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卒
本篇论述关系战争胜负的一些重要因素。
篡卒(1)
孙子曰：兵之胜在于篡卒(2)，其勇在于制(3)，其巧在于势(4)，其利在于信(5)，其德在于道(6)，其富在于亟归(7)，其强在于休民(8)，其伤在于数战(9)。孙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积也(10)。信者，兵【之】(11)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12)。取众者，胜□□□也。孙子曰：恒胜有五：得主****，胜(13)。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子曰：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14)。
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15)。不用间(16)，不胜。
不得众，不胜。孙子曰：胜在觉，明赏，选卒，乘敌之□。是谓泰武之葆。孙子曰：不得主弗将也……***……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17)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二百卅五(1)此是篇题，写在本篇第一简简背。篡借为选，篡卒即选卒，参看《威王问》注(51)。
(2)军队打胜仗在于选用强卒。
(3)士卒作战勇敢在于军法严明。
(4)军队作战机动灵活，在于利用形势。
(5)利，锐。意谓军队战斗力强，在于将帅言而有信。一说“利”即利害之利，此句意谓将帅有信，为军队的利之所在。
(6)军队具有好的素质，在于将帅明白用兵的道理。
(7)军用不绌，在于速战速决。亟(ji及)，急。
(8)军队战斗力强，在于养精蓄锐。
(9)军队战斗力挫伤，在于频繁作战。
(10)厚积，丰富的储备。意谓德行是军队的凭藉。
(11)“之”字原简写脱，据文义补。
(12)恶(wu勿)，厌恶。恶战，不好战。王器，王者之器。
意谓不好战才是用兵的根本。
(13)将帅得到君主信任，有指挥作战的全权，可以胜利。
(14)御，驾驭，控制。意谓将帅受君主牵制，不能自主，就不能胜利。
(15)乖，离异。意谓将帅不和，不能胜利o(16)间，间谍。
(17)安，疑问代词，相当于现代语的“哪里”。
【原文】孙子曰：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孙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取众者，胜囗囗囗也。孙子曰：恒胜有五：得主****，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子曰：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孙子曰：胜在尽囗，明赏，选卒，乘敌之囗。是谓太武之葆。孙子曰：不得主弗将也（以下为散简、缺文）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
【译文】孙膑说：“用兵取胜的关键在于选拔士兵。士兵的勇敢在于军纪严明，士兵的作战技巧在于指挥得当，士兵的战斗力强在于将领的信用，士兵的品德在于教导。军需充足在于速战速决，军队的强大在于百姓休养生息，军队受损伤在于作战过多。”孙膑说：“品德高尚是用兵的深厚基础。讲信用，就是要对士兵明确颁示奖赏。能够进行殊死战斗的士兵是用兵的王牌”孙膑说：“常胜办法有五条：将领得到君王充分信任，得以全权指挥军队时，可以取胜；将领懂得用兵规律，可以取胜；将领得到广大士兵的拥护，可以取胜；军队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可以取胜；将领能够充分了解敌情，并能利用地形，可以取胜！”孙膑说：“常败的原因也有五条：将领受君王控制而不能独立指挥，不能取胜；将领不懂用兵规律，不能取胜：将领不和，不能取胜；将领不能得到广大士兵拥护，不能取胜。”孙膑说：“取胜在于明确赏格，选拔士兵，趁敌军这是用兵取胜建立奇功的法宝。”孙膑说，“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是无法统兵作战的”一是信，二是忠，三是敢。什么是忠？就是忠于君王。什么是信？就是对悬赏讲信用。什么是敢？就是敢于抛弃不正确的东西。如果不忠于君王，就不敢领君王的兵打仗。如果对奖赏不讲信用，就不能得到士兵的拥护。如果不能抛弃错误的东西，士兵就不会敬服。
【解析】这篇文章不长，子数不多，但内容十分丰富，论述了带兵用兵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谓句句精辟，字字珠玑，值得字斟句酌，细细品味。该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兵之胜在于选卒”这一观点，在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之后，孙膑又突出强调“明赏、选卒是谓太武之葆”。孙膑在两于多年前就提出这一主张，并将其突出为用兵取胜的法宝，这确实了不起，十分难能可贵。那时，虽然中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不像汉朝开始独尊儒术以后那样，把人严格分成“治人”和“治于人”两大类，突出少数统领人物的决定作用，但毕竟还不是都能认识和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一般的认识和主张还是君王、将帅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当时武器装备水平低，更容易突出武艺高强的将领的作用。而孙膑却能独树一帜，旗帜鲜明地提出选拔士兵是用兵取胜的关键，说明他是一位高明的军事家，他的这种主张，为后代许多卓越的军事家所接受，并用于自己的用兵作战。在这里，我们首先想到了诸葛亮，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文章专门论述军兵的训练问题。把选拔和训练士兵作为他出任刘备的军师后抓的第一项工作。