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杜月笙」在香港三年多，他的所作所为，动辄与国家、民族以至抗战前途息息相关，尤其他的事迹颇富传奇意味，因而使他成为中外记者争相描写的人物，杜月笙本人对此并无兴趣，他总是尽量避免记者的访问，于是有许多外国记者便凭道涂传说，和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发而为文，反而以讹传讹，腾传一时，对杜月笙而言则这些记者弄巧成拙，啼笑皆非，二次大战中最著名的内幕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写过一篇错误百出的内幕报导，后来收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这一般报导使杜月笙名噪国际，时今引录出来，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指出约翰根室的谬误所在─「杜月笙，上海的考本（Copone美国第一号黑社会头目），他是个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传奇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因此积累了巨量财富。他已近五十之年，早年是个卖马铃薯的小贩。当然，他曾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跻登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一家重要的地方银行──中汇行的董事长，复为中国银行董事。他于慈善事业勇于自任，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又是一位能干的领袖。」
「他早年投身于贩毒，在清帮为权力的领导人，于是他很自然的转移到政治方面──际上，凡属爱国革命的团体，都是由秘密组织而在适当期间予以公开，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莫不皆然，杜月笙的清帮也是如此。他于蒋介石将军有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他是少数可信任份子之一。他跟以国民党起家的二陈兄弟，同为使蒋与地方财阀拉拢的居间人
「杜氏总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隐蔽在高墙之内的那座房屋，接连迷人的花园，中间还供着神龛。现在他是普受尊敬并且非常爱国的人，他控制着报馆、电力公司、交易所和纺织厂，已不仅是银行家和慈善家了。
「这里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说他早年对一位干预他贩毒的大官深为不满，一日清晨，这位大官发现一具巨大而精美的棺材，送到他的大门口，据说这事便是杜月笙干的。
「一九三八年他去了香港，据法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认为他对中国亡命者（指抗暴御侮的反日份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将会惹出意外事件，因为他有『把日本人当早点吃』那么大的名气。」
约翰根室这篇荒谬可笑的报导在美国发表时，正值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工，赴美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他把登载这篇报导的报纸带回国来，很气忿的指出攸关老夫子的名誉，因而有很多同门兄弟随时附合，准备对约翰根室采取法律行动。杜月笙本人则处之淡然，他把报纸拿走了，因为自己不懂洋文，他请吕光看，等到吕光看完了他便指指点点的问：「这上面到底写了我什么？」
吕光笑笑，顺口答道：「没有什么，写得蛮好嘛！」于是从此以后杜月笙也就不再提起。
老虎总长章士钊是杜月笙把他硬拖出来的，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跟杜月笙很要好，他的律师业务经常大得杜月笙之助，以是生活过得笃定写意，优哉悠哉。抗战爆发，京沪撤退，梁鸿志在南京组织「维新政府」，杜月笙想起章士钊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拜北洋政府第二十七任内阁司法总长，迄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因为北平学生群起反对，聚集了好几百人，闯毁总长公馆，于是愤而辞职。当时梁鸿志先任交通总长后改秘书长，跟章士钊有将近半年的同事之雅，再加上章士钊平时很跟陈群谈得来。陈群也进入维新政府出长「内政部」，杜月笙唯恐老朋友拖他下水，想尽方法使他夫妇二人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每天好酒好菜的供养着，待之以上宾之礼。
杜月笙最后一次港飞渝之前，章士钊便应邀先一步到重庆，讲授「逻辑学」，待姚玉兰、杜维藩自香港逃出，间关万里而来，杜月笙便借重庆南岸汪山，交通银行的两厅两房一幢小屋，建立了重庆杜公馆，他深怕章士钊夫妇自立门户，乏人招拂，在外面会住不惯，于是他特地腾出一间正房，请章士钊两夫妇搬来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料。在他是一番全始全终，负责到底的意思，章士钊便就欣然就之，自兹流连诗酒，啸傲烟霞，又复笃定兼写意。而杜月笙也待之以礼，供张唯恐有缺，从此以后，章士钊两夫妇彷佛成了重庆杜公馆的成员，重庆杜公馆常年招待的佳宾，也唯有章士钊夫妇一对而已。自香港沦陷至抗战胜利，忽忽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