来自苏格兰的学生，并鼓励他们穿传统服装。希望“出人头地”的学生被教导要欣赏苏格兰人性格中不屈不挠以及顽强的一面。因为“甩动”对苏格兰情有独钟，埃里克就讨厌它。如他嘲笑地告诉杰辛莎·巴迪克姆：“要想当个老‘夫人’偏爱的人，你得是个穿苏格兰短裙的公爵才行。”埃里克觉得之所以如此推崇，其真正原因无非是只有很富有的人才有钱去苏格兰远游，并享受生活奢侈的假期，再加上钓鳟鱼的私家小溪以及人员配齐的狩猎小屋。圣塞浦里安学校让他学会憎恶财富及特权。

奥威尔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对苏格兰高地、苏格兰人生活的凯尔特及浪漫性一面有偏见，后来因为他讨厌在缅甸的那些痛饮威士忌的苏格兰商人，这种偏见又得以加深。他的早期小说中，有一些具有其写作特点的、非常过分的痛斥语句。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他写道：“大英帝国只是用以给英国人贸易垄断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一帮帮犹太人及苏格兰人这种权利。”在《保持叶兰繁茂》中，他笔下的主人公轻蔑地取笑苏格兰名字及那里乏味的遗产：“戈登、科林、马尔科姆、唐纳德——这是苏格兰给全世界的馈赠，还有高尔夫、威士忌、燕麦粥和巴里及斯蒂文森的作品。”[6]但这种终生的敌视并未阻止他去苏格兰朱拉岛上度过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圣塞浦里安学校的学生一天开始时，是赤身跳进学校里冰冷的泳池，或者令人恶心的公共浴池，埃里克看到过浴池水面上浮着一块人粪便。之后是15分钟的体育锻炼，接下来是无趣的，但又必须参加的礼拜仪式，早餐前在教堂进行。虽然食物难吃属意料之中，但那些挨饿的学生永远也吃不饱。埃里克敏锐的眼睛注意到锡碗边下沿有剩粥结成的嘎巴。可怜的亨利·朗赫斯特，他曾感到恶心而呕吐到了又稠又粘的疙瘩粥里，却又被逼站着把那令人作呕的混合物稀里呼噜喝了下去。

戴维·奥吉维了解这幅景象与真实情形的差别，也知道怎样经营一桩成功的生意。他同意奥威尔的看法，就是尽管“甩动”时常宣扬自己对获奖学金学生善心无量，她还是剥削了这些学生。奥吉维说她“从教育九十个男孩上赚取了如此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夏天能在苏格兰租块野地打松鸡，她的两个儿子都去伊顿上学。她通过让那些男孩挨饿而致富。她和丈夫从来不尝我们的伙食，但是那些吃饭时被特许坐在威尔克斯先生身边的男生会从那位心不在焉并且惧内的男人盘子里偷东西吃。”

奥威尔曾写道，这所学校的目标是培育出有“品质”的学生，这种学生会憎恶智力，热爱比赛，“感觉迟钝，有匹夫之勇，从不怀疑，无内心生活”。这种男生除了奥威尔自己，还有马克斯韦尔、比顿、康诺利，他们都很不相同，奥威尔也有相当的匹夫之勇，但他也感觉敏锐、长于自省、头脑聪明。在对圣塞浦里安学校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详细说明了培育出这种训练有素、顺从，但头脑空洞之庸人的各种因素：“一种由严格纪律推行的斯巴达特色，一种由一支朝气蓬勃的学员队营造出来的军国主义氛围；重视学校的比赛并把它作为强身健体的手段；以反复为特点灌输关于帝国道德观的不成文规范；基础人文科学教育；有一个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是帝国本身的主顾；传播英帝国的知识。”[7]无怪乎，后来有155名圣塞浦里安学校毕业的英勇年轻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命丧沙场。埃里克八岁时进入的这所学校助长了势利、庸俗、同性恋、种族主义及虐待狂，其等级森严和幼者受欺两特点助长了恃强凌弱和鞭子教育。它突出的是运动能力和身体上的英勇无畏，鄙视艺术及对智力长进的追求。它强调忠诚爱国、金钱及特权至上，具有阶层意识，因循守旧，轻视外国人及劳动阶层。埃里克在1922年加入缅甸警察时，默默地接受了这些价值观。

