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里，论舒服远胜其他时候的，是我去四楼给侍者帮忙时。我们干活的地方是个小小的餐具间，它跟餐间靠一台运餐升降梯联系。在地下室待过后，那里很凉爽，干活主要是擦亮银餐具及杯子，这才像是人干的活。侍者瓦伦蒂是个正派人，只有我们俩时，他几乎平起平坐地待我，不过有别人在场时，他就不得不对我说话凶，因为侍者跟洗碗工讲交情此路不通。碰到哪天挣得不少，他有时会打点我五法郎。他是个面貌清秀的年轻人，二十四岁，不过长得像十八岁，另外，跟多数侍者一样，他把自己打扮得不错，知道怎样穿衣服。他穿黑色燕尾服，打了白领结后，再加上那张年轻的脸庞和柔顺的褐色头发，样子很像伊顿公学的学生。他从十二岁就开始谋生，实际上是从最底层干上来的。他的经历包括没有护照越过意大利边境，在北区的林荫大道上推独轮车卖栗子，因为打黑工在伦敦被关了五十天，还有在某间酒店，一个富老太婆向他示爱，给了他一枚钻戒，后来又称钻戒是他偷的。我喜欢跟他聊天，只要不太忙，我们就会坐在那里抽烟，把烟喷进运餐升降梯道。
坏日子是我去餐厅干洗涤活时。我不必刷盘子，刷盘子是在厨房里，只用洗另外的餐具、银餐具、刀子和玻璃杯。然而即使这样，也意味着要干十三个钟头，我每天要用三四十条洗碗布。在法国所采用的洗涤方式已经过时，让工作量多了一倍。人们听都没听说过餐具架，也没有肥皂片，只有黏乎乎的软肥皂，在巴黎的硬质水里起不了泡沫。我在一间又脏又窄的小地下室里干活，那是一间配餐室，又是间碗碟储藏室，紧挨餐厅。除了洗涤工作，我还得给为侍者们拿食物，并侍候他们就餐。他们大多数是些叫人无法忍受的家伙，不止一次，我得动拳头，才能让他们对我有起码的尊重。负责洗涤的通常是个女的，那些侍者让她苦不堪言。
看到那间小小的餐具室处处肮脏，再想想隔两扇门便是餐厅，不禁让人觉得古怪滑稽。客人坐在那里，周围一派光鲜——一尘不染的桌布，一盆盆花，一面面镜子，涂了金粉的檐口和画上去的小天使；然而在这儿，仅仅隔了几英尺远，我们却置身于令人作呕的污秽中，真的是令人作呕的污秽。到晚上才有时间扫地，我们脚步不稳地走在一片狼籍中，地上有肥皂水、生菜叶、烂纸和践踏过的食物等等。十几个侍者脱了外套，露着淌汗的腋窝，坐在桌前拌沙拉，拇指伸进了奶油罐。室内有股食物味和汗味混合到一起的脏味道。碗橱里，一摞摞餐具的后面，处处都有侍者肮脏地偷藏的食物。那里有两个水池，没有洗手盆，侍者在水池那边洗脸，里面还正在冲干净餐具，这种情形绝非少有，客人却对此一无所见。餐厅门外有个椰子纤维垫和一面镜子，侍者们经常把自己收拾一番再进去，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
让人开眼的是看一个侍者怎样进餐厅。走过那道门后，他身上突然有了某种变化，抗着肩膀的样子变了，一瞬间身上消尽了污秽、仓促和恼怒感。他优雅地在地毯上走过，神色肃穆如牧师。我记得我们的副侍者领班（一个脾气暴躁的意大利人）在餐厅门口处停下来训斥一个学徒，这个学徒打破了一瓶葡萄酒。他高高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幸好那道门多少隔音）：
“气死我了——还说自己是个侍者，你这个小杂种？狗屁侍者！你连给你妈待过的窑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滥！”
他气得说不出话，转身走向那道门，开门时，他最后骂了一句，风格就像《汤姆·琼斯》里头的韦斯顿乡绅那样。
然后他进了餐厅，端着菜脚步轻盈地走过，优雅如天鹅。十秒钟后，他在恭恭敬敬地向一位客人鞠躬。看着他又是鞠躬又是微笑，你忍不住会想，有这么一个训练有素的侍者温和地微笑，客人会因为由这位贵族来服侍他而心生愧意。
这种洗涤工作让人深恶痛绝——难倒不难，然而令人厌烦和无趣到了无法用言语尽述的程度，无法想象有人全部几十年都耗在这个行当。我替班的那个女人足有六十岁，每天在水池边站十三个钟头，每周六天，一年到头如此。另外，她也被那些侍者欺负得很厉害。她透露自己以前是演员——我猜事实上是个妓女，多数妓女最后都当了清洁工。奇怪的是看到她尽管一大把年纪，而且过着那样的生活，却仍然戴着金黄色假发，涂眼影，脸抹得像个二十岁的姑娘。因此显而易见，就算每周干七十八个钟头，人还是能保留一点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