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是过多地沉缅于冥想，沉缅于那些由宇宙的浩翰和时空的无穷奥妙所组成的虚幻之境中，他本人亦很容易成为虚幻的一个部分。博尔赫斯认为，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它是由一个更高意志（智慧）的主宰（也许是上帝）所做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梦。另一个梦，是博尔赫斯和所有的人共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日常生活。应当说，博尔赫斯的冥想或梦本身就是最完整的作品，它是秘密的，不可言说的，如果一定要说，只能借助于隐喻或比方，由此，博尔赫斯留了一些关于这个世界图景的一些作品、诗歌、小说、随笔和文论，数量不算多。有些混乱复杂，曲径分岔；另一些则简洁、流畅。博尔赫斯一生依赖于书本，前人的文字不仅哺育了他的想象，给予他形式技巧和哲学方法，也给了他取之不竭的素材。但博尔赫斯对于书籍和文字亦持有某种深刻的怀疑，和所有的写作者一样，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他曾经用暖昧的语调谈起人类历史上的焚书事件，谈起中国的秦始皇，那些没有成功的文化劫难。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卡夫卡焚毁自己手稿的行为，博尔赫斯不想模仿他。要是没有了文字和书籍，甚至没有了语言，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博尔赫斯即便有了自己的答案，他也绝对不会说出来。
博尔赫斯虽然并不否认卡夫卡作为一个描述官僚制度和人类绝望困境的作家所具有的意义，但他更愿意将卡夫卡看成一个幻想小说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修改了我们对于过去的观念”，也就是说创造了幻想小说的先驱，属于由芝诺、韩愈、克尔凯廓尔、勃朗宁、布洛瓦和邓萨尼勋爵共同创造的没有边界（国界）的传统的一部分。这一论述本身即带有幻想的成份。在谈到另一位爱好冥想的作家霍桑时，博尔赫斯同样充满了敬意。霍桑让博尔赫斯敬佩的，并不是他那部名闻遐迩的《红字》，而是那些想象奇特，气氛灰暗，主题古怪的短篇小说，包括那篇著名的《韦克菲尔德》。博尔赫斯在一篇分析霍桑的长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韦克菲尔德怪异的行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博尔赫斯对故事的复述与解析，其魅力也许超过了霍桑的作品本身。一个人感到绝望，受到诱惑，在列夫 ·托尔斯泰那里，往往是生活现实的巨大压力所致，至少，被引诱意味着引诱者的存在。而在霍桑的那些多少有点深奥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一闪而过的意念、一个梦就足以让人脱胎换骨，从日常生活的天堂坠入自我怀疑的地狱。也许正是这种倾向迷住了博尔赫斯，他和霍桑一样，都是意念大师。霍桑首先是一个幻想者，其次才是作家。博尔赫斯在作出这样的论断的同时也公布了他的理由：霍桑身后留下了多达数千个故事的构思，但霍桑并未将它们写成小说出版。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是作品唯一的读者，博尔赫斯认为，写作很像是一个人写给自己的愉快而无用的信件，只不过是游戏。他这样说，并非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人的生命都是游戏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这是一种充满野心和自负的谦逊。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和悲哀都同样突出。
有人说，博尔赫斯的小说是超政治（或者说超越现实）的，他观察、思考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哲学和世界观则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神秘的。这些笼统的说法并没有错，也许正是这些笼罩在他身上的特殊的光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年轻的追随者，当然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和轻视。在众多的追随者眼中，博尔赫斯的小说由于远离了社会现实、政治层面的一般描述和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反而给“想象力”留下了足够多的空间，从而解除了创作上的许多束缚。
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作家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博尔赫斯的哲学思想，相当一部分人只不过是借助于他作品的幻想色彩，为处于敏感政治学、庸俗的社会学、陈腐的历史决定论重压下的中国文学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负作用的出现，那就是对博尔赫斯的误解。
一位很有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我在这里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但愿他看到这篇文章能够发出会心一笑）在向我推荐《交叉小径的花园》的时候，曾经严肃地向我指出，博尔赫斯是文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改变了文学的基本格局发展趋势，从此，世界文学将翻开新的一页，还是这个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博尔赫斯已经不那么时髦了），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我们的创作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象博尔赫斯那样装神弄鬼是完全没有前途的。我记得我妻子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们从来就没觉得博尔赫斯是在装神弄鬼，言下之意：你才装神弄鬼。我的这位朋友当然很不高兴。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恋。