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霍霍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地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的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了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5点20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的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儿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
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么？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
“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他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他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2500算，一年下来就是3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25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就让出租车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秽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
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1962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1966年至1976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1988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1976年10月，14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8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这座殡仪馆仍在原先的位置。它位于鹤浦至梅城高等级公路的正中间。高大的烟囱依然摄人心魄，只是记忆中的彩虹不再出现。在殡仪馆的正前方，一座现代化的妇婴保健医院正在拔地而起。虽说殡仪馆早已废弃不用，但尚未来得及拆除的烟囱仍以一个睿智而残酷的隐喻而存在：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孩，刚一来到人世，就直接进入了殡仪馆的大门，中间未作任何停留。
刚过了五月，天气就变得酷热难当了。出租车内有一股陈旧的烟味。司机是个高邮人，不怎么爱说话。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
金西纸业。梅隆化工。华润焦化。五洲电子。维多利亚房产。江南皮革。青龙矿山机械。美驰水泥。鹤浦药业。梅赛德斯特许经销店……
虽然是晴天，端午却看不见太阳的位置。它在，你却看不见它。也看不到一只鸟。他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却未马上接听。他在心中反复斟酌，艾略特那首广为人知的《TheWasteLand》，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好像这事真的很要紧。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了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进，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讥讽道：“你可不要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听他这么说，家玉在电话那头立刻就不做声了。短暂的静默过后，家玉问他房子被占的事有没有进展。端午说，他前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唐宁湾，那个脸上有雀斑，长得像孙俪的女人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再去敲门，她就立刻报警。
就好像那房子原本就是他们家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别忘了去梅城接孩子。早晨要看着他把鸡蛋吃完。还有，你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仔仔细细地检查，尤其是奥数……”
端午告诉她，此刻他就在赶往梅城的出租车上。
若若的肩头站着一只虎皮鹦鹉。绿色的羽毛像铜锈，红色的冠顶像鸡血。它叫佐助。端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若若正在给它喂瓜子。小魏手里捏着一把香葱，从厨房里出来，朝他怯怯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来自安徽的无为，是家玉从家政公司雇来的保姆。端午不能容忍在写作时有人在他眼前晃悠，就在张金芳七十大寿的那一天，将她作为生日礼物转让给了母亲。每次见到她，端午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怜之感。她伺候母亲还不到两年，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而锋利，小动物般的眼神既警觉又卑怯。
母亲在卧室里用扑克牌算命。电视机开着。桌上的茶盘里放着几块饼干。看到端午走进来，她就用遥控器调小了电视机的音量，立即向他抱怨起自己的肚子来。她的肚子涨得像一面鼓。敲上去咚咚响，拉出来的屎一粒一粒，硬硬的，就像羊屎豆一样。还得小魏一点一点地替她往外抠。除了便秘之外，她也健忘得厉害，刚说的话，一眨眼就忘记了。
“家玉怎么没一起来？”母亲问道。
“她去北京了，还得有一个月才能回来。她刚刚给我打电话，还让我代她问你好。”
“那就多承她这份好心。”母亲不冷不热地道，“你去看过元庆了吗？”
“过阵子就去。”端午说，“这两天太忙了。”
“总是忙。也难怪，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前程。我不妨碍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活一天，算是两个半天，迟早是个死。你们不用放心上，就当是家里养了条老狗。有人定时喂点食，我就知足了。”
端午见她越说越不是滋味，眼见得又要哭哭啼啼，只得赶紧找话来打岔。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元庆了。”母亲说，“真是日鬼。他不是你爹亲生的，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人站在地上，脑子却飘在云头里，真是日鬼。当初我就不高兴他出钱去修什么精神病院，结果呢？精神病院盖好了，他自己头一个住了进去。”
母亲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朝正在门口探头的若若招了招手，“快过来，你老子要带你走了，过来亲亲奶奶。”说着，她扶着桌沿，艰难地站起身来。
若若朝她跑过去，一头扑在她怀里，差点把她撞倒。母亲俯下身子，搂着他，将脸侧过来让他亲了一下。
“不行！两边的脸都要亲。”母亲笑着又把脸转向另一侧。
出租车开出去很远了。坐在后排的若若隔着防护栏，用手指捅他的肩膀。
“老爸，恐怕我们还得原路返回。”
“为什么呢？又要作什么怪？”端午扭过身去。若若肩头上的那只虎皮鹦鹉，正在威严地望着自己。
“我的PSP游戏机忘在奶奶家了。”儿子说。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过几天我们还要过来。你正好收收心。”端午不假思索地说。不知为何，他害怕再见到母亲。
“可是，老爸，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一趟吧。”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因为，PSP是装在书包里的呀。”
“你是说，你把书包也落在奶奶家了？”
“本来就是。”
端午只得叹了口气，苦笑着，吩咐司机掉头。
当出租车来到母亲家小区的大门口时，他看见小魏正提着儿子的书包，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6
1985年7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辨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辨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离奇的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屄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1700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等待着她双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了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12块零8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蕙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作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策难！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呆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
矿山机械厂位于鹤浦市三十公里外的一个荒僻的小镇上。到处尘土飞扬。除了每天陪厂长喝酒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向吉士抱怨说，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陈守仁和徐吉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的档案关系转到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端午来到鹤浦之后，并未立即去找她。甚至也不想这么做。吉士尝试着要给他介绍新的女友，端午也没有拒绝。直到一年后，他与秀蓉在华联百货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再次相遇。
那时的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了。
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7
这是周末的一天。吃过晚饭，端午将儿子叫到餐桌边坐下。一边抚摸着他那柔软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会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勇敢地”呆在家中。
“那我能玩PSP吗？”儿子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能不能看《火影忍者》？”
“看吧。”
“那，我能不能带上佐助，去戴思齐她们家……”
“不行，绝对不行！”
谭端午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你不能出门，也不能让任何人到家里来。爸爸带着钥匙。无论什么人按门铃，你都必须装作听不见。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小区13号楼发生的灭门案吗？一家五口，包括不到两岁的……”
端午没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儿子下意识地搂紧了那只鹦鹉，眼睛里早已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
徐吉士下午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在“呼啸山庄”有一个聚会。而且，国舅也会到场。“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既然你找不到颐居公司，不如让国舅来弄她。”端午不知道国舅是谁，也不太清楚吉士为何要让他们见面。正想问个明白，吉士匆匆就将电话挂了。
