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逢路过南门或西门，看见那破烂的城楼与城墙上的炮眼，文博士就觉得一阵恶心，象由饭菜里吃出个苍蝇来那样。恶心，不是伤心。文博士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是觉得这样的破东西不应该老摆在大街上；能修呢，修；不能修呢，干脆拆去！既不修理，不又拆去，这就见出中国的没希望。
中国的所以没希望，第一是因为没有人才，第二是因为有几个人才而国家社会不晓得去拔用。文博士这么想。以他自己说吧，回国已经半年了，还没找到事情作。上海，南京，北平，都跑过了，空费了些路费与带博士头衔的名片，什么也没弄到手。最后，他跑到济南来；一看见破城楼便恶心。
当他初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国与美国比，这不仅是原谅中国，也是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过高。按理说，他一回来便应得到最高的地位与待遇。倘若能这样，他必定有方法来救救这个落伍的国家；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来，至少他有那一套美国办法可以应用。算算看吧，全国可有多少博士？可有多少在美国住过五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可是，他早就预备好作退一步想，事情不要操之过切，中国是中国；他只希望每月进四五百块钱，慢慢的先对付着，等到羽翼已成，再向顶高的地方飞。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不过须缓缓的来，由教授或司长之类的地位往上爬，即使爬不上去，也不至于再往下落。志愿要大，步骤要稳，他不敢希望这个社会真能一下子就认清博士的价值。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国，因为自己到底得在这里施展本事——往不好听里说，是必须在中国挣饭吃。他想好了，既是得吃中国饭，就得——不管愿意不愿意——同情于这些老人民，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可怜他们，体谅他们。即使他们不能事事处处按照美国标准来供养他，他也只好将就着，忍受着，先弄个四五百元的事混着。
回来半年了，半年了，竟自没他的事作！他并没因此而稍微怀疑过他自己；他的本事，他的博士学位，不会有什么错儿，不会。那么，错处是在国家与社会，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他没办法。他，美国博士，不能从下层社会拾个饭碗，抢点饭吃；他必须一坐就坐在楼上。要是他得从扫地挑水作起，何必去上美国得博士？他开始厌恶这个不通情理的社会，处处惹他恶心，那俩城楼就是中国办法的象征。假若不为挣钱吃饭，他真不想再和这个破社会有什么来往！这个社会使他出不来气。
更可气的是，以能力说，他在留学生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留学生里能露两手儿，可是容易的事？哼，到了国内，反倒一天到晚皮鞋擦着土路，楞会找不到个事；他真想狂笑一场了。
在留学期间，他就时时处处留着神，能多交一个朋友便多交一个，为是给将来预备下帮手。见着谁，他也不肯轻易放过，总得表示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对比他钱多，身分高的，他特别的注意，能够于最短期间变成在一块儿嘀咕的朋友。比他身分低的，他也不肯冷淡。他知道这些苦读书的青年都有个光明的将来，他必须拉拢住他们，鼓励他们：“咱们联合起来，一群人的势力必定比一个人的大；捧起一个，咱们大家就都能起来！咱们不愁；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这个，即使打不动他们的心，到底大家对他亲密了一些。自然也有几个根本不喜欢听这一套的，可是他也并不和他们红着脸争辩，而心里说：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想起我的话来！
这样，贫的富的都以他为中心而联合起来——至少是他自己这么觉得——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才力与手腕。有时候宁肯少读些书，他也不肯放弃这种交际与宣传。留学生中彼此有什么一点小的冲突，他总要下工夫去探听，猜测，而后去设法调解。他觉得他是摸住大家的脉路，自己是他们的心房，他给大家以消息，思想，灵感，计划。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爱这种工作，东边嘀咕嘀咕，西边扫听扫听，有时觉得疲乏，可是心里很痛快。