这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救药。在八十年代，博尔赫斯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标签，一经贴上，作品似乎立即奕奕生辉。而如今，情况又倒了过来，他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猛虎，人们要去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还有前途，就要看他是否还在喜欢博尔赫斯。这使我想到，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观点、叙事方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横空出世，如过江之鲫，各展身手，令人目不暇接。但仔细一想，热闹倒是热闹，若说在真正文学观念上有什么长足进步，倒也很难说。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并无太大的改变。
说起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我想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一个场景：一名歹徒在深夜用手枪拦住了一名行路人，在打死他之前，给了他一个机会，根据他的回答来决定他的生死。他的问题是：“你是喜欢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行路人意识到，他活命的机会只有50%（而实际上他机会远远没有 50%），如果说错了，只有死路一条。小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不禁有些头皮发麻，我想象我要是那个行路人的话，大概会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因为很显然，我无法了解歹徒的政治倾向，只能任意选择一下，听天由命了。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行路人想了一下，回答道：“两个我都不喜欢。”歹徒满意地笑了：“你答对了，我饶了你。”
事实上，我也经常碰到有人向我发出这样的逼问。不过，提问者手里没有枪，无论我怎样回答，后果没有马尔克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严重。比如，“你是喜欢巴尔扎克，还是福楼拜？”“喜欢凡高还是塞尚？”“你喜欢德沃夏克，还是亚那切克？”“你是喜欢《红楼梦》，还是《金瓶梅》？”诸如此类。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低智游戏真的让人不胜其烦。当我碰到“你喜欢博尔赫斯吗？”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充满了警惕。
有一次，在华东师大，我骑车经过丽娃河上的大桥时，一个剃着光头的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把我拦住了。他说要和我谈谈，让我去他的宿舍好好谈谈。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但居然跟着他去了他的住处。开始我们谈得还好，但不久之后就说到了博尔赫斯。他像是若无其事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喜欢博尔赫斯？”我点了点头。他又问：“现在你还喜欢他吗？”我又点了点头。他忽然就不说话了。半天才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向我宣布道：“你完了！”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遂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挠了挠头，充满同情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你完了，彻底完了，竟然喜欢一个三流作家。”
“你凭什么说他是三流作家？”
“他只会玩弄文学游戏。”
“你有什么根据？”
“他自己就说过么，文学只不过是游戏。”
“他所说的‘游戏’，跟你所理解的‘游戏’也许不很一样……”
“一样，都是无病呻吟。”
接下来，他又发表了一通高论，大抵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些作家，你们却在玩文字游戏，很不道德之类。我想了想，就问他是否喜欢王国维。“那当然了，王静安这三个字可不是随便叫的。”
“王国维也说过‘文学是游戏’同样的话呢。”
“他说过吗？”
我告诉他，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曾明确写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
“他怎么能说这么糊涂的话呢？不可能。”
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就起身告辞了。后来，我又在校园中碰到过他一次，说来奇怪，仍然是在丽娃河的桥头。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抛弃王国维了，还说，这个人最后自沉于颐和园，境界有问题云云。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怅惘之感，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王国维。
至少就中国的文学界而言，博尔赫斯为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游戏说”。尤其是在那些以倡导所谓“终极关怀”、“精神归宿”、“现实苦难”为己任的批评者眼中，“游戏”二字实在是过于刺眼了。他们全然不去考虑，作为一个人，博尔赫斯所持有的严肃的政治立场，创作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对极权、独裁政治的憎恶与蔑视。他就是因为反对庇隆政权的宣言上签名而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的。不去探究，博尔赫斯的游戏与阿根廷的社会现实的构成的隐喻关系。他们忘记了，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主题，不仅在西方渊源已久，在中国亦是代代相续，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