“呼啸山庄”是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离废弃的船坞码头不远。守仁总能窥见市政府的底牌。他知道五年后的船坞码头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以极低的价格从江边的渔民手里买下了大片的宅基地。凿池引水，盖楼圈地，忙得不亦乐乎。他和主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去了一趟意大利，就异想天开地要让江边肮脏的棚户区变成另一个苏莲托。前年冬天，别墅刚落成的时候，端午和家玉就曾去过。他也时常去那儿钓鱼。不过，那一带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灯红酒绿的样子。芦蒿遍地，荒草丛生，加上江风怒吼，野兔出没，让人更觉凄凉。
端午在马路边一连拦下了三辆出租车，可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最后，在一旁窥望多时的一个摩的司机，推着摩托车来到他跟前，阴沉着脸对他道：
“日你妈妈！来噢，五十块钱，阿去啊？”
端午犹豫了一下，只得上了他的车，搂着他那肥肥的啤酒肚，朝江边码头的方向疾驰而去。
与前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守仁的庄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呼啸山庄”这个名称似乎可以改成“画眉田庄”了。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只是刚栽的紫藤和茑罗还没来得及将它覆盖。凉亭与别墅之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旁甚至装上了蘑菇状的路灯。草坪大概刚刚修剪过，端午还能从草香中闻到阳光特有的味道。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
紧挨着东边铁门的铁蒺藜院墙边，密密地栽了几排泡桐。虽说才一年多，泡桐已经长得很高了。吉士说，守仁当初栽下这些泡桐的目的，就是图它长得快，希望这些泡桐长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将他的别墅与不远处混乱肮脏的棚户区隔开。守仁崇尚病态的“唯美”和“虚静”。那些打着赤膊的穷光蛋，让他一看就心烦。这些人的存在，会严重地干扰守仁“静修”时的心境。
园子的西边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延伸到过江的高压线塔的边上。守仁将他的乡下老婆小顾，从泰州接了过来，在那片空地上种植“绝对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蔬菜。黄瓜、大豆、番茄、扁豆、茄子、大蒜，应有尽有。除了供应他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分赠好友。家玉曾用小顾送来的韭菜做了一次春饼，结果由于吃得太多，反而拉起了肚子。
小顾在灯光幽暗的门廊下迎候他。尽管端午再三表示自己已吃过晚饭了，可守仁还是执意让夫人给他下了一碗湾仔馄饨。
下沉式的大客厅里坐了一屋子的人。烟雾缭绕。他们分成几拨在聊天。除了文联主席老田和几位鹤浦画院的画家之外，端午基本上都不认识。其中或许不乏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净说一些不着调的废话，末了还感叹：“现在的老百姓，真是不太好弄。”
当守仁向老田感慨说，这年头还是保命要紧时，老田突然把身体向沙发上猛地一靠，笑道：“日你妈妈！这命，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吗？”
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20%。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老田说，他每天都要服用一粒儿子从加拿大买来的深海鱼油，三粒复合维生素，还有女儿孝敬他的阿胶。
端午问守仁，怎么没看见吉士？
守仁大概是没听见，正向老田推荐他最近研制的养生新配方：用冬虫夏草、芡实、山药、莲子和芝麻磨成粉，用燕窝、蜂浆和骆驼奶调匀了，放在蒸锅里蒸。
老田问他，是单峰骆驼还是双峰骆驼，旁边坐着的一个身穿开襟毛衣的女孩，“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她的脸上，有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
守仁还是听见了端午刚才的问话。因为他此时笑着对那个女孩说：“绿珠啊，你到楼上去，把徐叔叔叫下来。”
原来，吉士正在楼上打牌。
很快，徐吉士醉醺醺地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此人长得又矮又胖，却十分的敦实。留着小平头，基本上没脖子。大概他就是吉士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国舅”了。
吉士没有朝客厅这边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的一缸棕榈树下，向端午招手。
那个叫绿珠的女孩没有跟他们下楼来。
三个人出了别墅的大门，径直走到了对面的凉亭里。吉士让端午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向国舅说一说，让国舅带人“扑过去”，替他把那个长的像孙俪的女人轰走。端午倒不是怀疑国舅的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他犹犹豫豫地刚开了个头，国舅就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这种事情大同小异。你不说吾也晓得呢！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怎么占了你的房子，吾没得屌兴趣。这样好不好，你直截了当，你妈告诉吾，你想怎么弄她？”国舅手里捏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在鼻孔下面转动，手上戴着的那枚方方的大戒指十分显眼。
端午瞅了瞅国舅，又求援似的看着吉士，怔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妈！这世上就没得王法了。你发个话，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她，吾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是翻天覆地。你发个话唦！”国舅仍在那里催促他。
徐吉士见状赶紧对国舅道：“你妈妈，事情还不曾做，不要先把人吓死掉。房子的事，就由你去摆平，让他们滚蛋就行，以不伤人为原则。”
国舅道：“这个吾晓得呢，有数呢，没得事的。”
正说着，忽然看见小顾沿着鹅卵石小径，朝这边急火火地走过来。小顾说，守仁请了两个评弹演员前来助兴，出租车在经过棚户区的沈家巷时，轧死了一条小狗，被村民们围住了。小顾让国舅赶紧过去看看，“多把人家几个钱，先把人给领回来。”
“屌毛！”国舅一听，就从石凳上蹦了起来，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地跟着小顾走了。
“国舅这个人，今天喝了点酒，有点激动。”国舅走后，吉士对端午道。
“这事最好不要让他插手。”端午正色道，“家玉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平常最看不惯吆五喝六的人。她还有一个月就从北京回来了，此事等她回来再做商议。事情还没到那个火烧眉毛的程度。无非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万一火上浇油，国舅这边再生出什么事来，反而不好收拾。”
听端午这么说，吉士又想了想，道：“那就先缓一缓？”
“缓一缓。”端午道，“你们怎么叫他国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嗨，他本名叫冷小秋，是鹤浦一带有名的小混混，近来靠上了守仁这棵大树。平常手下养着七八十号人马。一旦房屋拆迁遇到麻烦，房地产商往往会来请他去‘主持正义’，他就指挥着手底下的那帮小喽啰，一哄而上，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当地百姓都怕他。去年，他还被全市的房地产行业评为‘拆迁能手’。其实，地方上有时候也暗中找他帮忙。”
徐吉士笑了笑，又接着道：“他有个妹子，上高中时与我和守仁同班，人长得漂亮，有个外号叫‘杨贵妃’。她既然是皇妃，小秋不就成了国舅了吗？”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那个杨贵妃后来如何？”
“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两口子都依着守仁，在他公司里做事。听说贵妃还给守仁生过一个儿子，也不知真假。”
两个人在凉亭里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吉士起身，仍旧去楼上打牌。
端午很想早一点离开，又苦于打不着出租车，只得回到客厅找老田，想让他的那辆破“奥拓”捎他一段。可老田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眯缝着眼睛，对端午道：
“唱评弹的两个小妞，不是还没到吗？”
不知什么时候，守仁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端午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硬着头皮听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有点后悔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没人接。他只得假设若若已经在床上睡熟了。
国舅已经去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有立竿见影地把那两个评弹演员救回来。可见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通。
8
循着一缕幽暗的桂花香，端午把走廊墙上挂着的油画逐一看了个遍。不觉中，他已走到了大厅西侧的厨房。小顾正在指挥着两个厨子做夜宵。厨房里水汽缭绕。小顾竟然也听说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她熟练地搓着糯米小圆子，裹上白糖和桂花，放到油锅里去炸。随后，又将一只装有酒酿的玻璃瓶子递给端午，让他帮忙打开。
端午一边和小顾说着闲话，一边装出对烹调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时问上一两个连他自己都深感无聊的问题。比如豆沙馅里为何要拌入猪油？这个季节哪来的桂花？等等。他看见厨房里有一扇通往北边花园的小门，就从那儿踱了出去，来到了屋外。
“呼啸山庄”建在江边的一个平缓的草坡上。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草坡底端。那里有一片幽光粼粼的水面。它不过是长江的内江，为泄洪而开凿的人工河。河边有一把收起的遮阳伞，两张木椅。那是平时守仁钓鱼的地方。端午和吉士偶尔也来凑趣，在那儿垂钓，喝茶。
内河中有一道被青草覆盖的拦水坝，通往对面的长江大堤。黑暗中，河水有一股难闻的腥味。他能听见鱼的唼喋声。
端午拂去木椅上的露水，正准备在那坐一会儿，忽然看见对面的江堤上还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挥手。
当他沿着拦水坝，朝对岸走去的时候，身后的别墅里终于传来了咿咿呀呀的唱评弹的声音。只是琵琶声听不太真切。拦水坝上有泄水漫过，水流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你带烟了吗？”那人蹲在大堤上，朝他远远地喊道。
此时，端午已经认出她来，就站在水坝中央，对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我没有带烟的话，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绿珠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和守仁沾着点亲。她叫小顾姨妈，却奇怪地称守仁为“姨父老弟”，不知为何。平常聚会的时候，守仁也偶尔带她过来。端午和绿珠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有一点目空一切的矜持，不爱搭理人。她眼中的任何人都是另一个人。用守仁的话来说，仿佛一心要掩盖自己的美貌，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
在点烟的时候，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眼眶红红的，似有泪光闪烁。端午只当没有看见。两个人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并排坐在江堤上，看着江面。地上散落着几只细长的白色烟蒂。
端午问她为何一个人呆在这里，她也不答话。
“据说这一带就是过去看广陵潮的地方。”绿珠忽然道，她的声音里还夹杂着童稚的清亮。