他不算个不爱读书的人，可是慢慢的他看出来，专指着读书是危险的。有几个专心读书的人，总不肯和他亲近，甚至于不愿和他说话。他觉出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说。在他所谓的把握住现实之下，事情并不难作：种种代表，种种讲演，种种集会，种种打电报发传单，他都作过了，都很容易，而作得不算不漂亮。因为欣喜自己的作事漂亮，进一步就想到这些事也并不容易，而是自己有本事，在有本事的人手里什么事儿才也不难。
在美国五年——本来预备住四年，因为交际与别种工作，论文交不上，所以延长了一年——他的体态相貌蜕去少年时代的天真与活泼，而慢慢都有了定形，不容易再有多大变化。就是服装也有了一定的风格，至少是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后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动。中等的身材，不见得胖，可是骨架很大，显着不甚灵活。方脸：腮，额，都见棱见角，虽然并不瘦。头发很黑很多很低很硬，发旋处老直立着一小股，象个小翅膀；时常用手拍按，用化学的小梳子调整，也按不倒。粗眉，圆眼，鼻子横宽，嘴很厚。见棱见角的方脸，配上这些粗重的口鼻，显着很迟笨。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脸色，黄白，不暗也不亮，老象刚用热手巾擦完，扑上了点粉那样。这个脸色他带出些书气。
他似乎知道自己不甚体面，所以很注意表情：在听人讲话的时候，他紧紧的拧起那双粗眉，把厚嘴闭严，嘴角用力下垂，表示出非常的郑重，即使人们不喜欢他，也不好意思不跟他一问一答的谈，他既是这么郑重诚挚。轮到他自己开口的时候，他的圆眼会很媚的左右撩动，补充言语所不能传达到的意思或感情。说高了兴，他不是往前凑一凑，便是用那骨胳大且硬的手拉人家一下。说完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他的鼻上纵起些碎折，微微吐出点舌头，“啼”！迸出些星沫；赶紧用手遮住口，在手后唧唧的笑。他的话即使不是卑鄙无聊，可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不过，有眼，鼻，口等的帮忙，使人不好意思不听着，仿佛他的专长就是抓住了大家的不好意思。
唯一得意的地方既是淡黄的脸色，所以他的服装很素净，黑的或是深灰的洋服，黑鞋，高白硬领；只有领带稍带些鲜明的纹色，以免装束得象个神学的学生。这样打扮，也可以省些钱，不随着时尚改变风格与色彩，只求干净整齐；他并不是很有钱的人。
在美国住了五年，他真认识了不少人。留学生们你来我去，欢迎与欢送的工作总是他的，他的站台票钱花得比谁都多。他的消息灵通，腿脚勤紧，一得到消息，他就准备上车站。打扮整齐，走得很有力气，脚掌辗地，一辗，身子跟着一挺。脖子不动，目不旁视的一路走去，仿佛大家都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往左右看似的。他舍不得钱去坐车，可是赶上给女友送行，就是借点钱，也得买一束鲜花。把人们接来或送走，他又得到许多谈话资料：谁谁是怎个身分，在美国研究什么，在国内接近某方面，将来的工作是什么，他都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劝告大家对此人如何的注意。工作，方面，关系，发展，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边上，说得纯熟而亲切，仿佛这些留学生的命运都应当由他支配；至少他也象个相士，断定了大家的利钝成败。
当他得到学位，离开美国，到了船上的时候，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心中有点难过，一种并非不甜美的难过。无边无际的海水，一浪催着一浪，一直流向天涯，没有一点归宿。他自己呢，五年的努力，得了博士；五年的交际活动，结识了那么多有起色的青年；不虚此行！那在他以前回国的，不啻是为他去开辟道路，只要找到他们，不愁没他的事作；那些还在美国的呢，将来依次的归国，当然和他互通声气，即使不是受他指导与帮助的话。天水茫茫，可是他有了身分，有了办法，所以在满意之中，不好意思的不发一些闲愁，一些诗意的轻叹。
平日，他很能吃；在船上这几天，他吃得更多；吃完，在甲板上一坐，睡觉或是看海，心中非常的平静。摸着脸上新添的肉，他觉得只要自己不希望过高，四五百块钱的事，和带过来几万赔送的夫人，是绝不会落空的。有了事之后，凭他的本事与活动，不久就有些发展也是必然的。
