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就太简单了。题材后瞻和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而且谈文学也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了。
刘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但我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
把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个命题的范围界限在哪里？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立论者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而已。我们不必过分认真。
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这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无须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其责；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在于读者自己，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预感到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一起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这种气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藉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本。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峰”“追穷寇”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来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文革是灾难，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中国新时期作家，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
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学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婚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具体的作者，也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他管不了那么多。
1986.1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