“长江从这里入海，”端午道，“这一带，过去就叫海门。”
江面上起了雾。江堤往下，是大片的芦苇滩和几块漂浮在江边的沙洲，似乎一直延伸到江中心的水线处。看不到过往的船只。噼噼啪啪的引擎声和低沉的汽笛，在暗雾中远远地传来。黄色的雾霭隔绝了对岸的城市灯火，甚至就连对岸发电厂的三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也变得影影绰绰。
没有月亮。
“你看见前面那片渔火了吗？”绿珠朝远处指了指，“会不会是江边的渔民正在下网捕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端午果然看见江堤的西边有灯火闪动。像夏夜的荧光一样，似有若无，闪烁不定。
“想不想去看看？”
“那地方看着近，实际上远得很。”端午道，“都说看山跑死马，说不定走到天亮，我们也走不到那儿。”
“反正也没事嘛。”绿珠此刻已经站起身来，“你要不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
端午听见她说话嘟嘟囔囔的，就问她嘴里吃着什么。
“口香糖，你要不要？”她把口香糖递给端午的同时，顺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凉凉的。
他们沿着江堤，往西走。
绿珠的老家在泰州。父母都是生意人，分别经营着各自的电解铝和硫酸铜公司。父亲死后，她在十七岁那一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她到了甘肃的敦煌。她不想往前走了。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那年夏天，守仁利用他从德国拷贝来的技术，在西宁投资了一家生产塑钢门窗的企业。他和小顾处理完西宁的业务，闲来无事，就去了一趟鸣沙山的月牙泉。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雷音寺”的戈壁古刹，无意中撞见了绿珠，彼此都吓了一大跳。当时，绿珠正和一个从峨眉山来的“游方僧”，在香烟袅绕的天井里悠闲地喝茶。他们连哄带骗，将绿珠带回了鹤浦。
当小顾喜滋滋地拨通姐姐的电话，向她请功卖好的时候，绿珠的母亲只说了一句“我没这个丫头”，就把电话给挂了。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绿珠囔着鼻子道。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废弃的船坞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的铁锈味。她随便就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让端午不由得暗暗吃惊。
“你当时呆在雷音寺，是想出家吗？”端午拉着她的手，从巨大的钢梁的缝隙中穿过，以防她不慎掉入深不见底的坞槽之中。她的经历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出家没什么概念。”绿珠道，“我只是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死掉。我喜欢那里的深房小院，喜欢地上的青苔和大树的浓荫。院子的墙角有一丛木槿花，那不过是很普通的花。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用木槿来编织院子里的篱笆。正因为它太普通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其实它挺漂亮的。乳白色的花瓣，花底有黑斑，像蝴蝶的翅膀。那天下午，雷音寺里正好没什么游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傻看。一个光着脚的峨眉僧人打那经过。他老得不成样子，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哭了好半天。后来我就想，出家也许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那个和尚跟你说了什么话？”
“他先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回头看看，发现他嘴里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嘴巴瘪塌塌的。他说，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我开始没听清楚，想让他再说一遍，那老头早已走远了。”
她说，当她在雷音寺遇见“姨夫老弟”时，游方僧已经答应收她为徒，并给了她一个法号：舜华。她特别喜欢这个法号。因为在《诗经》中，舜华正是木槿的别称。
绿珠跟着守仁回到鹤浦。没呆几天，冷静下来的母亲还是从泰州赶了过来。她倒没有执意将绿珠领回去，而是将她托付给了妹妹小顾。临走时，给她留了一张银联卡。后来，守仁就和小顾商量，用卡里的钱送她去澳大利亚的一所会计学校读书。绿珠在墨尔本只呆了不到半年，就去了欧洲。当她把银联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又回到鹤浦来了。她说国外也没劲。哪儿都他妈的没劲。
守仁只得给她在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可绿珠从不去公司上班，有兴致的时候，就陪着她的姨妈，伺弄那一园子的花草和蔬菜。
他的手机响了。
虽然端午心里早有准备，可家玉的态度之严厉，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他不想当着绿珠的面与她吵架，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故作轻松地与她周旋。这显然进一步激怒了家玉。
“你在哪儿？我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嗯？你竟然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什么是啊是啊！你别装糊涂。我告诉你，在美国，你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最后这一句话把端午惹火了。
去你妈的美国。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家玉的怒骂答非所问地敷衍着，嘴里说着“好阿好啊，以后再谈”，随后就关掉了手机。
他们已经沿着江堤走了好长一段了。当他们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刚才经过的船坞的铁塔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而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加浓烈。端午几次建议她原路返回，可绿珠却兴致不减：
“就快要到了嘛！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从渔民手里买点活鱼带回去，说不定还有螃蟹呢！”
他们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没有张网捕鱼的渔民。没有鲜鱼和螃蟹。想象中的渔火，就是从这个垃圾填埋场发出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在垃圾山的顶端，几十个人手拿电筒，穿着长筒的胶靴，挤成一堆，在那儿翻检垃圾。离他们不远的堤坝下，是一个用垃圾围成的场院，里面有一家小吃店。几个垃圾清运工正在露天围桌而坐，大声地说着话，喝着啤酒。
绿珠并没有显露出大失所望的样子。她向端午要了一根烟，在江堤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正在喝酒的司机。
端午也只得强忍着难闻的臭气，挨着她坐下来。不知道哪一个念头触动了她的伤情，绿珠的情绪再度变得抑郁起来。端午正想着找什么话来安慰她，忽听见她低声地说了一句：
“妈的，就连这几个非人，也过得比我好。”
“什么叫‘非人’？”
“就是烂人。”
“人家好端端的，又没惹你。”端午笑了起来，“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过得比你好？”
“他们至少还能及时行乐……”
“难道你就不嫌臭吗？”过了一会儿，端午像哄小孩一样地问她。
“我无所谓。”绿珠说。
“难道我们就守着这个垃圾场，一直呆到天亮？”
“我无所谓。真的，怎么都无所谓。”她还是那句话。
“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他开玩笑地对绿珠说。
这时，绿珠抬起泪眼婆娑的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笑道：
“只可惜，没有妙玉来请我们喝茶。”
9
端午从“呼啸山庄”回到家中，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了。
守仁亲自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单元楼下。守仁还送给他两条“黄鹤楼”牌香烟，一袋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大米，当然，也少不了小顾为他准备的一大网兜新鲜蔬菜。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向守仁道别时，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
他在灯下补写昨天的日记。开头的一句竟然是：
美好的事物扑面而来。
紧接着的一句话与第一句毫无关联：
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
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若若已经刷完了牙，正在给鹦鹉喂食。自从家玉从川西的藏区带回了这么个宝贝之后，儿子就一次也没有睡过懒觉。他担心佐助饿着。他给它喂松仁、葵花子、南瓜子、黄小米，给它喝蔬菜汁。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他还时不时在瓜子松仁的外面裹上一层烤化的黄油。
“老爸，本来，我昨天想替你说谎来着。可惜失败了。”在餐桌上，若若把煎鸡蛋塞在面包里，讨好地对他说。
“什么意思？”
“昨晚老妈九点钟打来一个电话。我撒了个谎，说你正在洗澡。她说那好吧，就挂了。可问题是，她在十一点多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又怎么呢？”
“我还说你在洗澡。”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妈就说，嗯？他两个小时都还没把澡洗完吗？”
“然后呢？”端午摸了摸他的头，又替他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了拽，问道。
“我说了实话，老妈发了飙。”
儿子的话让他再度陷入到令人厌恶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向家玉解释昨晚的事。虚构故事，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当然，他也意识到，与绿珠相识所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出窍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迟钝。
送走儿子之后，端午仍然毫无倦意。他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了会儿音乐。巴赫的平均律。自从换上了蔡连炮寄来的胆管之后，古尔德的钢琴声果然更加饱满，且富有光泽。他甚至能够看见遗世独立的古尔德，坐在一张母亲为他特制的小矮凳上，夸张而古怪地弹着琴，旁若无人地发出多少有些病态的哼唱。端午喜欢一切病态的人。他想起两年前，他曾和欧阳江河去蒙特利尔参加一个诗歌节。旅途中，同行的诗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古尔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白求恩的雕像。
可他没能听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十点多，单位的同事小史给他打来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对他说：“刚才冯老头到资料室来找你。他来过两次了，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替你说了一个谎，说你去文管会了。”
“别老说去文管会啊。我还可以去别的单位啊，比如文物局啊，计委啊，发改委啊，当然，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生病的。”端午笑着对她道。
她说的谎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
“冯老头刚走，老鬼就来了。他中午要请我去天天渔港吃刀鱼，你说怎么办？”
“那就去呗！”端午笑道。
小史“呸”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10