在上海与南京，他确是见了不少的朋友，有的显出相当的客气，有的很冷淡；对于事情，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一概没有下落！他的脸又瘦了下去。他可是并不死心，不敢偷懒。到各处去打听朋友们的工作，关系，与将来的发展，他总以为朋友们是各自有了党派系属，所以不肯随便的拉拔他一把；他得抄着根儿，先把路子探清，再下手才能准确。果然，被他打听出不少事儿来，这些事又比在美国读书时所遇到的复杂多了，几乎使他迷乱，不知所从。事情可是始终没希望。
他感觉到南边复杂，于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个大学城，至不济他还能谋个教授。这次他是先去打听教育界的党系，关系，联属；打听明白再进行自己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打听来不少的事，及至来到谋事上，没希望。
失败使他更坚定了信仰——虽然他很善于探听消息，很会把二与二加在一处，到底他还是没打进去；想找到事，他得打进一个团体或党系，死抱住不放，才能成功。博士，学问，本事，几乎都可以搁在一边不管，得先“打进去”！这个社会，凭他几个月的观察来说，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
最后，他找出点路子来，指示给他：到济南去。
(2)
在北平，教授虽无望，文博士总可以拿到几个钟点。他不肯这样零卖。一露面就这么窝窝囊囊，他不干。哪怕是教授的名义，而少拿点钱，倒能行。新回国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誉。名片上，头一行是“美国哲学博士”，第二行必须是中央什么馆或什么局的主任才能镇得住；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学——顶好是国立的——教授；只是“教员”，绝对拿不出手去。
他硬拒绝了朋友们，决不去教几个钟点。饿死，是社会杀了他；饿不死，他自有方法打进一个门路去，非常的坚决。就凭一位博士，大概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饿死吧，虽然社会是这么瞎眼，他心里这样说。
对在美国认识的那些人，他根本不想再拉拢了。不行，这群留学生没本事，没有团结力，甚至于没有义气，他不再指望着他们。他看出来，留学生是学问有余，而办事的能力不足；所以好的呢作个研究员或教授，不好的还赶不上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地位。学问是条死路，钻进去便出不来，对谁也没有多大好处。留学生既是多数钻死牛犄角，难怪他们不能打倒老的势力，取而代之。他自己要想有发展的话，得舍弃这群书呆子，而打进老势力圈去；打进去，再徐图抽梁换柱，自己独树一帜。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书，或教个家馆呢，只要人头儿是那么回事，他必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那一天。既不能马上出人头地，那么去养精蓄锐先韬晦两年，也是办法；至少比教几个钟点，去赶上堂铃强。
拿定了这个主意，他投奔了焦委员去。焦委员的名片上没有印着什么官衔，因为专是委员一项已经够印满两面的，很难匀出地方把一切职衔全印进去，所以根本不印，既省事，又大气。由他这一堆委员，就可以知道他的势力之大与方面之多了。这在文博士看起来，是个理想的人物。拿着介绍信，文博士去了三趟，才见着焦委员。
焦委员没看那封介绍信，只懒洋洋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而后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美国哲学博士”；这就够了。他简截的把文博士放在“新留学生”的类下。焦委员的心中有许多小格，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为一类：旧官僚，新官僚，旧军阀，新军阀，西医，中医，旧留学生，新留学生……农学工商，三教九流，都各据一格。三眼两眼，把人的“类”认清，他闭上眼，把心中的小格拉开几个，象电池上接线似的彼此碰一碰，碰合了适，他便有了主意。对“新留学生”，他现在有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在政府里，党部里，慈善团体里，学术机关里，他已都有了相当的布置。现在，他想吸收农商。他比谁都更清楚：钱在哪儿，势力也在哪儿。国内最有钱的人，自然不是作官的，就是军阀；对这两类人，他已有了很深的关系，即使不能全听他指挥，可是总不会和他冲突，或妨碍他的事业。