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①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27首。进入1980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人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1982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着工作人员的名，享受着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着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伙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睛，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着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呢！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像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睛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
韩一潭一愣：“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
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
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是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难道现在还有用？”
龙点睛坦率地说：“不光是歌颂‘革命样板戏’，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可丢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
韩一潭心里一震。他说：“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我们刊物上就发过不少，有的相当知名的诗人也写过，我还编过哩。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具体情况嘛。你何必把这事放在心上？何况你的还不过是手稿，并没有发表出来。”
龙点睛越发坦率：“如果发表出来了，那倒也就算了。不过既然没发表出来，我何必还让它飘在外头呢？你给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
韩一潭望着龙点睛，心里打颤。他费好大劲才抑制住了心里的厌恶感。他嗓音发涩地说：“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搁在哪儿了，还有没有……”
葛萍在他们说前几句话时，去厨房提开水壶去了，这时走回来给他们的茶杯添水，她觉得韩一潭不该怕麻烦，便发话说：“稿子？这十来年咱们什么时候扔过稿子？你那书架底下的柜橱里，不全是稿子吗？小龙当年的那稿子，准就在那里头……”
龙点睛忙高兴地说：“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细！老韩，就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
韩一潭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着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
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老韩，我瞒你干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看起来我这人才能有限，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可要想独立创作，写出名篇，得奖走红，恐怕没多大希望。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别看我比你资历浅，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有党票——这是政治优势！虽说我是‘文革’中人的党，可经得起调查；我不是‘造反派’头头，没参加过‘打、砸、抢’，像我这样在‘文革’中人党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数？我还有作品——这是业务优势，‘内行领导内行’，我够不上后头那个‘内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我今年才40出头——这是年龄优势！总起来说，我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条件，我看我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
韩一潭脸色发白，哆嗦着给他补充：“你还有更大的优势——能走上层路线……”
龙点睛欣然赞同：“对。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汇报动向、提供建议、跑腿张罗……老韩呀，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鼻子跟前工作，可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一点儿也不活泛……”
韩一潭冷笑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诗稿呢？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干干净净嘛！”
龙点睛爽性把话说到底：“当然！当年发了也就发了。可既然没有发出去，我也就没有必要让它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我就爽性让自己更完美一点——我要一点渣儿也不留！”
韩一潭瞪着他说：“我要是不给你呢？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
龙点睛满面不屑的笑容：“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不难排除的！你拦不住我上去，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你能安心过日子吗？……咳，说到底，我对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来，要那么做，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
在一旁的葛萍直到此刻，才意识到她的爱人正被人极其残酷地侮辱和蹂躏，但她的醒悟为时已晚。
韩一潭突然跳起来，冲进里屋，扑到书架前，跪在地上，使劲拽开两扇橱门，把里头的一叠叠稿件疯狂地往外抛撒，一边狂乱地叫喊着：“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
葛萍吓得心惊肉跳，她赶紧过去惶急地劝阻他：“一潭！你别这样！你干嘛？别激动！……”
可是龙点睛极其冷静，他走过去，弯腰细心地辨认着，他竟很快认出了他那一摞手稿，并且立刻抓到了手中。他把手稿塞进裤兜，从床铺上抓起他的大衣、围巾和鸭舌帽，从容地微笑着说：“老韩！嫂夫人！别生气嘛！我不过是开开玩笑……我这么块料，能当什么文艺官僚？就算在我们那个破单位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又怎么能管到老韩这儿来？我不过是想把这几首破诗，拿回去当个纪念罢了……快别激动！小心身体！我先回避，改日再来负荆请罪！”
说完，他竟抱着大衣，拿着围巾和鸭舌帽，径自飘然而去……
可怜的韩一潭！他当了一辈子老黄牛般的编辑，30年来提出了无数次的入党申请，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却遭此一劫，心力交瘁！
葛萍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韩一潭扶到床铺上和衣而卧，使他在假寐中平静下来；望着扔满一地的稿件，以及龙点睛在散乱的稿纸上所留下的“蛋饼纹”脚印，她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居然又有人来敲她家的屋门！葛萍简直要晕倒过去。她走到外屋门边，烦躁地问：“谁呀？”她决定不管谁来，一律要严拒门外。
“姓荀的住在这儿吗？我找荀磊同志！”她听见门外的人这样说。
“错了错了！”她近乎粗暴地回答说，“荀家住在东边那个小院！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事后回想起来，她感到愧疚，她干吗对这位无辜的陌生人发泄她的满腔怒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