地方志办公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色小洋楼，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它是各类小动物天然的庇护所：老鼠、蟑螂、白蚁、壁虎、七星瓢虫，不一而足。自从有一天，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火赤练”的无毒花蛇被发现以后，原先在这里驻扎的妇女联合会决定连夜搬家，给正发愁无处栖身的方志办腾出了地方。
端午刚来的时候，因单位没能提供宿舍，他被默许临时住在办公室过夜。那年冬天，他用电炉煮面条时，不小心烧穿了木地板。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个接着一个从焦黑的地板洞里钻了上来，一共五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端午的棉鞋上。那些肉色的、粉嫩的、楚楚可怜的小家伙，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于老鼠的不良印象。他还从中挑了一只最小的，养在笔筒里，每天喂以残菜剩饭，希望它像传说中的隐鼠一样，为他舔墨。明显是营养过剩，小老鼠被他养得又肥又壮。等到它有足够的力气顶翻笔筒上盖着的那本《都柏林人》，便逃之夭夭，不知了去向。
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困扰着他的，是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那么，鹤浦市政府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常设机构？自从1990年8月他从鹤浦矿山机械厂调到这里的那天起，端午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有限的几本书之外，端午对于方志掌故一类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只是隐约地知道，过去的地方志通常是由个人编撰的，如被称为“淮左二俞”的俞希鲁和俞阳。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调入地方志办公室，是给地方上的某个“村野学究”当助手。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局级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十余名。不仅有主任、副主任，还下设编审科、编撰一科、编撰二科、档案科、资料科等诸多部门。
一般来说，地方志差不多30至50年才会重修一次，这是惯例。可市政府最近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盛世修志”的设想，将修志的间隔缩短为二十年。但即便如此，在无志可修的年月里，这么多人挤在那座阴暗潮湿的小楼里，如何打发时间？
好在还有“年鉴”一说。
既然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新鲜事那么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统计数字，又那么的庞杂和激动人心，社会发展的成就，自然需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再说，年鉴的编辑和整理，也可以为日后大规模地重修地方志准备必要的资料。
尽管这里的工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矿山机械厂；尽管除了他本人之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律在五十岁以上，且心理状态都有些不太健康；在小史调来之前，方志办竟没有一位女性；当他每次去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年鉴编写时，对方的神色既愤怒又不屑；尽管，每当家玉与他吵架时，都会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说实在的，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他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已换过三个。去年刚来的这一位，名叫郭杏村，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一件闹得沸沸扬扬又无法查证的风化案，他不得已同意了市里平级调动的方案。和他差不多同时调入方志办的小史，虽说人有点笨，但作为这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还是颇得郭主任的青睐。老郭经常来资料科，找她畅谈人生。有时候，据说半夜里还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去茶室打牌。
小史在背地里叫他“老鬼。”
老郭既然是主要领导，当然就有理由什么事都不做。真正业务上的负责人是鹤浦一中的一位退休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终审，名叫冯延鹤。这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性格古怪的小老头。
他有一种病态的洁癖。为照料办公室里的几盆兰花，为毫无必要地定期清理他的房间，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他常年戴着一副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因担心别人将细菌传给他，从不跟人握手。他又担心别人说话时会将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走到他身边时，都必须自动后退两步，他才跟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话。端午还曾为他写过一首诗，题为《鹤浦方志办的古尔德先生》。
可惜他不会弹钢琴。
冯延鹤对下属的业务能力很不信任。他从来不屑与端午说话。半年前，趁着一年中最为空闲的夏秋之交，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见样学样地搞了几次“集体学习”。他从鹤浦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位研究古汉语的副教授，说是要给大家补一补古文字方面的课。没有人把这种小学生过家家似的学习当回事。第一次上课，就有超过一半的人趴在桌上睡大觉。冯延鹤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中断了教授的讲课，亲自走过去，把正在睡觉的人一一推醒，然后，他随手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一组古代的人名，诸如伍员、皋陶、郦食其、万俟卨之类，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说：如果有人全部正确地读出这些人名，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以后也无须参加这一类的集中学习……
在小史的竭力怂恿和推搡之下，在恶作剧的掌声之中，谭端午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忐忑不安地把黑板上的那些名字读了一边。他读完了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小史低声地对他表达了自己愚蠢的担忧：
“亲爱的，我怎么觉得你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错了呀？”
当冯延鹤宣布端午全对，并询问他毕业于哪个大学时，小史的脸红得像发了情的鸡冠，恼羞成怒地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虽然端午获得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的权利，可他并不打算将它兑现，而是颇为谦恭地缩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乖巧地望着他的领导。这就给了冯延鹤一个错觉，误以为他是一个谦虚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并从此对他关爱有加。
当然，通过这一次的集体学习，冯延鹤也确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仿佛握有别人案底似的，可以一劳永逸地从下属们自惭形秽的银行中，支取稳定的利息。
其实冯延鹤十分健谈，也喜欢下围棋。虽说他自称是业余三段，可谭端午以业余初段的棋力，想要故意卖个破绽输给他，都要颇费一番脑筋。有一次，下完棋复盘的时候，冯老头让他“无所顾忌，直言无隐”地谈一谈对方志办工作的看法。端午头脑一热，就大发了一通牢骚，并认为方志办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取缔。
冯延鹤皱起了眉头。他建议端午好好地去读一读《庄子》。因为“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他给端午讲了一番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大道理，随后，冯老头他开始大段引用庄子的语录。什么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啦；什么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啦；什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啦，诸如此类。
尽管端午是中文系毕业的，对他的那些话也听得似懂非懂。但最后那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且悄悄地将它记在了心里：
“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冯老头六十多岁了，可记忆力却十分强健。每次端午去闲聊，老冯都要跟自己谈上半天的《庄子》。奇怪的是，每次所引用的内容都不一样，绝少重复。这样一来，不到半年，他等于是将《庄子》重读了一遍。
依照端午的观察，尽管他嘴上说得好听，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可圣贤的那些话对他做人的修养，却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效用。这也是让端午感到绝望的地方。下棋的时候，每当端午吃掉他三五个子，要将死子从棋盘中提去的时候，冯老头就会本能地去抓端午的手，不让他动，好像是挖了他心肝似的。至于悔棋，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端午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冯老头两个月之后竟然还记得催他还钱。
不过，端午还是很喜欢这个精瘦的小老头。
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冯延鹤从来不闻不问。而郭主任因为常常要去找小史谈理想，嫌他碍手碍脚，因此对他的无故旷工，也乐得视而不见。即便是碰到负责考勤的副主任来查岗，小史只要替他撒个谎，事情就对付过去了。
每年的年终考评，端午竟然都是“优秀”。
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就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
11
谭端午走进那座灰色的砖楼，正碰上小史和老鬼从楼上下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看来他们正打算去天天渔港吃刀鱼。老鬼拿着手机，正和什么人通话，端午就有了不和他打招呼的借口。小史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眼睛中露出了猎物落入陷阱时的那种恐惧的清光，仿佛在无声地央求他一块儿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上楼的时候，端午又回过头去打量了小史一眼。他发现，至少从她颀长而性感的背影来看，老鬼不惜花费巨资，请她去品尝刚刚上市的刀鱼，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没有去资料科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二楼的总编室。
冯延鹤站在书架前，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书架上那些厚重的书籍取下来，用湿抹布小心地拭去灰尘。他听不清冯老头呜噜呜噜哼着什么曲子，反正十分难听就是了。似乎是淮剧，仔细一听又像是沪剧或扬剧，可当他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领导唱的，竟然是“洪湖水浪打浪”。