其次有钱的是商人，商人有许多地方不如作官的与军阀可靠，但是钱会说话，商人近来也懂得张张嘴，这是值得注意的。商人的钱忽聚忽散，远不如文武大官的势力那么持久稳固，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必有些人发财：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准确。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作经理，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再说，商与官本来相通，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或读书的人，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财力虽不大，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如药材，茶叶，粮米等行，字号老，手法稳，有的二三百年，一脉相传，没有突然的猛进，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这样的商家，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即使财力欠着雄厚，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象商会的会长，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总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他们不但是个势力，而且是个很持久的势力。在公众事业上，他们的姓名几乎老与官宦军阀名流齐列。焦委员想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的选择，好把他自己的势力与他们的联成一气。
富农，在国内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一县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里，要想找到一两家衬几十万的就很难了，农已不是发财之道。那在全省里数得着的几家，有的能够上百万之富，虽然还不能和官宦与军阀们相抗，可是已经算麟角凤毛了。不过，就是这等人家，也不是专靠着种地发的财；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开辟的都市，象上海与青岛等处，几块钱买到的地皮，慢慢变得值了几千几万，他们便成了财主。有的是用地产作基础，而在都市里另想了发财的方法，所以农村虽然破产，他们还能保持住相当的财富。这些，在名义上还是乡间的富豪，事实上已经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里，渐渐变成遥领佃租的地主。“拿”这些人，根本无须到乡间去，而只须在都市抓住他们；即使这些人在都市的事业有了动摇，他们在乡间的房子地亩还不会连根儿烂；所以，在都市里抓住他们，就可以把血脉通到乡间去，慢慢也扎住了根，这是种摘瓜而仍留着秧儿的办法，即使没有多大好处，至少在初秋还能收一拨儿小瓜，腌腌吃也是好的。
焦委员的办法便是打发新留学生们深入这些商家与农家去。拜盟兄弟，认干儿子，据他看，都有些落伍了，知识阶级的人们不好意思再玩这一套。而且从实质上说呢，这些远不如联姻的可靠。只有给他们一位快婿，才能拿稳了他们的金钱与势力。从新留学生这一方面看起呢，既是新回来的，当然对作事没有多少经验，不能把重大的责任付托给他们。况且政治上的势力又是那么四分五裂，各据一方，找个地位好不容易。至于学问，留学生中不是没有好手，可是中庸的人才总居多数；而且呢，真正的好手，学术机关自会抢先的收罗了去，也未必到焦宅门口来；来求他的，反之，未必是好手。那么，这些无经验，难于安置，又没多大学问的新博士与硕士们，顶好是当新姑爷。他们至少是年轻，会穿洋服，有个学位；别的不容易，当女婿总够格儿了。自然有的人连这点事儿也办不了，焦委员只好放弃了他们，他没那个精神，也没那个工夫，一天到晚用手领着他们。这一半是为焦委员造势力，一半也是为他们自己找出路，况且实际上他们的便宜大，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先得个有钱的太太，焦委员总不会享到这个福，他既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这个办法，在焦委员口中叫作“另辟途径”。