那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后，有一天，诸葛亮问刘备：“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刘备说：“不如也。”诸葛亮说：“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刘备说，“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诸葛亮说，“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随后，刘备立即召了三千民兵，诸葛亮天天从早到晚训练这三千新兵。不久，十万曹兵果然来犯，诸葛亮训练的新兵派上了用场，在战败曹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出类拔萃的。前面已提到，他就亲自挑选两千精兵，组成敢死队，每当战斗紧要关头，他总是亲自带领这支军队，冲锋陷阵，克敌致胜。至于他亲自在宫廷中训练军士射箭，那更是传为佳话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其群众观点当然是历代军事家所不能相比的了。他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我国历史上的军事家同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列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至于兵民在我国革命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可说是前无古人的。从古至今的无数事例，一次次证明孙膑的“兵之胜在于选卒”这一主张，确确实实是“太武之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民本思想理当为各级领导所信奉，所身体力行。然而事实却不尽然，我们不少领导说起群众路线，大概都能一套一套的，滔滔不绝，但实际上他们未必真把群众当回事，却往往认为可以随意摆布或者可有可无。考察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原因，工人技术水平低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是该像孙膑提的那样“选卒”，像诸葛亮论述的那样“习练”呢？须知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绝不应是一句空话，连西方资本家都那么重视职工全员培训，重视调动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我们的领导又该如何认识，我们的企业家又该如何做呢？“兵之胜在于选卒”或许能开阔一下我们的思路。这篇文章的另一认识也十分重要，这就是“其强在于休民”，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要强大，必须让百姓休养生息，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军事方面，而且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民富才能国强，百姓是源头。唐太宗登基后，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仅仅几年就医治好连年战争的创伤，百姓富足了，国家也就强盛了，贞观盛世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安定富庶的太平盛世。这个道理今天也算是至理名言，近年，中央领导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实证。这篇文章除以上两点外，还论述了军纪、指挥、军兵的品德教育等重要问题，孙膑将这些问题列为用兵胜败的决定因素，从而提出了“五常胜”与“五常败”，即是做好五个方面，可以保证军队常胜，做不好军队就会常败。这五个方面分别是：统兵将领能否得到君主充分信任和授权，将领是否懂得用兵规律，将领能否得到广大士兵的拥护，全军上下左右是否同心协力，将领是否了解敌情及会否利用地形。作者以对比的形式列出这五项，显得十分突出，十分重要。这五个问题，有的后面还有专文论述，这里只就两点作些概括的分析。关于军队的指挥问题，这包括将领是否得到君王充分信任和授权以及将领本身是否善于指挥，可用一个事例恰当地予以说明。魏主曹丕病死之后，曹真等大臣拥立曹睿继位，当时曹睿年幼，朝政实际靠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四位顾命大臣支掌。诸葛亮想趁魏主曹睿年幼，司马懿训练兵马尚未成功之际，进兵伐魏，完成他统一中原的心愿。但诸葛亮仍然担心司马懿领兵作战，难于取胜。这时，马谡建议乘魏国新丧，曹睿刚登基，年龄又小，朝臣争权之机，用反间计除去司马懿。诸葛亮采纳马谡意见，派人去散布流言，张贴告示，说司马懿要谋反，这一计谋果然奏效，曹睿信以为真，太尉华韶和司徒王朗又乘机进言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被罢去官职，回归故里，他所统领的雍，凉兵马，改由曹休统领。诸葛亮得报高兴极了，当即上《出师表》，请求出兵伐魏。后主当然批准。诸葛亮带领战将数十员，大军30万，屯驻汉中。赵云自愿请战，担任先锋，由邓芝随同，带领副将十员，精兵五千，先行进入魏国境内。魏主得报，大吃一惊，慌忙向群臣问计，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惇愿意前去抵敌，曹睿就任命他为大都督，统领关西兵马前去迎敌。蜀魏两军在凤鸣山相遇，魏军先锋韩德的四个儿子很快败在赵云手下，死的、伤的、被活捉的，无一幸免。韩德吓破了胆，抢先逃跑，八万军兵溃不成军。韩德回报，夏侯惇亲自出战，又是大败而回。后来诸葛亮领军到来，施用巧计，连破魏军几座城池，大军直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魏军的大都督夏侯惇早已成了蜀军俘虏。魏主曹睿得到警报，吓得要命，忙问：“谁能给我打退蜀兵？”魏国朝臣互相推诿，最后由曹真任大都督，王朗任军师，调集20万大军前去迎战蜀军。