端午担心吓着他，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没想到，还是把冯老头吓得直打哆嗦。
“鬼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冯老头将手里的抹布向他挥了挥，“你先坐。我这里一会儿就完事。”
他将最后几本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不紧不慢地将抹布放在脸盆的清水里搓洗，然后平平整整地将它摊在窗台上去晒。他在放了一个婉转的响屁之后，端起脸盆，拿了一块肥皂，去了盥洗室。
冯老头做事自有他刻板的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苟且和纷乱。但在端午看来，这也未尝不是强迫症的某种症候。
“你是抽烟的吧？”冯延鹤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条装在塑料袋里的“苏烟”，推到端午的面前，“拿去抽。我不懂烟，也不晓得这烟好不好。”
“您这是干吗？这怎么好意思？”端午慌忙道。
“我们都是南方人，你也就别跟我您您的！听了让人别扭。庄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藏，这烟也是旁人送我的，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不过呢，烟你也不能白抽，得帮我点小忙。”
冯延鹤笑了笑，将茶缸里泡着的假牙拿出来，甩了甩水，塞到了瘪塌塌的嘴里，猛地一下，那张脸又恢复了往常的尊严。端午忽然明白过来，刚才冯老头唱歌跑调，除了天生的五音不全之外，大概也与他没带假牙有关。
“是不是最近又写诗了？”端午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的领导。
他想起冯延鹤曾经给过他几首古体诗，请他帮忙介绍出去发表。那些诗在好几家诗刊社转了一圈，最后又给退了回来。最后，端午只得求徐吉士帮忙，后者从中任意挑出两首，替他登在了《鹤浦晚报》的娱乐版上。
“最近可没心思弄那玩意。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最近刀鱼刚刚上市，我听说，人民路上有家天天渔港……”
“不了不了。我昨晚一宿没睡。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端午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话。他担心，假如他们真的去了天天渔港，就有撞见老鬼和小史的危险。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冯老头想了想，笑道，“是这样的，我呢，在乡下有一个儿子，去世好几年了。几天前呢，我那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女找到城里来了。我知道她们大老远来找我，准是没什么好事。果然。孙女去年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不说太好吧，也在十名之内，排名在她后面的好几个人，都上了重点中学，我那孙女呢，竟被分到了一个野鸡学校。这倒也不去说它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她就被学校高年级的几个捣蛋鬼带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将她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摸了去。你说什么事啊！我那小孙女平常胆子就小，经这么一吓，就再也不敢去上学了。我那儿媳妇，就带着她找到鹤浦来了，让我无论如何，在鹤浦一中替她想想办法——”
“你原来不就是从鹤浦一中出来的吗？”端午不解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冯老头苦笑了一下，又接着道，“都以为我是鹤浦一中出来的，还当过语文教研组组长，如今呢，不管真的假的，又被返聘到市政府工作，好像我有什么通天的能耐！其实呢，你知道的，我有个屁办法！鹤浦一中的校长是新调来的小年青，我觍着这张老脸，去找他求情，你晓得那畜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也是做教师的出身，竟如此为老不尊，带头坏了学校的风气。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谈什么公平公正？谈什么教书育人、师道师德、和谐社会？这畜生，呸！也配跟我谈师德！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排比句，刀刀见血，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后来就有那晓事的跟我说：这事也怨不得校长，找他通门路的条子，装了满满一抽屉，他也没得办法。这事要能成，你这张老脸没用，非得有狠人出面不可。”
说完，冯延鹤眼巴巴地看着端午。
端午被他盯得莫名其妙，尴尬地低了头，不无讥讽地对老冯道：“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够得上你说的‘狠人’的级别吗？”
“这个我自然清楚。”冯延鹤忙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不过，若是尊夫人肯出面帮忙，打个招呼，也就一两句话的事。”
“要说狠人吧，她平常在家，对我倒是挺狠的。”端午其实已经提前知道，冯老头要说什么了，甚至也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说。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勉强笑道：“她不过是一个律师，你让她跟谁去打招呼？”
冯延鹤的眼神飘忽不定，渐渐地就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笑道：“你懂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太多的皱褶需要展开。像松松垮垮堆在腹部的脂肪，藏污纳垢。仿佛他略过不提的那个名字，是一个人人都该明了的平常典故。笑容像冷猪油一样凝结在端午的脸上。
这一类的话端午倒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徐吉士曾收到过一封蹊跷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检举家玉为了让儿子进入鹤浦实验学校，“用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向教育局的侯局长行贿。这封信当然被吉士压了下来。不过，同样的话，被这个成天嚷嚷着“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的冯延鹤暗示出来，似乎更为秽亵。端午不免惭怒交加，没有理会冯延鹤递过来的饼干桶。
略微定了定神，端午还是故作轻松地向他的上司表示，他可以给家玉往北京打个电话。
试试看。
片刻的沉默过后，冯延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在他办公室睡一会儿，还是回资料室去睡？
这个问题，倒是很容易回答的。
回到资料科的办公室，端午拉上窗帘，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在脑袋底下垫了两本年鉴，躺了下来。可他一分钟也没能睡着。满脑子都是家玉一丝不挂的样子。
他想起了那年在华联百货再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的一只手，插在别人的口袋里，脑袋撒娇般地靠在那人肩头，在一种静静的甜蜜中，打量着玻璃柜中琳琅满目的珠宝。她的脸比以前红润了一些。马尾辫上扎着一条翠绿色的丝绸缎带。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长得十分彪悍，即便是背影，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也许正在挑选结婚用的戒指。男人搂着她，手里举着一枚铂金戒指，在灯光下细细地察看。家玉忽然就僵住不动了。她从墙上的一块巨大的方镜中看见了端午，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那个男人缓缓地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他。他的块头那么大，而家玉的身体却是那么单薄。
一种他所谙熟的怜惜之感攥住了他的心。
端午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看着她那疑惑、明亮而惊骇的眼神，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玄奥、诡秘和壮丽。
他装出没认出她的样子，迅速转过身去，消失在了自动扶梯旁拥挤的人流中。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对这个邂逅的场景很少提及。端午还是忍不住会让自己的回忆一次次停留在那个时刻。因为正是在那一时刻，他的世界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倾斜、错乱乃至颠倒。其实，不论是庞家玉，还是从前那个羞怯的李秀蓉，他都谈不上什么了解。前者因为熟悉而正在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而后者，则在他的脑子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暗影……
一阵劣质香水的气息，飘浮在午后滞重的寂静之中。他知道，小史回来了。她捏他的鼻子。歪着脑袋，望着他笑。
她告诉他，单位又发食用油了，她刚才路过工会，帮端午也领了一桶。
“怎么样？全身而退？”端午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她道。
他让小史赶紧去把窗帘拉开。要是老郭冷不防闯进来，感觉就有点暧昧。
“暧昧一点怕什么？”小史咧着嘴傻笑，“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
这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喜欢跟他逗闷子。她跟端午几乎无话不谈。比如，在一次关于伟哥是否有用的争论中，小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得意地向端午炫耀说，她的第二个男朋友，绰号叫“小钢炮”的，因为服用伟哥过量，一个晚上与她“亲热”的次数，竟达六次之多。她这样说，多少有点让人心惊肉跳，从而生出不太健康的遐想。虽说她有口无心，但这一类的谈笑，使本来轻松无害的调情，有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怎么这么高兴？不会是老郭又给了你什么新的许诺了吧？”
“你还别说。”小史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在补妆。镜子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在墙上跳动着。她侧了一下脸，又抿了抿红红的嘴唇，接着道：“我问老鬼能不能借钱给我开饭店，他说，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能把饭店开起来，我就辞职跟你去端盘子，怎么样？”
“端盘子这样的事，哪舍得叫你去做？”小史道，“不如跟我合伙吧。你出一半的钱，坐地分赃怎么样？我在大市街还真的看中了一间店面，月租金只有四千多一点儿。我想把它盘下来，可以先开一家鱼餐厅，你晓得我爸爸……”
“端盘子还可以接受，”端午打断了她的话，笑道，“合伙当老板就算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吗？”
“这年头，做个小老板，基本上跟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啊。”
“那你在这个单位死耗着，就不是无期徒刑啊？”
“那不一样，”端午成心逗她，“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还是自由的，可以随时辞职啊。”
“你是说，从一所监狱，跑到另一所监狱？”
端午一时语塞，倒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她。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小史或许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自从来方志办上班的第一天，小史就嚷嚷着要在鹤浦开一家饭馆。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她的家在江边的渔业巷。父亲是个打鱼的，每天出没于长江的风波浪尖之上。如果能开一家餐厅，至少鱼是不用发愁的。开饭店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曾发誓赌咒般地对端午说，如果哪位有钱人愿意给她的饭店投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可在端午看来，她显然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弄反了。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嫁给他”，早已不是一种恩惠，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而且，嫁给一位有钱人，要比在鹤浦开一家饭馆困难得多。
