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朋友天宝要我编一本《关中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并嘱要作自序。这自然不难，因为我大半生所写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几乎全部取材于我的家乡关中大地，而编这本以关中命名的短篇小说集，竟令我心中一动，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家园关中打在我的书的封面上了。
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最新的一篇写于今年年初。我之所以强调写作时间，是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亦即是标识为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25年间，单是从内容上看，我自己似乎也才猛然发现，这些短篇小说几乎是亦步亦趋留下了生活演变的履痕，大致可以揣摸二十余年来在冲破一层一层精神和心理樊篱的历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心理秩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更清楚地确信一点，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正面面对现实，面对乡村里发生的剧烈的或微妙的人心悸颤。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也滤析不清是出于个人气性或思维方式，而作品摆列下来的既成事实，显示着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移开眼睛。
即使在《白鹿原》创作的准备和实际写作的6年时间里，我仍然抑止不住生活急骤变化的冲撞，抽空寻隙写下了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使这一段时间留下空缺，甚以为幸，也甚以为欣慰。新世纪伊始，我重新开始短篇小说的写作操练，像以往一样，且不论在艺术上作过何样谋算，而内容依然是把着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这样，这些短篇小说就大致勾勒或者说记录着新时期二十余年来，我从中国乡村一隅（关中）所把握到的社会生活变幻起伏的脉象。
我也因此有了一个重新把握自己的契机，运动着的现实生活对我最具诱惑力和冲击力。换一个角度说，我对现实生活的波动最容易发生呼应，最为敏感，无法移开眼睛，也无法改易。
我曾经在不少的话题里言说过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理解，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概括我的直接感受，这就是：沉重。既是背负的沉重，更是心灵的沉重。
2004.3.13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