2

跟《保持叶兰繁茂》中的主人公一样，埃里克在布莱尔一家中作为最聪明孩子的角色，“就是获得奖学金，取得辉煌的人生成就，重振家业”。但奥威尔又回忆起他精神上的痛苦，并有意言过其实地写道：“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残酷得多的行为也存在，但双方都遵从魔鬼的契约[8]。学校追求的是声望，对埃里克进行了一流的学业培养，而他也通过获得众人梦寐以求的奖学金，从而让威尔克斯夫妇的投资投得其所。

在《如此欢乐童年》（此讽刺性标题来自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中，奥威尔通过强调学校对一个非常孤独、很受呵护、基本上没有父亲的八岁小孩所造成的影响，收到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埃里克上圣塞浦里安学校时，理查德·布莱尔仍在印度。）奥威尔的口吻就像出自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庭，对残酷现实准备严重不足的男孩，一开篇就突兀地宣称：“我到了圣塞浦里安学校后不久……就开始尿床。”因为“甩动”（为这种恶行所震惊）告诉一个来访女士对这种不由自主、丢人现眼的行为，唯一疗法就是打。埃里克以为那个全身骑马装束、手持一根猎鞭的女士会抽他，但不是，而是被“桑保”用同样的武器（猎鞭）藤条抽打，这在一定程度上如梦一般，跟他想象的一致。埃里克有欠思量地夸口打得不痛时，“桑保”把他抽得直到把鞭子抽断。他离开时，带着“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感觉我不仅被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中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服从的”。此无辜男生所受的惩罚产生了另外一种羞愧感的根源，并且预示了《一九八四》所描写的世界。

数学教师埃利斯先生粗暴易怒，长着一颗蛋形秃头，他臭名昭著，是个爱打人的教师，是他启发《圣塞浦里安学校纪事报》登了一则模仿性标题：“打学生者埃利斯！被此恶人踢成终身残疾的学生的惊人证词！”[9]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把埃利斯的名字用在一个狂热的坏人身上，他殴打一个缅甸男孩令其失明，因此激起了当地人的一场暴乱。

这所学校对埃里克身体及情感上的影响都很严重，而且强化了他性格中最糟糕的方面。支气管缺陷和一侧肺部的病灶使他经常咳嗽，跑步也成为一种痛苦。他虽然极其孤独并渴望融入集体，却拒绝这样做。他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看不顺眼，又恃才傲物，这让他不受其他男生的欢迎。他于是退守（就像对自己的家庭）一种谨慎的架势，不信任所有成年人。“甩动”不了解他的痛苦，后来说过：“他不是个感情深厚的小孩儿……内心没有温情。”

埃里克长了张圆脸，独来独往，经常哭泣，被那些嫉妒他聪明但看不起他笨拙的蠢学生欺负——埃里克会读书，但比赛方面根本不行——他们也对他的特立独行感到恼火。一个同时期学生记忆中的他是“预备学校里一个不快乐的小男孩。我哥哥跟他同作为聪明学生，常常被学校里的庸人帮‘围攻’。他们俩提心吊胆，不得不常常泪水涟涟，而且受到了讥笑”。这一切的结果，是埃里克很快成了个集内疚、自怨自艾兼自怜感觉于一身的可怜人：“我没有钱，我体弱，我丑陋，我没有人缘，我咳嗽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10]成年后获得的友谊、一次愉快的婚姻以及文学上的成功从来未能完全化解这些感觉。

跟吉卜林上预备学校时一样，埃里克对自己胜人一筹的能力，甚至对在那里上学一事都感到内疚。因为对自己的不快乐感到惭愧，他一个字也未向自己的父母吐露过。如他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写道：“一个表面好像很快活的孩子可能事实上遭到了他不能也不愿泄露的可怕之事。”他在校最初几个月写给他母亲的信件（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虽然被“甩动”检查过——似乎出自一个快乐的、心态调整得很好的孩子之手。他对母亲的烦恼抱以同情，照顾某个生了病的同学，喜欢玩爆炸性玩具，对想象教学法反应积极：