“噢，对了，冯老头今天早上那么着急上火地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小史剪完了指甲，用指甲刀的反面挫着手指的棱角，不时地用嘴吹一下。
“一个老鬼还不够你烦的吗？别管这么多闲事行不行？”端午沉下脸来，语调多少有点生硬。他抓起电话，让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他送外卖。
包子。油条。还有豆浆。
“你说冯老头那个人，这么大岁数了，真能干出那样的事来？”半晌，小史又道。
端午一愣，转过身去，吃惊地望着她：
“你是说什么事？”
“妈的，你也有好奇心！是不是？”小史冷笑道，目光有点锋利。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他病恹恹的，连撒泡尿都费劲，真不信还能生出儿子来。”
端午被他一激，终于没好意思再问。不过，他对于正在单位风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也并非没有耳闻。
12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中旬。阳光并不是很炽烈，太阳被云层和烟霾遮住了。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视太阳而不必担心被它灼伤。
天气仍然又闷又热。
大概正是麦收时节，郊区的农民将麦秸秆烧成灰做肥料。烟雾裹挟着尘埃，笼罩着伯先公园，犹如一张巨大的毯子，悬停在旱冰场的上空。伯先公园内仅有的鸟类，乌鸦和麻雀，在肮脏的空气中飞来飞去，坚忍不拔地啁啾。蝉鸣倒是格外地吵闹，在散发着阵阵腥臭的人工湖畔的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假如是在冬天，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蒙古草原和江淮平原，驱散了鹤浦化工厂那肮脏的空气，扫荡着数不清的灰尘、烟霾和悬浮物，送来清冽的寒风，伯先公园的天空将会重新变得高远，将会重现绿宝石般的质地。
现在是夏天，他能指望的，只有天空滚过的雷声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暴雨过后，烙铁般的火烧云会将西山衬得轮廓分明，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那个时刻，即便站在自己卧室的阳台上，端午都能看见山上被行人踩得白白的小径，看见上山烧香拜佛的老人。
每当这个时候，端午总会贪婪地呼吸。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换气。他的内心，会涌现出一种感激的洪流——那是一种他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既羞愧，又令人庆幸。
这天傍晚，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对他说，他们的班主任鲍老师想请他去学校做一次演讲。
“这么说，你们的班主任也知道我？”沉睡在他心底的虚荣心，再度苏醒，泛滥，令他感觉良好。
“那当然！”儿子此刻已经把佐助脚上的铁链子解了下来。他让鹦鹉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打着他那绿松石一般的羽毛，“是暴君亲口对我说的。”
他们的班主任姓鲍，学生们都管她叫暴君。
“那么，什么时间呢？还有，你们老师让我讲什么题目？”端午想搂住儿子亲一下，却引起了佐助的嫉妒心，它的尖喙毫不犹豫地啄向端午的手背。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给暴君打个电话问问？”有一种亮晶晶的光芒，在儿子的眼中飞快地闪了一下。
可若若并不知道鲍老师的手机，他只记得办公室的电话。
因担心老师们下班，端午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往办公室打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头。他说鲍老师正在隔壁的会议室，给参加全省奥林匹克竞赛的队员们作报告。不过，他还是决定去隔壁叫她。
“您哪位？”鲍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为自己的报告被打断而露出明显不悦的口气。
“我是谭良若的家长，我叫——”
“您有什么事？”她的声音明显更为严厉，而且不客气地打断了端午的自我介绍。这清楚地表明，她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兴趣。
端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由得回过头去，打量起自己的儿子来。若若此刻正在用一种崇敬而期盼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眼珠黑黑的，亮亮的，眼神中半是畏葸，半是狡狯。端午只得硬着头皮和暴君周旋。一心盼望着，尽快结束与她的通话。
“没有哇，我们何曾请你来演讲……这孩子，没影子的事，怎么能胡编乱造？再说了，现在学校都快放假了，我这边又要忙着送孩子去南京比赛，没有时间安排你来演讲。我忙得，唉，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
“大概是孩子弄错了。”这一次轮到端午打断他的话了，“那就算了吧。鲍老师，再见。”
“哎，你等等——”在电话的那一端，暴君试图阻止他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她的声音也变得稍微柔和一些了：
“你孩子无端说谎，这可不是小事！这学期，我们的确邀请了几位家长来学校演讲，可那都是成功人士。你不在被邀请之列，也许你儿子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希望你到学校来露露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无中生有。我明天会找他来办公室谈话。如果有必要，他还得写检查。关于这一点，希望家长配合我们。不过，虽然我们事实上没打算请你来讲演，既然您自告奋勇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倒不妨给你安排一场演讲。我想问一问，你是学什么的？”
尽管端午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既羞愧又愤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儿子的班主任。他必须克制自己，忘掉他那个自命不凡的自我，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我是学文学的。”他嗫嚅道。同时，他龇牙咧嘴，使得整个脸部的肌肉彻底变形，借此自我解嘲，缓解压力。
“我的意思是，你能讲什么？您来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怎么样？等等，让我再想想，孩子们都喜欢张晓风和郑渊洁，你选一个，给孩子们谈谈你的阅读体会可以吗？喂，可以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十点半，我把我的一节语文课让给你。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只能给你一节课的时间。”
“可是，我，鲍老师，本来——”
“您就别谦虚了。明天上午见。我这里正忙着呢，对不起，我先挂了。”
晚上，庞家玉打来电话检查儿子的家庭作业，并让他在电话中背一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端午跟她说了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事。
“那多好啊！”家玉兴奋地对他喊道，“你终于肯出山了。太好了。正好借机与鲍老师沟通沟通。几次开家长会，你都不肯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太好了。颜颜的爸爸刚去过，他是个大画家，上星期去讲过人物素描；淘淘的爸爸是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使压岁钱增值的报告；丫丫的爸爸是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讲解青铜器；露露的爸爸是国资委的……哎，他们请你去讲什么呀？不会是诗歌吧？这至少说明，你还是有点影响的，是不是？”
端午只得将傍晚与鲍老师通电话时极为尴尬的情景，向家玉说了一遍。
他不想去。因为这种自己找上门去的感觉太过恶劣。更何况，他既不喜欢张晓风，也不喜欢郑渊洁。没什么道理。就是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连一个字也没读过。家玉半天没说话，她在想什么，端午并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既然鲍老师跟你说定了讲演的时间，你得去。无论如何都得去。俗话说，宁可得罪十君子，不能得罪一小人，宁可得罪十个小人，也不能得罪孩子的班主任。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礼还没送，我担心等我回来，学校大概早已放假了。趁着明天去演讲，你快想一想，给老师带点什么礼物好？”
庞家玉提到了几个化妆品的名字。CD。兰蔻。古奇和香奈儿。可她又担心，像鲍老师那样死抱住韩国品牌不放的人，不一定能知道这些化妆品的真正价值。既然鲍老师那里要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不能怠慢。否则的话，万一穿了帮，就不好办了。可数学老师是个男的，送他香水和化妆品，显然不合适。所以，还没等端午发表什么意见，家玉自己就把香水方案否决了。
那么，送加油卡又如何呢？
鲍老师开着一辆“奇瑞”，送加油卡倒是挺合适的。可问题是，另外两个人是否开车却不很清楚。如果他们没车，加油卡还得设法变现，这等于是给人家添了一堆麻烦。他们心里一烦，礼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当然，直接送钱也不太好。因为，在这三位老师之中，假如有一位道德感尚未最终泯灭（家玉补充说，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小），那么，在面对赤裸裸的金钱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犯罪感……
家玉提出了她的最终方案：去家乐福超市购买三张购物卡，每张卡充值1500。
“家乐福超市九点钟要关门，你得赶紧去。如果你放下电话就打车去的话，应当还来得及。”
既然端午已打定主意不去家乐福，也不打算给暴君他们带什么礼品（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演讲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借口，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她。
吃过晚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晓风和郑渊洁的作品。儿子竟然不用人督促，自己就去洗了个澡。还把自己最喜欢的SNOOPY图案的T恤衫从衣柜中翻了出来，穿在了身上，对着镜子，梳了半天的头。
好像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正是他本人。
端午的感受正好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瘦弱的儿子。想象着儿子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小小希望和好奇心，像泡沫那么璀璨而珍贵，他只能徒劳地期望这些泡沫，至少晚一点碎裂。
当他坐在电脑前苦读张晓风的作品时，儿子早已歪在床边睡着了。他张着嘴，鼾声应和着海顿四重奏的节奏，使一种神秘的寂静，从潮湿而闷热的夜色中析离出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海顿的音乐再好听，也比不上儿子在黑暗中绵延的呼吸让他沉醉。
他觉得自己为儿子付出的所有的煎熬、辛劳乃至屈辱，都是值得的。
这样一想，就连张晓风或郑渊洁的文字，仿佛也陡然变得亲切起来，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般不可卒读。
直到海顿的那首《日出》放完，端午才意识到，自己在床边看了他多久。
第二天上午，下起了小雨。他乘坐16路公共汽车来到儿子的学校，在门口接受保安礼貌而又严格的询问和检查。
这其间，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约他在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见面。他听徐吉士说起过这个地方，可从来没去过。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好”字，就把手机关了。