结果，第一次对阵，诸葛亮就在阵前骂死了王朗，接着又将计就计，利用魏军前来劫寨的机会，大败魏军。以后又经几番较量，诸葛亮指挥蜀军兵将，连败魏军及魏军千方百计请来的15万羌兵。曹真一筹莫展，赶忙派人回朝求援。曹睿得报，毫无主意，还是太傅钟繇奏请重新起用司马懿，才算有了转机。司马懿受封平西都督后，一面调集南阳军马赶赴长安，一面先斩后奏，及时处理了孟达谋反事变，避免了孟达归降蜀国抄魏军后路的严重局面。曹睿得报，又对司马懿表示一番歉意，并授予见机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权。不久，司马懿利用诸葛亮误用马谡的错误，攻下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军。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权以及将领指挥的关键作用，当司马懿被罢官后，魏军统帅不善指挥，接连吃败仗，而司马懿复出后，马上扭转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进一步恶化，而且退了蜀军。这不仅有司马懿善用兵，指挥得当的因素，还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权问题。试想，如果司马懿不敢先斩后奏，及时平息盂达谋反，那将会出现如下局面：等孟达直接插入魏国都城时，恐怕司马懿也无回天之力了。由此可见，军队的指挥权是多么重要。在这里，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我国许多国营企业的危机问题，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没有充分的自主权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和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二是军队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问题，其中将领之间的团结和谐更加重要。国家也是如此。人们都知道历史故事《将相和》，廉颇和蔺相如消除误解和隔阂，同心协力辅佐赵王，才使赵国这样一个弱国能抗住强秦的各种压力，粉碎秦国的各种阴谋，保卫国家的独立完整。至于领军将领因同心协力而战胜强敌，或因不和因而败给弱敌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见。而在这里，人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团结同心或不和的现象呢？鄙人以为，关键是当事者以什么为重。蔺相如之所以对廉颇的歧视侮辱一忍再忍，是为了国家利益；廉颇之所以去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也是出于对蔺相如一心为国的高尚品格的崇敬，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将相同为国家利益，自然就和了。再看当今我国的一些单位、企业，往往也由于领导不团结而使得工作无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个人利益的纠缠。本文附录的残简中论述了“信”、“忠”和“敢”三个字，说明这三条也是带兵中极其重要的。文章说，做不到这三条就不能得到广大军兵的敬畏、信任和拥护，那结果将是统兵将领的灾难。这三条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本书其他篇章也谈到。而“敢”字，孙膑将其界定为“敢去不善”，值得作点分析。“敢”的含义很广，且都和统兵用兵大有关系，但孙膑全不涉及，唯独提出“去不善”，这说明孙膑确有过人的独到见解。作为统兵将领，勇敢、敢做敢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认错误、改正诸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在统兵中的重要，把这一条当做一个关键因素提出来。孙膑将这一条和“信”与“忠”并列，值得深思。有这样一个事例，那是曹操带兵去讨伐张绣路上发生的事。曹军进兵之时，正当麦熟季节，但行军路上，曹操却不见百姓收麦。他了解到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于是，曹操派人到远近各村传谕百姓及各处地方官员：“我奉天子诏命，出兵讨伐叛逆，为民除害。现在正当麦子成熟的时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现在起兵，为保护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经过麦田，有践踏麦子的，一律斩首！我的军法很严，众百姓不用惊疑。”百姓听了传谕，无不欢呼称颂，遥望尘土遮天的行军道路跪拜。曹军官兵严格遵守曹操的命令，经过麦田时，全部下马行走，用手扶住麦子，相互传递通过，无人敢践踏麦子。当曹操骑马行进时，忽然田里一只斑鸠惊飞起来，曹操骑的马受惊窜进了麦田，踩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当即叫来行军主簿，议处自己践踏麦田的罪。主簿说，“怎么能议丞相的罪呢？”曹操说：“我自己制订法规，我又自己违犯了法规，怎么能让众人心服呢？”当即抽出佩剑要自杀，众人急忙劝止。谋士郭嘉说：“古时《春秋》上有记载，‘法不加于尊’。丞相总领大军，怎么能自戕呢？”曹操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这一说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随即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说：“割下头发权且代替首级！”又派人把头发传给三军将士看，并告之：“丞相践踏麦田，本来应该斩首，以便执行号令，现在割下头发代替。”全军将士全都十分敬畏，无人敢不遵守军令。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统帅“敢去不善”的作用。