埃里克总盼望夏天放假时离开学校去康沃尔郡的波尔派罗，那些肌肉发达、皮肤晒黑的农场工人会让他坐萝卜播种机，有时候会抓母羊挤奶给他喝。1912年6月，他在学校的一次舞会上亮相，穿得像个18世纪的男仆，红天鹅绒外套，起花的白背心，红绸裤，黑袜，蕾丝边衣领和扑了粉的假发。1914年夏天，他有了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摆脱痛苦以另外的形象示人。《圣塞浦里安学校纪事报》把他作为板球手和《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戏剧表演中的演员进行了表扬：

战时，当隔着海峡就能听到法国那边传来的隆隆炮声时，埃里克对学校的军事活动变得很感兴趣。他景仰一位请来的演讲人，此人做了几次关于一些著名战役的精彩讲座，如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取得的胜利[11]。学校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操练，在教室的地图上跟踪战事的最新进展，并到部队医院看望伤兵，去那里向他们分发薄荷味冰激凌和廉价烟卷。在教堂里，他们满怀敬仰地听到一些参战身亡的战士新名单被加上荣誉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里尔·康诺利着重写了滑稽一面，他告诉母亲国王乔治五世某次骑马经过学校附近军营时发生了一次不幸事件：“看到他时，有为数一千左右的伤兵都趴在一堵围墙上，结果墙倒了，他们全滚下岸滚到了泥里。”[12]

在圣塞浦里安学校上学时，埃里克在亨里本村报纸上发表了两首完全是中规中矩的诗歌，为押韵四行诗。好战主义的《醒来！英国的年轻人》（Awake! Young Men of England）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发表，它号召年轻人报名参军，其灵感来自当时的爱国狂热，这种狂热表现在基钦纳勋爵出现在征兵海报上严肃而又英俊的脸庞以及上面的题句：“你的国家需要你！”第二首是对基钦纳的挽诗，其人1916年去俄罗斯前线时，因乘坐的军舰触雷而溺毙。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评论道：“里面全是陈词滥调——唤醒英国，颂扬牺牲，原始的意象，空想出来的战斗，关于勇气和怯懦的情绪化语言。这首诗与其说由一个男孩写出，倒不如说由一种传统写出，那是一种行将消失的传统。”当康诺利就同样主题也写了一首诗并请布莱尔品评时，后者模仿教师语气学究般评道：“特好。稍有重复。韵律绝佳。一些地方稍有含糊。绝大部分用词得当。整首诗写得简洁、优美、别致、完美。”康诺利听到这番赞语心花怒放，他回应道：“我亲爱的布莱尔！我感到既惊讶又震撼。”他们之间的友谊及文学上的竞争将一直持续到奥威尔去世。

埃里克问过杰辛莎“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我”，还流露出对《德拉库拉》一书及吸血鬼感兴趣，杰辛莎对此感到吃惊。他也随随便便地问过西里尔·康诺利“你会不会喝下一品脱鲜血来救你父亲”而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康诺利是个聪明、喜欢读书、长得肥胖的男生，来自一个爱尔兰军人家庭，是埃里克在校时的唯一好友。虽然奥威尔后来觉得自己并不是个真正的叛逆者，除了不得已时，而康诺利在为他这位古怪朋友所做的一段生动描写中，坚持认为他是个叛逆者：

甚至在小时候，奥威尔就能看穿虚伪。虽然写过那些年轻气盛的爱国诗歌，他还是预言了英国的衰落。[13]他渴望过成为“甩动”眼里的理想学生，除了聪明，还要漂亮、擅长运动、有钱，但是他那颠覆性思想削弱了学校中的传统价值观。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奥威尔嘲弄了敌视智力、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为应试而进行的温室内填鸭式教学。第一学年，他学的科目有拉丁语、法语、英语、历史和数学。但跟所有聪明学生一样，其真正教育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在学校里，他喜欢阅读的不止有萧伯纳和勃特勒的作品，还有斯威夫特、萨克雷、吉卜林和P.G.沃德豪斯[14]的作品。他最喜欢看H.G.威尔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之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他回忆过一个愉快时刻，那是夏天凌晨四点钟，全校都在沉睡，晨曦从窗户斜射进来，他被读书的渴望所驱使，顺走廊溜去康诺利的床头桌那里偷拿了那本书。后来他问过康诺利：