被派去联络富商的名为“振兴实业”，联络都市里的富农的是“到民间去”。他派文博士到济南去，那里的振兴实业与到民间去的工作都需要人。他给了文博士一张名单，并没有介绍信，意思是这些人都晓得焦委员，只须提他一声就行了。其余的事，也并没有清楚的指示与说明，只告诉文博士到济南可以住在齐鲁文化学会。焦委员很懒得说话，这点交派仿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较强的呼气徐徐吐给文博士的。他的安恬冷静的神气可是教文博士理会到：他的话都有分量，可靠，带出来“照办呢，自有好处；不愿意呢，拉倒，我还有许多人可以差派！”文博士也看出来，他不必再请示什么，顶好是依着焦委员所指出的路子去作；怎么作，全凭自己的本事与机警；焦委员是提拔人才，不是在这儿训练护士，非事事都嘱咐好了不可。这点了解，使他更加钦佩这个老人，他觉得这个老人才真是明白中国的社会情形，真知道怎样把人才安置在适当的地方；他自己是个生手，所以派他去开辟，去创造，这不仅是爱护后起的人才，而且是敬重人才，使人有自由运动用才力的机会与胆量。最可佩服的还是焦委员那点关于联姻的暗示，正与自己在美国时所宣传的相合：当代的状元理应受富人们的供养与信托。他的圆眼发了光，心中这么想：先来个带着十万的夫人，岂不一切都有了基础？满打自己真是块废物——怎能呢——大概也不必很为生计发愁了。把这些日子的牢骚一齐扫光，他上了济南。
齐鲁文化学会很不容易找，可是到底被他找到了，在大明湖岸上一个小巷里。找到了，他的牢骚登时回来一半。一个小门，影壁上挤着一排宽窄长短不同，颜色不同，字体不同的木牌：劳工代笔处，明湖西洋绘画研究社，知音国剧社，齐鲁文化学会……他进去在院中绕了一圈，没人招呼他一声。一共有十来间屋子，包着一个小院，屋子都很破，院子里很潮很脏，除了墙角儿长着一棵红鸡冠花，别无任何鲜明的色彩。又绕了一圈，他找到了“学会”，是在一进门的三间南房。一个单间作为传达室，两间打通的是会所；都有木牌，可是白粉写的字早已被雨水冲去多一半了。他敲了敲传达室的门，里面先打了声哈欠，而后很低很硬的问：“干煞？”文博士不由的挂了气：“出来！”
屋里的人又打了个哈欠，一种深长忧愁的哈欠。很慢的，门开了，一个瘦长的大汉，敞着怀，低着头，走出来。出了门，一抬头，一个瘦长的脸，微张着点嘴，向文博士不住的眨巴眼。
“会里有人没有？”
“嗯？”大个子似乎没听懂。
虽然是四川人，可是很自傲自己的官话讲得漂亮；一个北方人要是听不懂他的话，他以为是故意的羞辱他。他重了一句：“会里有人没有？”
“俺说不上！”大个子仿佛还是没听懂而假充懂了的样子，语音里也带出不愿意再伺候的意思。
“你是干吗的？”
“俺也知不道！”
“这不是齐鲁文化学会，焦委员——”
“啊，焦老爷？”大个子忽然似乎全明白了。急忙进去，找着会所的钥匙，去开门；嘴里露出很长的牙，笑着，念道着“焦老爷”，顺手把钮扣扣上。
屋里顺墙放着一份铺板；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桌上铺着块白布，花纹是茶碗印儿和墨点子；上面摆着一个五寸见方的铜墨盒，一个铜笔架，四个茶碗，一把小罐子似的白瓷茶壶。桌旁有两把椅子。铺板的对面有个小书架，放着些信封信纸，印色盒，与一落儿黄旧的报纸。东西只有这些，可是潮气十分充足。大个子进去就把茶壶提了起来：“倒壶水喝，焦老爷？”
“我不是焦委员，我是焦委员派了来的！”文博士堵着鼻子说。
“喂，那咱就说不上了！”大个子把茶壶又放下了，很失望来的不是焦老爷。
看出来，这个大汉除了焦老爷，是一概不晓得。他得另想方法，至少得找到个懂点事儿的：“除去你，还有别人没有？”他一字一字的说，怕是大汉又听不懂。“俺自己呀，还吃不饱；鱼子他妈在乡下哪！粮贵，不敢都上来！”大个子的话来得方便一些了，而且带着一些感情在里边。
“我问你，‘会’里还有别人没有？”文博士的鼻子上见了点汗。
“那，说不上呢！”
“你是干吗的，到底？”
“俺？”大个子想了会儿：“不能说！”
也想了会儿，掏出块钱来：“拿去。告诉你，焦委员派我来的，我就住在这儿，都属我管，明白？”
大个子嘻嘻了几声，把钱拿起去，说了实话：会里的事归一个姓唐的管；唐老爷名叫什么？知不道。原先的当差的姓崔，崔三，是大个子的乡亲。崔三每月拿八块钱工钱。前四个月吧，崔三又在别处找到了事，教大个子来顶替着，他们是乡亲呀。大个子每月到唐老爷那里去领八块钱工钱，两块钱杂费，一共十块。崔三要五块，大个子拿四块，还有一块为点灯买水什么的用。崔三说，五块并不能都落在他手里，因为到三节总得给唐老爷送点象样的礼物去，好堵住他的嘴。崔三嘱咐过大个子，这些事就是别教焦老爷知道了。“俺姓楚哇，四块钱，还得给家捎点去，够吃的！”大个子结束了他的报告，叹了口气。别的事，他都不知道；唐老爷也许知道？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