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只蜻蜓，早已被他捏烂了。
“我梦见了你妈妈——”老虎说。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有什么稀奇。”小东西不屑一顾地说，“我天天晚上都会梦见她。”
“那都是从小照看的。”老虎说。
小东西有一件稀罕之物。那是他妈妈在日本时拍的小照，小东西唯一的宝贝。
他不知道将它藏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塞在中衣的衣兜里，一会儿压在床铺的枕席底下，没事就一个人偷偷地拿出来看。可是这张小照还是被喜鹊弄坏了，她把它泡在水盆里，用棒槌捶，又用手搓，等到小东西从裤兜里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变成一团硬硬的纸疙瘩了。小东西追着喜鹊又哭又咬，就像疯了一般，闹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小照放在水里泡开，轻轻地抚平，放在灶膛里烘干。照片上的脸虽然模糊不清，但小东西还是视如珍宝，他再也不敢随身带着它了。一提起这些事，老夫人总是不停地抹眼泪，甩鼻涕：“这孩子，平常有人提起他娘来，他都是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他不想他娘，唉……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就没个完。
老虎走到池塘边，让马喝了水，然后再将它牵回马厩里去。小东西早已抱来了一抱干稻草扔在食槽边，两个人都将鞋子上的马粪在路槛上蹭了蹭，这才关上门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
“你说，什么叫革命呀。”在回家的路上，小东西突然问他。
老虎想了想，就认真地回答说：“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他突然站住了，眼睛里亮晶晶地，不怀好意地看着小东西，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对他说：“告诉我，你最想跟谁睡觉？”
他原以为小东西一定会说：妈妈，不料小东西高度警惕地看着他，想了想，说：“谁也不跟，我自己睡。”
他们俩走到村口的时候，隐隐约约地看见村里的铁匠王七蛋、王八蛋兄弟手里握着大刀，拦住了一个外乡人，一边问这问那，一边推推搡搡。那个外乡人背上背着一架长长的木弓，在路上被他们推得直打转。看上去，他是一个弹棉花的。
他们盘问了他半天，又在他脸上了几个耳光，就放他走了。
老虎得意地对小东西说：“我说的没错吧，想打谁耳光就打谁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可是，他们干吗要拦住他呀？”小东西问。
“他们在奉命盘查可疑的人。”
“什么是可疑的人？”小东西又问。
“探子。”
“什么是‘探子’？”
“探子就是——”老虎想了半天，回答道，“探子就是假装自己不是探子…
…“
他大概觉得自己没有把这件事说清楚，就又补充道：“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探子？王七蛋他们是在找个茬打人玩儿。”
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喜鹊和宝琛都在四下里找他们。
晚上吃饭的时候，夫人又在不住地长吁短叹。她今年才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像是一个老太婆。她的手抖得厉害，甚至端不住碗、拿不稳筷子，又咳又喘，还常常疑神疑鬼。她的记性也糟透了，说起话来絮絮叨叨、颠三倒四。有的时候，一个人望着自己墙上的影子自言自语，也不在乎别人听不听。
通常，她在唠叨之前，有两句开场白：要么是：“这都是我作的孽啊！”
要么是：“这都是报应啊。”
如果说的是前一句，这表明她接下来要骂自己了。但是，她究竟作了什么孽呢？老虎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听喜鹊说，夫人在后悔当初不该把一个叫张季元的年轻人领到家中来。这张季元老虎见过，听说他是个革命党人。他是被人绑了石头扔到江中淹死的，用普济当地的说法，就是被人“栽荷花”了。
如果她说的是后面一句，那就表明她要骂校长。今天她说的是后一句。
“这都是报应啊！”夫人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当着众人的面，将它抹在了桌子腿上。
“我是好端端的打理她出嫁的，衣裳、被褥、首饰，别人该有的，她一件也不曾少。谁知道路上遇到了土匪。第二天长洲亲家派人来送信，我才知道实情。
村里的老辈们说，土匪抢人，多半是为了赎金，少则三五日，多则七八日，必然有人登门取赎金，交了钱，人就能放回来。我是天天等，日日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把眼睛都望穿了，一过大半年，屁，连个鬼影子也不见。“
每当夫人说到这里，小东西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一听见夫人说“屁”这个字，就会咯咯地傻笑。
“秀米这孩子，竟然说我舍不得花钱去赎她！要是真的有人来取赎金，我会舍不得那几个钱吗？这话亏她也会说出口，别说家里还有点积蓄，就是没钱，我哪怕拆房卖屋，把家里田产都卖了，也要赎她回来，宝琛、喜鹊，你们都说说，你们可曾看见有个什么人来取赎金？”
喜鹊低着头道：“不曾有人来过。连个影子也没有。”
宝琛说：“别说来人了，我还恨不得上门给他们送过去呢，可草鞋走烂了六七双，也不曾打听得她的半点消息，谁知道她原来就在花家舍。”
《人面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