《邪恶街》（Sinister Street，1913—1914）导致他们不可能受到“甩动”的宠爱，书中对牛津大学的私生子、同性恋现象以及伦敦下层生活的描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但威尔斯的短篇更吸引他们，它写的是一个登山者如何掉下山，然后进入安第斯山区某地，那里的人全是瞎子。他想当他们的国王，但那些人认为失明比不失明高等。在他想跟他们的一个女人结婚时，他们非要抠出他的眼睛，到最后他得以逃脱。这两个聪明的学生被愚笨的教师、粗鄙的学生所包围并受其压迫。看得见的人被瞎子统治，墨守成规的群体压力及暴民统治压制出色的个人，他们两人对此观念心有戚戚焉。虽然威尔斯笔下的主人公从安第斯山区逃脱，但这两个聪明的男孩仍被困于学校。

布莱尔和康诺利能够挽回面子，是因为他们给学校带来了教学上的荣誉，这正是培养他们的目标。圣塞浦里安学校甚至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请来一位教师为这两个男孩阅卷，他对布莱尔和康诺利都留下了较深印象，用词准确地把他们形容为伊顿升学大赛中的赛马：“在奖学金班，康诺利和布莱尔在各方面都名列前茅。他们希腊语都考得不错，不过布莱尔在语法上要好得多；拉丁语这一科，他们在语法上并驾齐驱，但布莱尔在作文上领先；康诺利在数学和神学上快马超过；在题目是《何谓民族英雄？》的英语随笔写作上，康诺利写得‘最好最全面’，满分50，他得了48分，而布莱尔以43分落在后面。”

1916年春天，布莱尔去伊顿公学参加奖学金资格考试（沃恩·威尔克斯作为一种学业上的仆从随行），当时尚不满十三岁。这场磨难是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所待几年的顶点，为时两天半。此次考试不仅包括希腊诗及法语口语，还包括由一些要人（包括教务长、副教务长，公学教师和许多伊顿的学生）主持的一场口试。埃里克通过了考试，从而避免变成用“甩动”鄙夷的话说，“当个一年只挣四十镑的办公室小当差的”。但当时伊顿没有学位，他未被马上招收入学。他在1916年冬天离开了圣塞浦里安学校，在威灵顿公学待了一个冬季学期，于1917年5月进入伊顿公学。

极为敏感的加文·马克斯韦尔承认终于离开圣塞浦里安学校时，“心里战战兢兢，满怀痛苦及自怜”。比他坚强得多的埃里克更像一个年龄大的男孩，据亨利·朗赫斯特引用他的话，他把能做到“当五年战俘后绝对身心健康”地离开，归功于之前他曾被囚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生活。[16]这所学校给了埃里克过艰苦生活所需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疟疾流行的缅甸边远之地当流浪汉、厨房苦工和在西班牙北部冬天的前线时，（尽管他的肺功能不好）他都能抱着很大热情过艰苦生活。

在对《如此欢乐童年》所作的一篇富于洞察力的评论中，西西尔·比顿在对比了自己和奥威尔的经历后，说他突出并夸大了那种难以忍受的情形：

从正面意义上说，圣塞浦里安学校（以残酷的方法）开发了他的智力，强迫他人尽其才，把他送进伊顿，助长了他对游泳、打板球和拳击的积极性，在他去海岬那块起伏平缓的有草的丘陵地带多次长途散步后，这所学校也助长了他对博物学的兴趣。步枪靶场和学员队唤起了他对枪炮和军功的热情。它磨砺了他，让他学会努力，唤起了他的雄心，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也加重了他终生相随的内疚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根深蒂固的防备之心、沉默寡言及慎于流露感情的性格。他总是讨厌这所学校，1939年，他高兴地得知它被烧毁了。

奥威尔承认，直到他已年满三十并且已经出了一本书后，“我总把生活计划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不仅任何重要的事业都会失败，而且我只能再活上几年而已”。[17]他不大可能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伊顿或缅甸，而他能通过有难度的考试去那里这一点，也不会表明他在未来会失败。但在他看来，成功被他被迫忍受的填鸭式教学所败坏。他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毁，他所做的或者能做的任何事都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把自己丧失自信及希望归咎于他被这所预备学校对他的物质掠夺和情感讹诈。他在那里培养了内疚、自怜和愤怒的感觉，也非常有意识地决定自暴自弃。而伊顿公学将给他那所预备学校显然未能提供的：自由，闲暇，相互砥砺的同学，活跃的教师，一个文明的环境和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隔间。

