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永良(法学博士)
■前景
“推理小说即诈术的文学。”———土屋隆夫
在魔术师面前的美女为何突然凌空漂浮起来呢？放进玻璃杯内的硬币为何消失了呢？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猜中扑克牌呢？高木重朗在《魔术心理学》中指出人类心理的漏电现象，越是告诉自己不愿掉进陷阱，反而就越掉进陷阱。人的心理充满了错觉与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容易受到误导。
以最简单的魔术来说，例如夜市马路边的一个老人，他让小纸团在空中飞舞，照着他的只是一盏小小的灯泡。若将谜底拆穿，其实，让纸团飞舞的道具是黑色的尼龙丝，要让尼龙丝不被看到，适度的黑暗是必要的。黑暗不仅让人看不到尼龙丝，而且减弱了人的理性。但是，人总是会怀疑黑暗的，所以魔术师不能将灯光调得太暗。
如果魔术师只有这样还不能当魔术师。魔术师知道人会怀疑黑暗，因此他在桌上摆一盏台灯，打开开关后，灯亮了。接着，他将灯泡转离灯台，但是灯泡却依然亮着，而且还能在空中飞来飞去。魔术师知道你怀疑黑暗，所以他故意使用点亮的灯泡当道具。
高木重朗说，推理作家江户川乱步的小说中不但经常出现魔术，而且他也经常邀请魔术师(包括高木重朗)到推理作家协会去表演。所以推理小说家其实就是小说的魔术师。
■近景
有的推理小说看完了就不想再看。但是有的推理小说却散发出高贵的文学气息，让人徜徉在文学的森林当中。两、三年前，有一个日本作家在《读卖新闻》的青少年版中向青少年大力推荐土屋隆夫的推理小说。他说他在中学时，每看完一本土屋隆夫的小说，就会期待下一本赶快出版。但是我们知道，土屋隆夫算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少产作家。而且他是目前日本“本格推理小说”界的代表。他曾说过：“本格推理小说就是推理小说中的楷书。”这句话有多方面的涵义，我们先从本格推理小说谈起。
“本格推理小说”一词，大部分的台湾文坛皆直接引用，或翻译成“传统推理小说”，但是我认为应该译成“正统推理小说”较为适当。因为日语“本格”的原意是“正式”，或可引申为相对于旁门左道的“正统”。
土屋隆夫说：“侦探小说就是除法的文学。”也就是“事件”除以“推理”等于“解决”。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作家在小说中的种种布局、伏笔、悬疑，在解开谜底之后，必须全部解决得一干二净，不能留下丝毫的矛盾或疑团，而且不能让读者想出更佳的解谜方式。这就是“本格推理小说”。
■远景
再回到“本格推理小说就是推理小说中的楷书。”一语。土屋隆夫认为，现在很多推理小说家写作态度不够严谨，就如同楷书还没写好就先写行书或草书。我并非书法家，不知道楷书与草书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写楷书不但较费时间，而且一个不懂书法的人也可以判别楷书作品的优劣。
虽然土屋隆夫一再强调本格小说才是推理小说的正统，但是他也主张，所谓推理小说，除了要有“推理”的部分，也要有“小说”的部分，而且在他的眼中，推理小说是小说中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要成为一篇好的推理小说，也一定要是好的文学作品。
土屋隆夫有一篇文章探讨江户川乱步所写的〈一名芭蕉的问题〉。乱步在文章中写出，芭蕉之所以被称为诗圣，那是因为他将原本是市井小民戏谑写作的“俳谐”，提升到崇高无比的艺术境界，甚至达到了哲学的层次。江户川乱步既期待又感叹地说，推理小说家中究竟有谁能成为推理小说界中的芭蕉呢？土屋隆夫说：“江户川乱步始终在通俗的作品与崇高的艺术两边痛苦地徘徊。”我们不知道土屋隆夫是否也有同样的心境，但是我们看他的小说，绝对不仅仅是肤浅的解谜推理小说而已。
■背景
土屋隆夫的长篇推理小说，从第一篇《天狗面具》到最近的一篇《着魔》，里面有所谓的本格推理小说，也有几乎与一般小说无异的《圣恶女》。
小说中有人物，有情节。推理小说要吸引人，通常都会出现帅哥美女，或是有神通的超级大侦探。但是土屋隆夫的小说中的人物，都和我们身边的人物没有两样。这或许和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他的职业栏上写的并不是“作家”，而是“务农”。这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无疑的，对他的小说的基调会有绝对的影响。
小说要吸引人读下去，即使是最严肃的小说，基本上要有悬疑性，也就是说要让人想知道情节究竟怎么发展？而推理小说就是将这悬疑性发展到最高点的小说。
虽然土屋隆夫强调本格推理小说，但是其实他的推理小说非常注重动机的部分，这动机也就是犯人的心理背景。在他缜密地分析犯人的深层心理之后，作品的深度自然就增加了。另一方面，他并不主张社会推理小说，但是他的作品却非常具有社会性。我们看了他的小说，总会感受到生命或生活中极为深沉的黑暗部分。
■全景
土屋隆夫自己说过，要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熟读他的第一篇作品。而且他又说，作家好像是在圆周上的孤独跑者，从处女作品出发，最后再回到了处女作品。不过，作为今日推理小说界的大将，他的作品虽然读者各有所好，但几乎都是让人不忍释手的作品。
要了解土屋隆夫推理小说的全景，最好还是看完他的全集吧。
【本文作者简介：杨永良】
一九五一年出生，专攻日本学，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国立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曾任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台湾日本语文学会会长。近作《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与影》(语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