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大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手法等叙事修辞的比较层面，较少注意到两者在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复杂关系，更无法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重要改造与超越。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草木零落、美人迟暮”，至李商隐的“芳草怨王孙，美人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并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注释】
[1] 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任访秋文集》第五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2]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6——57页。
[3]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4页。
[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凤宁徽》。
[5]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5——56页。
[6]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8页。
[7]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页。
[8] 同上，第15页。
[9] 同上，第49——50页。
[10] 以上三个方面的相关论述，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8——89页。
[11]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页。
[12] 同上，第13页。
[13] 同上。
[14] 同上，第80页。
[15]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6页。
[16] 同上，第37页。
[17] 同上。
[18]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19] 同上，第99页。
[20] 《王畿集》，卷十七。转引自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61页。
[21]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38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137——138页。
[24] 荒木见悟《赵大洲的思想》，《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65——68页。
[25] 荒木见悟《邓豁渠的出现及其背景》，《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33页。
[26] 荒木见悟《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26——127页。
[27]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6页。
[28] 荒木见悟《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42——159页。
[29] 杨曾文《杨文会的日本真宗观——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130周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48页。
[30] 同上，第53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先生在阅读本书初稿时，对本节部分观点提出异议，作者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对本节文字做了修改，在此郑重致谢。
[32]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6页。
[33]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9页。
[34] 《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35] 同上。
[36] 同上，第118页。
[37] 同上。
[38]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80——189页。
[39] 同上，第190页。
[40] 同上，第197页。
[41] 《朱子语类》卷第十三。
[42] 《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十一，《杂著》。
[43]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转引自《任访秋文集》第五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44] 参见李贽《答耿司寇》，《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1月第1版，第31页。
[45] 参见张竹坡《金瓶梅读法》，《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46] 梦生《小说丛话》，《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339页。
[47]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前言第10页。
[48] 袁书菲（Sophie Volpp），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她于2011年6月29日在清华大学甲所会议室发表演讲，题目是《探讨怡红院里的跨文世界》。
[49] 袁中道《李温陵传》，《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1月第1版，第3页。
[50]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3页。
[51] 同上，第7页。
[52] 同上，第16页。
[53]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页。
[54] 同上，第17页。
[55]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4页。
[56]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2页。
[57] 谢肇 《金瓶梅跋》，《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4页。
[58] 这句话见于耿定向的转述，收在《耿天台文集》中。而邓豁渠本人的《南询录》中却无记载。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52页。
[5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第113页。
[60]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1版，第60——61页。
[6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22-423页。
[62] 《绣榻野史》据传为吕天成所作，但没有定论。
[63] 罗兰·巴尔特《萨德》，《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页。
[64] 罗兰·巴尔特《萨德》，《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页。
[65] 同上，第22页。
[66] 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毁萨德吗》，周莽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83页。
[67] 沃尔夫·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李焰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243——244页。
[68] 同上，第242页。
[69] 同上，第243页。
[70] 同上，第241页。
[71] 刘文荣《欧美情色文学史》，文汇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41页。
[72] 同上，第141-142页。
[73] 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毁萨德吗》，周莽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73页。
[74] 同上，第61页。
[75] 同上，第4页。
[76] 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版，第262页。
[77] 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版，第212页。
[78]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第1版。
[79]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