[1]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作家、记者，著有《石塘》《承诺之敌》《不安静的坟墓》等。

[2]　W.H.克里斯蒂（W.H.Christie），《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St. Syprian's Days），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 Magazine），第309期（1971年5月），第387页；亨利·朗赫斯特（Henry Longhurst），《我的一生与软弱时刻》（My Life and Soft Times，伦敦，1971），第26页；域果·威克斯（Hugo Vickers），《塞西尔·比顿传》（Cecil Beaton：A Biography，纽约，1985），第16页。——原注

[3]　本章有关《如此欢乐童年》引文部分，参考或引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文（《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4]　加文·马克斯韦尔（Gavin Maxwell），《埃尔里格之家》（The House of Elrig，纽约，1965），第81页；《全集》，19.358；362；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年初版；纽约康帕斯，1956），第50页及《全集》，19.362。——原注

[5]　《全集》，19.357；364；马克斯韦尔，《埃尔里格之家》，第81页；戴维·奥吉维（David Orgilvy），《血、头脑和啤酒：自传》（Blood，Brains & Beer：An Autobiography，纽约，1978），15页；西里尔·康诺利《诺言之敌》（1938年初版；纽约，1960），第166、169页。——原注

埃塞克斯伯爵（1566—1601）曾是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情人；布鲁克兰车道是英国的一处赛车场地，阿尔法—罗密欧是意大利出产的一种赛车牌子。

[6]　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46页；《全集》，2.38（这句话里的最后8个词在1958年纽约“大众图书馆”版本中被悄悄删掉，在此本小说的第36页）；《全集》，4.39。——原注

巴里即詹姆斯·M·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著有《小牧师》《彼得·潘》等；史蒂文森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作家、诗人，著有《金银岛》《绑架》等。

[7]　奥吉维，《血、头脑和啤酒》，第15—16页；《全集》，12.164（1940年5月24日书评）；罗伯特·皮尔斯（Robert Pearce），《预备学校与帝国主义：以奥威尔的圣塞浦里安学校为例》（The Prep School and Imperialism：The Example of Orwell's St. Cyprian's），《教育管理及历史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History），第22卷（1991年1月），第44页。——原注

[8]　“魔鬼的契约”是一个比喻说法，含义可参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其中浮士德为了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而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

[9]　《全集》，4.43—44；《全集》，19.356、359；杰罗姆·刘易斯（Jeremy Lewis），《西里尔·康诺利传》（伦敦，1997），第35页。——原注

[10]　沃恩·威尔克斯所言，见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所著《不为人知的奥威尔》（The Unknown Orwell，纽约，1972）第38页；约翰·克罗特里安爵士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9页；《全集》，19.379。——原注

[11]　布伦海姆之战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奥地利、荷兰联军与法国、巴伐利亚联军1704年在巴伐利亚布伦海姆村附近进行的决战，马尔伯勒公爵是当时英荷联军的统帅；奥斯特里茨战役是1804年12月拿破仑·波拿巴指挥法军与俄奥联军在摩尔维亚的奥斯特里茨村（现在捷克境内）进行的决战。

[12]　《全集》，19.383；《全集》，10.10—12；克里斯蒂，《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第396—397页；刘易斯，《西里尔·康诺利》，第37页。——原注

[13]　塞缪尔·海因斯，《奥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伦敦，1976），第18—19页；格罗斯，《乔治·奥威尔的世界》，第7、8幅插图（杰罗姆·刘易斯关于康诺利的书如果不出错会很精彩，在其中他错误写道康诺利评了奥威尔的诗，而实际上是奥威尔评了康诺利的诗）；康诺利所言，见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Arena Television）节目《奥威尔在1984》；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70—171页。后来康诺利认为奥威尔的预言可能是在伊顿上学时作出的，而不是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原注

[14]　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55年入美国籍，著有小说《城里的普斯密斯》、音乐剧《演艺船》等。

[15]　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英国作家，《留声机》杂志创办人，另著有《狂欢节》《论道德的勇气》等。

[16]　《全集》，11.253—254（1938年12月24日信件）；刘易斯，《康诺利》，第39页；马克斯韦尔，《埃尔里格之家》，第91页；朗赫斯特，《我的一生与软弱时刻》，第37页。——原注

[17]　威克斯，《西西尔·比顿》，第16—17页；《全集》，19.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