沿着空荡荡的走廊，端午探头探脑地来到了六年级五班的教室门口。鲍老师正在给学生训话。她梳着齐耳短发，脖子又细又长，可脸上的下颌部居然叠着三层下巴。时间已经过了11点。他站在教室门口，透过窗户，目光依次扫过学生们的脸。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若若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他。为了让父亲看见自己，若若从座位上猛地直起身子，可是他担心这一举动遭到老师的责骂，又迟疑地坐了下去。
他的脸，被前排的一个高个子女生挡住了。
鲍老师终于讲完了话，从教室里走了出来，严肃地将端午从头看到脚，眼神就有点疑惑。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抱着她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回办公室去了。
教室里一片静穆。因为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端午临时决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不乏幽默的开场白省去，开始给学生讲课。
儿子若若突然像箭一般地冲上了讲台，把他的父亲吓了一跳。
原来是黑板没擦。
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知道，孩子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可若若还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他不时得意地打量着周围的同学们，揣摩着他们对父亲讲课的反应。他不时地将身体侧向过道的一边，以便让父亲能够看到他——可在讲课的过程中，端午根本不敢去看他。
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等到他终于讲完了课，走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发现鲍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端午有些回忆不起来，刚才在他讲课的时候，鲍老师是否一直站在窗外，远远透过窗户，注视着教室内的一举一动。鲍老师说，因为这次演讲是临时安排的，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她无法说服财务科给他支付报酬，不过：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你就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她把书递给端午，端午赶紧夸张地道谢并佯装欣喜。
书名挺吓人的：《通向哈佛的阶梯》。
雨忽然下大了。
鲍老师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听她“汇报”一下孩子最近的表现。鲍老师原本打算请他去办公室谈，端午将手机向她晃了一下，抱歉地对她说，他约了一个朋友，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绿珠一连发了六个短信来催他。
“你见过驴拉磨吗？”鲍老师对他的推脱未予理会，忽然笑着问他。
“没有啊。”端午不解地答道。
即便这会儿没有短信过来，他还是不时地查看手机的屏幕，故意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驴在拉磨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给它蒙上眼睛？”
“不知道啊。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你给驴子蒙上眼睛，他在拉磨时就不会犯晕。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其次，蒙上了眼睛，驴子在工作中就更为专注，一旦眼睛蒙上了，它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拉磨上，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驴子的工作就更有效率。你晓得的，一旦驴子发现自己是在重复地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它马上就会厌倦的。而蒙上了眼睛，它会误以为它在走向通往未来的富有意义的道路。只要它愿意，它甚至会任意地想象沿途的风景：山啦，河流啦，花花草草啦……”
端午发现，鲍老师的嘴角两侧各有一团唾沫，挤成两个圆圆的小球。浮在嘴角，但就是不掉下来。而且，据他观察，她的脖子特别地细长。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去掐它，很适合把握。
他揣摩鲍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也要像对付拉磨的驴子那样，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上？可又不敢问。
好在鲍老师马上就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也许不很贴切。但随后，她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做大人的，眼睛也应该蒙上。
13
“荼靡花事”是一家私人会所，位于丁家巷僻静的旧街上，由一座古老的庭院改建而成，大门正对着运河。店名大概是取《红楼梦》中“开到荼靡花事了”之意。
大雨将街上的垃圾冲到了河中，废纸、泡沫塑料、矿泉水的瓶子、数不清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的浮岛。河水的腥臭中仍然有一股烧焦轮胎的橡胶味。不过，雨中的这个庭院，仍有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荼靡花事”几个字，刻在一块象牙白的木板上。字体是红色的。极细。门前的檐廊下，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
庭院的左侧是一座小巧的石拱桥，通往西院。过了季的迎春花垂下长长的枝蔓，几乎将矮矮的桥栏完全遮住了。店中没有什么客人，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替他打着伞，领他穿过石桥，走过一个别致的小天井。
她看见绿珠正趴在二楼的窗槛上向他招手。
绿珠今天穿着一件收腰的棉质白衬衫——领口滚着暗花，衣襟处有略带皱褶的饰边，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看上去，多了几分令他陌生的端庄。那张精致而白皙的脸，也比以前略显丰满，添了一点妩媚之色。端午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她过去的那副随心所欲的慵懒样子。
桌上有一盆烤多春鱼，一块鹅肝。几片面包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桌子中央有一个青花的香碟，插着一支印度香，香头红红的。袅袅上升的淡淡香气，很容易让人一下子静下来。
“怎么，你要出远门吗？”端午瞅见她身边的墙角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尼龙登山包，便立刻问她。
“和姨父老弟闹翻了。”绿珠纤细的手指捏着一只柠檬片，将汁挤在多春鱼上。桌上的一瓶白葡萄酒已喝了差不多一半。“我们昨晚大吵一架。我以后再也不回那里去了。”
“是不是因为，姨父老弟对你动手动脚？”
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端午就后悔了。刚见面坐定，就和她开这样的玩笑，不免给人以某种轻浮之感。好在绿珠不以为意，她冷冷地笑了一声，给端午斟上酒，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道：“他的伪装，甚至没能保持24小时。”
端午听出她话中有话，就不敢再接话。朋友间的秘密，总让他畏惧。可绿珠既然开了口，她是没有任何忌讳的：
“跟你说说也无所谓。从雷音寺的僧房里遇见他和姨妈，到他在火车上要搞我，前后不到24小时。我晚上起来解手，他就把我堵在了厕所里。我谎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从那儿进去。我说我不喜欢乱伦的感觉，他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还说什么，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我就只得提醒他，如果我大声叫喊起来并报警的话，火车上的乘警，是不会认得他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地方真不错。”端午环顾了一下这个幽寂的房间，有意换个话题，“树荫把窗子都遮住了。要是雨再大一点，似乎更有味道。”
“这是鹤浦最美的地方。”绿珠果然丢下了关于姨父老弟的恐怖故事，忧悒地笑了笑，喃喃道，“深秋时更好。迟桂花的香气酽酽的，能把你的心熏得飘飘欲仙。完全可以和西湖的满觉陇相媲美。人在那种气氛下，就觉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常常来这儿喝茶，读点闲书，听听琵琶，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你打算去哪儿？回泰州老家吗？”
“去你家呀！”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他以为绿珠是在开玩笑。可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似乎是期待着他有所表示。端午感觉到自己心房的马达正在持续地轰鸣。身上的某个部位肿胀欲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当然，我家也不是不能住。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他的声音很轻，带着让他自己都感到厌腻的羞怯。
“我不会白住的。”绿珠不依不饶。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她更加露骨地对他说，“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端午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话刚才你已经说过一遍了。”绿珠诡谲地笑了笑，提醒他。
端午脸憋得通红，有些不知所措。他将那本被雨水淋得湿乎乎的《通向哈佛的阶梯》朝他晃了晃，正打算换个话题，跟她说说去儿子学校演讲的事，手机滴滴地响了两声。
有人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端午飞快地溜了一眼，脸色就有些慌乱。当然，绿珠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老婆来的吧？”
“不不，不是。”端午忙道，“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逗你玩的啦。你放心好了。我才不会住到你家去呢！”绿珠咯咯地笑个不停，给他的盘子里夹了一条多春鱼，“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订好了一家酒店，你不用担心。我最不喜欢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人。畏首畏尾，却又工于心计。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着的，都是肮脏的欲念，可偏偏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社会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搞坏的。”
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来上菜，端午就问她洗手间在哪儿。
“在楼下的花园边上，我这就领你去。”服务员朝他嫣然一笑，声音极轻，听上去竟然也有几分暧昧。
端午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楼上，看见桌上的酒瓶已经空了。绿珠正在吃药。她将抗忧郁的药片小心翼翼地抖在瓶盖里，数了数，又从里边捡出一粒，仍放回瓶中，然后就着杯中的一点葡萄酒，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就像阳光在草地上突然投下的一片云影，笼了一片灰暗的阴翳。
“我现在就靠它活着。”绿珠的眼神有点迷离，“早晨吃完药后，就一心盼着五六个小时的间隔赶紧过去。”
“为什么？”
“好再吃第二次啊。这药和毒品没什么两样。”
“你吸过吗？”
“什么？”
“毒品啊。”
“海洛因之类的，我没试过。”绿珠点了一根香烟，“我只吸过大麻，两三次而已。没什么瘾的。”
“有没有想过试着练练瑜伽？”端午道。
“练过。瑜伽，静坐，泡温泉，包括什么饥饿疗法，我都试过，没什么用。”
“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治疗忧郁症。”
“你说的是森田正马？我试过两个月，确实有点效果。但我没耐心，坚持不下去。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有一步，你是万万不能跨出去的。跨出去再想收回来，那就难了。我本来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安全地把自己的一生打发掉。”
“蒙上眼睛？”
“对，蒙上眼睛。”
绿珠的话，听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端午几次想问她，所谓的第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在泰州那样的小地方，她与她的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对她其实并不了解。仅仅是在江边的大堤上散过一次步，发过五六封Email。如此而已。有过一两次，绿珠把她写的诗发给端午看，都十分幼稚。
雨似乎已经停了。不时有水珠从桂花树上滚落，重重地砸在地面的青石板上，每一声都那么的沉。
“以后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呆在酒店里吧？”端午心事重重地看着她，语调中的冷漠和敷衍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绿珠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直到依靠安眠药的作用昏沉沉地睡过去。脑子里一直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你知道的。”
绿珠的声音轻得让人几乎听不到，就如一声叹息。她的目光既哀矜，又充满挑逗。端午误以为她说的是性，其实他想岔了。
“当我把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死法，全部都想过一遍之后，才会安静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自杀的。最好的死法，就是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下，走着，走着，脚一软，随随便便倒在路边的什么地方，倒在垃圾桶边上，眼睛一闭，就算完事。”
“那么，最不好的死是什么？”
“死在医院里。”绿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的气管被切开了。里面插满了管子，食物通过鼻子流进胃脏。每隔半小时，让人吸一次痰。大小便失禁 ——哦，那是一定的。可问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知道你的亲人，哪怕是最亲的所谓亲人，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最糟糕的，当漂亮的女护士给你插尿管的时候，模糊的欲望竟然还能使它勃起……”
“喂，我说你能不能不用‘你’这个词？”端午笑着提醒她。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你，而是我父亲。他当时只有四十三岁。我把他那温热的大便从长满褥疮的股沟之间用纸包起来，握在手里，它就像一段刚刚出炉的烤肠。尽管我愿意自己死上一百次，换回他的生命，但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在盼着他早点死掉。”
绿珠忽然不吱声了。
她那白得发青的脖子扭向窗外，回过头来，目光迅速地扫过端午的脸。眼睛中的疑惑和惊骇很快变成了燃烧的愤怒。
端午看见小顾和陈守仁各自拿着一把伞，站在楼下的天井里，正朝楼上望。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司机。
“是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的，是不是？”
绿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你刚才接到一个短信，竟然骗我说是天气预报！那时候你已经打定了主意出卖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去了洗手间，你他妈的站在小便池上，一只手忙着手淫，一只手给陈守仁打电话，是不是？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出卖我，是不是？我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朋友，看成是大哥哥，你心里很清楚。陈守仁是一坨什么样的狗屎，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还是决定要出卖我，是不是？”
绿珠开始了呕吐，把刚刚吃下去的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药丸都吐了出来。端午赶紧去扶住她，一边帮她捶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纸盒里取餐巾纸，替她擦嘴。绿珠的脸靠在他肩头。在呕吐物的刺鼻气味中，仍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她脸上的肌肤凉凉的，像绸缎那样光滑。她轻声地朝端午笑了笑，“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
小顾已经上了楼。她将绿珠像婴儿般地搂在怀里，哭道：“珠啊，就为这几句话的事，你就闹成这样！从早上四点到现在，你姨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人都急疯了呀！珠啊，有话我们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绿珠根本不搭理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端午。一缕乱发飘散在额前，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
“你已经忘了在Email里跟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这个犹大！你连西门庆都不如。西门庆乱搞女人，至少还有情有义，你呢？最多一个应伯爵，连陈守仁都不如。还有脸谈什么西比尔的笼子，什么艾略特，什么枯草的歌唱，水流石上的轻响，什么画眉鸟隐隐在松林里高歌，淅沥淅沥，沥沥沥，沥你妈个头！陈守仁至少还有勇气作恶，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一个漂浮在海上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跟在人家后面拣点吃剩的残渣。什么‘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妈放屁！”
小顾和司机一边一个，架着绿珠下楼，可她仍不时地扭过头来冲着端午大骂。两个穿旗袍的侍者傻傻地站在楼梯口，其中的一个用手遮住了嘴。脸上、心里都在笑。
“这丫头，有点不太好弄。”守仁望着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由于他带着宽大的墨镜，端午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跟你们说好，让我慢慢劝她回去，你们不要出面的吗？怎么还是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端午一脸木然。
“嗨，小顾的性子，你又不是不晓得。她甚至已经通知了公安局和刑警大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绿珠要是出了鹤浦的地界，这辈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得着你的信儿，就像房子着了火，拦都拦不住啊！”守仁用餐巾纸将登山包上的呕吐物擦掉，将它背在背上，对端午一晃脑袋，示意他下楼。
“到底因为什么事？你们又闹成这样。”
“请你说话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又。”守仁字斟句酌地纠正他，“其实这丫头一直跟我们处得挺好。以前我们从没吵过架。唉，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我以后再找机会给你慢慢解释。”
他们来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他看见小顾和司机怎么也无法将绿珠弄到车上去。她拼命地用手捶打着车窗的玻璃。
“这车的玻璃，别说是用拳头，就是用锤子砸，也砸不碎。”守仁嘿嘿地笑了两声，朝门口站着的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努努嘴。他们立即会意，赶紧过去帮忙。
“这么一折腾，你这个青年导师的形象，可算是彻底破产啦。至少，犹大这个恶名，你这辈子就别想洗清啦。这丫头倔得很。”
过了一会儿，守仁又笑着对他小声道：“你也真是的，跟她吹什么牛不好，偏偏要谈艾略特！我提醒你，你这可是班门弄斧啊！这屁丫头，能把《荒原》从头背到尾，不论是查良铮版、赵萝蕤版，还是裘小龙版，都能一字不落，你信不信？”
端午的脑子里空空的。他还在想着绿珠生气时的样子。仿佛从她眼睛里不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的灵魂。他的心有点隐隐作痛。他看见那几个人已经将绿珠按在了汽车后排的坐垫上。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中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
他赶紧转过身去。
几个人已经成功地将绿珠塞进了车里。小顾褪下车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朝守仁喊了一声“鞋”。
守仁在端午的肩上拍了一下，走到车边，捡起绿珠掉下来的那只红色半高跟皮鞋。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前排。
凯迪拉克轰鸣着飞驰而去，溅起了一片泥浆。
端午茫然若失地站在“荼靡花事”的檐廊下，手里还捏着那本鲍老师送给他的《通往哈佛的阶梯》。
他经过运河边的街角，顺手将它扔进了一个苍蝇乱飞的垃圾桶里。
14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15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他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劝说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阴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哥哥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哥哥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在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哥哥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端午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治疗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的绿色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叠叠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
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翼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一连串打击，端午不甚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自己，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儿。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桔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滋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眨”。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儿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说王元庆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
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儿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